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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在别处。

让人担心的事情时刻在发生着，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别处。

一名叫做古尼姆的谷歌区域行销主管（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天生的行销人。当我注意到他的行销人的身份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想来也只有谷歌这样的公司才有资格聘用这样的人）近日承认自己是“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脸谱网页的管理者。该网页是号召埃及人展开反政府示威的主要工具（哈立德·赛义德是个28岁的商人，去年6月被密探打死后，引发埃及历时数个月的反警察示威活动）。古尼姆在迪拜（而非开罗或者其他埃及的某个城市）负责谷歌的中东和北非行销业务。

这样一来，埃及的青年起义便与facebook、google沾上了关系，但它们只是互联网精神的一种表征。我是说，无论是facebook、google还是其他的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有可能与之相关，因为它们都只是互联网的开放世界里的一个代表，简单来说，它们能量化的体现各类呼应。

有人感叹一呼百应的恐怖或者神奇，但有能力改变这种呼应关系的人却极少去思考呼与应之间的因果。事实上，大多数人往往害怕登高“一呼”，却无视沉默的“自己”在暗暗的积攒能量等到适当的时候做出无意识的“百应”。既不愿意去一呼，但也无法拒绝那一应，等社会自然发展到那个阶段，就已经脱离了追究谁是谁非的时候。

我觉得这世上没什么事情值得某些人去担心。如果想着去控制什么，不如反思下该怎么主动去面对甚至引导那些必然会发生的事。要知道，参与或者说在某段路上行走比坐在那里空想空谈重要的多。

腐败式行销

想起之前做文案的经历里，为了推一款价高低质完全靠概念炒作的产品，大家拼命往所谓的礼品市场去挤，好去忽悠那些纯粹为了花钱而花钱的二逼们。说到底无非是契合“腐败”之现状做点边缘化营销，称作腐败式行销也算是我们的特色。不过，我不打算过多解释这个标题。

今次为何想起这个无人再谈的话题，还是源于茅台酒接近1500多元的富贵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培育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就算我不想简单的误导读者，但大家还是觉得自己很容易理解这点：花钱的人不会去用，用的人不会花自己的钱。这种片面的逻辑在中国不一定经常站的住脚，要知道中国的亿万富豪总数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了。

在一个极富与极贫的两极世界里，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想生活的幸福，多少还真需要点阿Q精神。做自己正在做的，想自己不该想的，另外，最重要的是得淡定看待周遭一切。

可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足够淡定，但为什么还是不够幸福呢？我们觉得你茅台酒就算卖到15万一瓶又与我何干呢？反正我又不会去消费。你中国的亿万富豪排到世界第一又如何呢？反正这样人都与我距离遥远。我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我们曾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却在不同的梦里成长。这是谁写的歌词，说的真好。

新杂志时代

昨天在张江某地举办的“cocoa移动开发者大会”，我参加了半场，就是为了韩磊（21世纪网CTO）的演讲而来，他的演讲主题是“拥抱ipad的传统媒体：媒介、信息及技术”。我特别渴望着去拥抱ipad，将我的杂志与这个新媒介做个结合，可是方法在哪里？我是来找答案的。

凭借21世纪报业的丰厚资源，他们在报纸、杂志、电台、网站等新媒介上的开发和运用上都颇有成就。结合这些，韩磊谈了关于媒体与媒介的区别、新媒介的技术开发、发行、运用、收益等等，短短的30分钟，谈的已很全面，但还不够具体，也没办法具体到操作层面，这让我很不过瘾。

在演讲后的提问环节，我问了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我请教他，“将ipad杂志（在ipad上做一本新杂志）当作一个创业机会的可能性有多大？其技术成本如何？”之所以弱智，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做杂志广告销售，我当然知道稳定的广告客户对于一本新杂志的作用。而韩先生的答案恰恰就是“你需要至少一个稳定的客户”，至于制作成本，韩先生认为，“在技术层面的成本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过从这个说法里，多少也传达出一点我想了解的信息，如果至少需要一个客户，那说明其成本不算高，起码比纸质杂志要少很多。如果可以忽略技术层面，那么就意味着能跟纸质杂志扯平。我的理解是，技术成本可能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美编。也就是说，我可能需要多设置一个与美编薪资平级的“ipad技术编辑”的职位就可以组建我的“ipad杂志”团队了。

但另外一个问题却是没办法知道答案的，那就是国内的ipad用户中，会有多少人通过ipad来阅读杂志，又有多少人会花钱购买杂志来阅读，花钱的这些人当中，又有多少人是我们的潜在读者？这些数据将决定新杂志能否成功或者来决定你要做一本什么样的ipad杂志。

如果，要在ipad上发行的是一份免费杂志，仅仅依靠广告获利，那么，这样的事情对于杂志本身而言还是没有意义的。我总固执的认为，杂志如果不能靠自身的内容去盈利，那么就一定不是一本好杂志。当然，这个前提是我对国内读者的普遍信任。我也知道，这种信任是盲目乐观的、是错误的。在杂志上，则是互害。没人买杂志，那就越少人来做杂志，越少人做，质量也就会越差，如此循环，一提就伤心。

盗版的音乐作品其实与免费发行的杂志是一个道理，介质本身不产生收益。所以，我一直期待，如果说ipod改变了唱片业，那么ipad能否拯救杂志业呢？好吧，换个说法，在ipad上，我们能否以杂志的精神开创另外一个杂志时代呢？

我和我喜欢的人

虽然我还在杂志这个行业，但很久没有人跟我聊起它，我就以为我是在一个销售行业里混日子。遇到陌生人时需要介绍自己，也只是简略的说自己是个杂志广告销售员，这种做法可以帮我筛掉一大批根本不需要认识的人。在这个行业里，我变得势利但也显得安静，这算是一种态度。

但我会主动的去认识我觉得应该认识的人。这些人首先应该很善良，他们会有一点点孩子气，多少带着一点点天真，其次他们应该有一点点理想，不管做成的事情是大是小，他们都有去做的理由。他们可能还没有成功，拥有多少量级的金钱对我来说也没关联，但我需要他们有足够多的想法可以启发我的思考。当然，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喜欢被划分到他们这个群体，以显得自己还有点价值。

喜欢我的人应该也基于相同的要求，起码我希望如此。但也有很多人可能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我，这种看法让我觉得有趣，尽管我也很想我有多少的不同，但更多时候还是会乖乖的收起这种好奇，我很清楚，了解与被了解真的不是对等关系。

我一直对这种自我价值与自己能被利用的价值持两种不同的认知。前者让我安心，后者可能只会让外人动心。当下的我正在拿着后者换点银子对付自己的生活并稍稍体面的保有下前者带来的虚荣。前者无法量化，不显露在外，这让我高兴。我原本也没打算在这里叫嚣，也许我只要多说几句，我就会像丢了魂那样的失去它。这让我很担心。

我最担心的就是哪一天我不愿意将自己最幼稚的部分说出来，好让自己装得更成熟。每一次我用笔记录着这些，都只是在做一种忠实于自己的思考，这些凌乱的语句很显然不是为了渲泄什么。“想什么”是我在意的。比如今天，我原本该抱怨下杂志业，但脑子里却有另外一点东西在跳动，它好像在说，你尽可以找些理由来推搪，但不要忘了你的初衷。嗯，该抱怨的是只是自己吧。

大公司就一定有品牌价值吗？

我写完这个标题甚至就不想继续写下去，接下来的内容没有超出标题多少。

这是我在看到“中国移动”的品牌价值560亿美元而生的感概。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这个市场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也就是一开始就允许所谓的竞争的话，中国移动能排名老几？当然，这种如果是没有实现机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谈论品牌价值，就有点怪怪的感觉。就像是武林大会，你只允许两三个人参加，完了册封其中一人为武林盟主，想想确实可笑。

我对品牌价值如何量化这样的技术问题并不关心，但我很是怀疑品牌价值真的可以被量化吗？从我的疑问里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品牌”的门外汉，我根本不懂的营销与产品的关系，我也根本不懂得市场与公关的区别，我只是在一个劲的猜疑或者嫉妒，真的是“如果不是那样就没有这样”的逻辑吗？

我很想有人帮我一起来论证“大公司不一定就有品牌价值”这个观点，这个论证本身一定也需要相关的数据支持，来对13亿人做一个调查可行吗？（如果有人利用这个调查做点其他的事情怎么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确实很诡异，我为我受过这样的教育感到羞愧）。

以我为例，我们家就有7名中国移动的用户，说实话，我们“忍辱负重”很多年，除了不定期被中国移动催缴话费之外，根本没看到中国移动在关心我们什么。但我们又“安于现状”，在我们看来，在联通或者有限的其他供应商之间做三选一的题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能得到的所谓服务标准只是他们自身的一个工作规范而已。他们在工作，而你在消费，你的消费只是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工作，你认为这里面有服务的概念吗？

既然没有服务，为什么还会谈到品牌，甚至品牌价值呢？我不得不联想到，想证明这个观点，很像是让大家来证明“1+1=2”这玩意儿一样，不是我在为难你，而是品牌在忽悠我们。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下雪天聊聊杂志

小时候作文课上描述的那些雪景，都只存留在想象力中，昨天终于有了个印证。上海落下了可能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喜欢皑皑白雪，我喜欢一些不常见的事。我很惋惜自己不能身在北方，不能常常看到这“银装素裹”的世界。我显得有点兴奋，顺便借这个机会随意聊聊。

《时代》杂志2010年的风云人物是当下正火的facebook的创建人Mark Zuckerberg，他被《时代》杂志视为改变我们生活的人，当然，除了中国人之外。不过，简单的剔除掉国人意义也不大，看上去“我们”的开心网或者人人网也就是facebook的山寨版本，不知道这种“保护&阉割情结”会持续多久？对于facebook我会留下憧憬，对于开心网，我倒是特别想知道，用户能不能因为提交一个游戏概念而获得金钱收益呢？

《纽约客》杂志网站改版了，具体时间不详，虽然看不懂它的文章，但我很喜欢它的风格，站在它面前，我就像站在美术馆里面的艺术系新生，有新奇有憧憬有激动。还好有这样的一些杂志维持了我对杂志的渴望，这可能也是我在某本还不算是杂志的杂志里继续坚持的一个理由吧，如果你能实践你想做的，也算是在做一种事业。有了这种安慰，我心里会舒服很多。

另外一本有着153年纸质媒体经历的《The Atlantic》月刊，早在5、6年之前就开始向网络转型，转型的核心思路是『杀死自己』，即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家公司问自己，如果要成立一家新公司来打败《The Atlantic》，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怎么做？于是，《The Atlantic》网站应运而生，通过大刀阔斧的运作，终于在今年成功赢利。

对比我所在的这本杂志上，能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收获呢？像《时代》那样，我们做的封面人物可以影响一拨人吗？哪怕只有几百几千位。像《纽约客》那样，我们做的内容可以让人产生憧憬和期待吗？哪怕只有50%或者15%。像《The Atlantic》那样，我们敢于杀掉自己吗？哪怕只是给杂志做一个真正的网站。

可惜的是，目标和方法总是两条平行线，无法相交，或许是大家根本不打算寻这个思路前进，也或者这本还不算是杂志的杂志确实真的不是杂志。好吧，我继续纠结吧。再说点轻松点的。

秘书处的工作遭遇到调侃，第一次在一茶一坐遭遇停电，第二次在欧迪芬却遭遇大雪，不知道第三次在丽婴房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不过，仙踪林的吴伯超提前交了个小底，如果想看比刘谦更精彩的魔术，就去参加1月份的活动吧，他会做魔术表演。我也临时客串摄影，但出了一点洋相，在主委和主讲人交接赠品的时候，我才发现相机还没开机，真是尴尬。还好大家都没在意，哈哈一笑了事。我感激下。

唠叨几句

苏州活动结束了，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但仔细想想，很多都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至于领导总结的“成本最高、效果最差”，我保留意见。而客户的看法与我实际的感受相同，任何时候，该花的钱还是必须得花。该控制的成本必须还要控制，否则要怎么算这个性价比。换句话说，如果将那些因为领导决策而多出来的成本抛开，领导们就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来。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变数，像阿袁所理解的那样，事情过了就不用在纠结了。我想我是因为健忘，特地留下一笔，好提醒自己下次不要如何如何。这种提醒本身也是一种托辞，因为在事先我也是知道的，只是过程中，我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式。算了，不说了。

昨晚梦到了自己在家里养鱼，挑着半担东西在路上晃悠。如果真的可以这样该有多好，只是我愿意在乡下生活，但还是需要与周边的邻居保持距离，因为我忍受不了那种攀比。这点就体现了在异乡的好处，周边几乎没有可认识的人，不用嫉妒或者攀比别人的有或者没有。换句话说，我想生活在一个有人情但是没有人情债的地方，不知道哪年才可以实现。

时间过的很快，12月很快就要过完，我得准备下今年的个人总结了 ，第一反应里还真没有值得一说的事情，这是个平凡的年头。

苏州活动

接下来的几天，要全力冲刺苏州的活动了。我记得我曾经最不喜欢的就是搞这些东西，我甚至还固执的认为，这不属于媒体的专业领域，也就是说做媒体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而不是搞这些零碎玩意儿。虽然我也看到很多已经成功了的媒体每年都会定期举办若干场活动，有的名气甚至已不输于媒体本身。

让自己转变到到“不抵触”，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踏踏实实的做上一次，了解操办的全部过程，最好还能亲自招进几个赞助伙伴，你就能清楚，活动究竟在哪里吸引着客户和读者，这对媒体运营者来说尤为重要，如果你去打仗，却只懂得直来直往，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说媒体是为读者和客户而设计的，一般来说，媒体与读者或者与客户之间是单向的点对点关系，而活动则提供了一个客户、读者与媒体的多向点对点关系，这种交叉使得媒体品牌更加立体和真实，在一场可以号召业内精英或者领袖的商业活动上，实到的300名嘉宾可堪比BPA出具的30万份读者资料哦。

现在不是讲究精准行销吗？如果我能到达最直接的消费者，而不是潜在的消费群体，那客户还会疑虑什么呢？媒体运营的工作就是需要做好媒体与读者的连接，活动可能就是最直观的平台之一。

于是，这一路职场走来，也确实做过很多次活动，但经验的积累似乎只限于每一类的第一次举办，做到第二次时总是麻木不仁的，这多少与我不够谦逊的性格有关，以为自己什么都想到了，结果还总是有遗漏。同事会安慰，这是一种积累，慢慢来。让我有一句话始终没好意思说出来：我都积累好久了。

关于苏州的这场活动，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网络上已经有了相关的报道。大家也都知道，吆喝比不吆喝要好，起码这算是常规打法。但真正有什么内容，还是得让读者做个评价，希望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继续加油！

屋檐

如果说在中国做记者的，没有人想学芮成钢，那估计都是“谦虚”。小芮就是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用合适的方法做了一件合适的事情。就连我这个不是记者的家伙都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像他那样在镜头面前“耀武扬威”。

抱歉，我用了两个不太合适的词，放在一起对比下，你或许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我就是怕大众们没有立场，喜欢站队，我也怕精英们为了立场，站的太远。最可恨的就是大众与精英们总也站不到一个屋檐下来。

这个屋檐，有的时候是环境给的，有的时候也是大众与精英们自我划分的。或许大众们有精英意识，想成为精英是社会的动力，而精英们也有精英意识，并认为自己在领导社会，这本身就会把社会往狭隘上误导。这个屋檐是窄是宽，能容得下几种人，完全要看是谁站在那里了。

无论如何，现在的芮成钢确实是中国精英的代表，这点你不能否认，大众们也不该有酸葡萄心理，要知道，代表谁与不代表谁，有的时候不是个体说了算，就像我们个人，在家里代表自己，在工作上代表公司，如果出了国，就代表了中国人，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有的就是大众们的脆弱的自尊心找不到安慰的地方。

在那片屋檐下，可能没有精英会站过来，人人都怕被人嫉妒，却从不习惯包容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