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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女艺人，用她的民国逻辑来思考大陆的事，可以看作一个留洋归来的热心邻居，在教一位没出过方圆三十里的老先生，何为开明？

她说点别的，也就罢了，观念与环境倒也分割不得。偏她所言，落到最后却是价值观的底线：真话未必就能好听。

这里的“真”，当然与虚伪、修饰相反，容易理解但不易践行。

《老子》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大意指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道理，尽管未必合理。

教科书将这里的“真”译作“真实”，我更愿意理解成“本原”。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真实”未必是那件事的“本原”，真也可以是假，它发生过，但看起来就是没人能理解成一个样。

不纠结这些了。马上就要过年了，“私人媒体”也会暂停几天，于它而言，真实的只是文字，本原却是写字人的心路。

附上那位女艺人的原话，她是谁并不重要。

“如果我守法，您能不能保障我生命的安全。如果我纳税，您能不能保障我劳力的付出不被贪腐夺走。如果我以您为荣，您能不能成为那不可置疑的光荣。如果我爱您，您愿不愿意听我说几句真话，而不是好话。”

道德和责任心不是用来装的，作为尚未解决基本幸福的人，有份工作不失业就是最大的责任心，不给政府添麻烦不让小家庭出乱子就是最大的道德，至于学什么雷锋、做什么超出个人职责范围之外的善举，我看是不必要的。出大于进的事，于上于下都不合理，更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我这通唠叨，是因为武汉晚报的一条新闻，让我哭笑不得。你能说这个保安善良么？好吧，即便是遵从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要，我也只能说大概是吧。但我坚持认为，一个愿意在腊月的凌晨3点起床为你开小区铁门还不带一句埋怨话的保安才是一个好保安。诸位保安对照这点去做，全国小区就全幸福小区了。

或者，我想表达，所有底层民众对富人的示好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仇富”这种事不可能在“博爱”之前消失。难为了这位保安蹲守一夜的委屈，也难为了媒体为了一句不存在的“谢谢”而愤概呼吁，更难为了围观者们只能用有没道德做个区分。

当然，有人可以理解成只有我才是真正的仇富，如果对象是一位下岗女工，不慎将救命的几千元钱遗失在停车场，然后这保安蹲守一夜侯来失主……或许，我就会大声叫好了。

我想我真的不会去骂。如果你有点生活经验，如果你理解贫富差距，你就懂五万元钱对于穷人的意义是全部，而对于富人的意义是……没有意义。底层的人们，若有闲心，该照顾好跟你差不多的人吧，那些上层人自有他的潇洒，就算也有痛苦，但不会像我们，每天为了柴米油盐挣扎，犯不着跟着他们凑热闹。

电影《死神来了》居然陆续拍了五部，我只看过前两部，便断定续集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剧情来表现相同的恐惧罢了。换句话说，我对恐怖片的理解有限的很，那些在我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虚假而遥远，又因遥远而难以勾引我对它的念想，靠想象谋市场的电影面对我这样的观众也只能是无语。

不过，有时候，我又觉得玩笑话未必没人当真，比如战神真的会来吗？如果他来了又该怎么办？

12号下午2点左右，一颗名为”战神”的小行星将运行到与地球距离690万公里的位置，目前”战神”正以每小时35000公里的速度飞来。美国已将”战神”列为潜在危险，但专家称”战神”绝不可能撞击地球…… 距离690万公里，时速3.5万公里……需要197.14小时到达地球，也就是8.214天，也就是12月21日一早……

不管怎样，有些巧合看上去挺有趣的。要不，就实在是这个世界太大太复杂，每天发生的事太多太多，以至于让我们用一种预设的立场去看待的时候，它真的好像就像是被演过的那样。这预设的立场，能让你将过去没有关注的事情放大来看，又将这些放大过的事串成一串来印证那个预设。

这本身是有趣的，尽管谈及的话题并不那么好玩。为什么谈的是末日呢？来点外星人访问地球该有多好？或者来点新预设，将人类的起源设定在海洋的深处，然后，诸位探险者和科学家可以踏遍万水千山去寻找证据，找希望要比找末日好玩的多。

我也该去找点希望，如果我觉得在凌晨4点起床本身就是一种有希望的象征的话，我更不该辜负这股热情，但我彷徨，不晓得如何面对失望。但我似乎也清楚，如果战神会来，就没有什么能叫做失望。是的，它也许真的会来。

创刊已100多年的法国《回声报》近期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称有49%的法国人认为自己是穷人或正在变得贫穷。这是当下法国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普遍认知？虽然去年有数据统计，法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都达到了3.1万欧元。而那个时候，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刚过1000美元。

如果拿中国农民来比较法国农民一定是自不量力，甚至，我也不确定在法国，农民到底属于什么样的阶层。不一定会像我们这边的农民那样没地位，等着国家扶持接济吧？就算我错误的用中国人的认知去理解法国，但有一点还是能明确的：整体来看，法兰西人比龙子龙孙们有钱的多。

不过，在央视上的中国，国民的幸福感却是空前高涨，这让我有理由相信，贫穷与幸福是可以被分割的，就像我们神奇的友邦朝鲜那样乐观。换句话说，中国人不会因为贫穷而觉得不幸福，法国人也该不会因为贫穷而失落什么。从这个角度去看，《回声报》大可不必担心什么。

至于幸福感，有朋友告诉我，“庸人自扰”是不幸福的根由。但我悟性低，对“扰”的程度拿捏不准。是担心有了上顿没下顿？还是说投资10来套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要如何协调银行贷款才算自寻烦恼？我这样的庸人不晓得多不多？

或者国人的幸福感来自羞耻心？我理解的羞耻心，不大适合在这里讨论，谁还没点不堪回首的过去呢？这种“过去”，其实不是已经发生过了不可改变的事，而是一种善于“遗忘当下，以为一切都会过去”的本领，因为面子问题，又倚仗中国人特有的善良，将刚刚发生的痛楚轻易的压住心底。这时若走过来一位央视记者，那面容自然也是一副善良，口里会痛快的回应：我幸福的很……

这种对现实的暧昧，是新闻里每天都发生的，多多少少都在提醒我们，这依然是一群孱弱的、不敢正视自己的、自卑又自私的人，这样的人，与他们谈任何感觉都是奢侈或庸俗的。不是吗？

最近，有一些上海人称我们外地人是“外地蝗虫”，因为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侵占”了他们“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利益。对此，我个人表示很遗憾，因为我们，本地蝗虫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实在是显得我们不够道德。

比方说，我家小孩在上海读书，不是因为我连续缴够多少年的社保，而是靠着拉低本地孩子的人均教育水准而得的一个机会。我能理解这种“侵占”，原本可以吃30元的商务套餐，如今只能吃10元钱的路边摊，任谁也不好接受，对吧？……那谁能告诉我，过去的30元都吃了些什么呢？又有谁能告诉我，我们这帮外地蝗虫缴的社保在为谁服务呢？

我曾试图理解，那种因为出生地而有的优越感是什么样的一种快感，即便是说一句“阿拉上海人”都能令自己陶醉半天，那种感觉应该很棒很美妙，我猜。我也期待自己说“我是东至人”的时候可以更骄傲一点，但心底里却在告诉自己别那么肤浅，毕竟东至不是上海，对不对？或者还是清楚的明白：谁他妈在乎你是哪里人，你有价值才叫重要！

人该被分类吗？也许希特勒没有这样的疑惑。血缘？种族？地域？无论按哪一种方式区分，一定都会有个高下优劣，结果必然是对立与偏见。今天，你可以区分外地人与本地人，明天，你就要区分精英与垃圾，后天，后天你恐怕就没机会参与区分了。

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很有限，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这十多年来，我生活的状态也不算好，但并不渴求得到什么意外的东西。这也是大多数外地人的心态吧。我知道这只是为了生活，像是一种交换，用青春，换一碗可以吃的饭，用努力，换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有什么错呢？难道本地人不需要这样做就可以享受生活么？

荒唐的是，大家都在辛苦谋生，但却不习惯彼此信任，甚至彼此攻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我实在想不起哪位名人说过这句话，看到被网友翻出来的一段视频，张兰女士信誓旦旦的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在脑子里充满疑问：是谁教她的呢？

当然，那段4分钟左右的视频，我只看了不到2分钟便关掉，看着又一个道德表演家在出演成人道德情操片，一件一件把自己的衣服褪尽，任谁个正常人也无法忍受下去。

我问谁教她如此，其实也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换我，看起来有钱有地位，在今天的中国会不会考虑移民呢？虽然这个答案回答不了我的疑问。说假话，敢说假话，而且能把假话说给全天下人听。若不是有人教她，她如何能做得出？

诚实一点来说，一个人选择留与不留，只是他个人基本的权利，没什么好讨论的。一个游戏选择哪些人用哪些方法去参加，也是这个游戏的规则而已，更不用多议。人生长恨水长东，众人一时看不透彻。唯一遗憾的是：做人不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罢了。

我听过一句话，说无产者无国。我分不清这话的对与错，要知道能分出对错，对我们这些小民来说重要的很，是方向性的问题。但很明显，如果有产者如张兰们也无国的话，留给我的不止是方向上的迷茫了，更多了“我来自哪里，要去哪里”的混乱。

小民们整天战战兢兢，混个三五斗米，求个身体健康，图个苦里作乐，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的也多有人在，想必这就是造成如今这局面的根由？如此，他们这些榜样是想要教小民学哪出呢？

话说回来，我还是那个问题，到底是谁教的她？

1996年，Panda熊天平与上华唱片签约，如愿由一名音乐爱好者成为正牌歌手。在这之前，是长达八年的辛苦等待，这令Panda备感折磨。所幸，隔年发行的大碟《爱情多瑙河》大获成功，之后的四年里，Panda更是一口气发片11张，获奖无数，数十首作品被万人传唱。

其中，《火柴天堂》是Panda不得不提的经典作品之一，它讲述着一个关于流浪、迷茫、等待及哀伤的主题。借由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背景，Panda将自己在音乐路上的各种遭遇统统倾诉（也有媒体指出，《火柴天堂》是Panda特别为一位华年早逝的知己而作—-在车祸中丧生的表弟—-以寄托哀思）。

当然，你知道的，我并不想探讨音乐。贵州的五个孩子肯定能让很多人想起这首歌。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想的，能做的，又能是什么呢？

16日早晨，贵州毕节有五名流浪儿被发现死于街头垃圾箱内，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约七岁。经当地公安部门初步调查分析，五名流浪儿可能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媒体还指出，15日，毕节当地最低温为6度，当夜曾下毛毛雨。

媒体也有“详细”报道，但不忍多看，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喉舌而已，做不得大脑的主。通过其他渠道发出的声音，有一些可实际操作的办法，比如为流浪人员捐衣过冬。也有一些除了表达愤怒别无他用的倡议呼号，比如惩戒贪腐、建立救助机制等等，但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有一些附带条件的虚伪的人道主义，比如说名人赵丽华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的“转发微博捐款”活动，一个“腾讯微博转发有效”的限制让我对所谓“公益”又多了一丝不屑。

庆幸的是，无论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好赖不计，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这种悲剧的发生，但大多数人也不得不承认：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已经崩溃，求助与被救助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起事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构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这五个孩子是“谁”？为什么会流浪？谁该管这种事？怎么管？

难道说，这个世界或有自由，若你只是为了活着，也许没人管你。有人说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比如Panda因为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但放在此时此地，会不会想说：活着就好。梦想虽然可以让生活发亮，但却不能延续生命，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于是，众人感叹：“孩子，愿天堂里没有寒冷！”一句善意的、更多意义上还是为了安慰活人的、看上去能让逝者一路走好的祝福！

实际上，不止这首歌，我能想起的还有何勇有一句歌词：“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杜甫也有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世界似曾相识吗？比之20年前如何？比之1250年前呢？仿若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