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台湾新党发布18年党庆宣言”。在新闻图片里，有句“呼群保义，共建新秩序”的口号让我想起《水浒传》里的宋江，人称“呼保义”的那位在野党领袖，虽一心只想做个好吏，但官僚体制能给宋江的注定只是一个悲剧结尾。
《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有词赞宋江道：“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意思是说，宋江不像别的家伙只是为了做老大而造反。从这里可以看出，“呼保义”是一种自勉，时刻提醒自己能要的是什么。只可惜宋江很清楚自己所要的，但并不清楚它能否实现。
自呼保义和呼群保义虽然都是一种自律，但有个人与群体之分，前者需要自觉，后者却需要秩序。而世人又总是希望看到好处后才决定抬脚进来或缩回脖子，这种矛盾事做起来吃力又不讨好。
放到新党宣言里，则可以看作新党有呼吁全体民众保持对“中国”之忠义，对“中华价值”之认同的好心意。可试图在一个数量极其庞大且无基本共识的群体里建立一个新秩序，盲信可以“宁静”的等待一切事都水到渠成，多少显得一厢情愿了。
因为吃惯了亏，民意向来都是扭扭捏捏的。我们或者不该期待英雄，只是希望他再次出场的时候，不要再呼保义了，顺应民意才是真英雄。
一则海外消息表示，达赖喇嘛昨天（3月10日）宣布计划退休，以卸掉身上的政治角色，他强调「我希望放下权力，并非要推卸责任。此举长远来说会造福西藏民众」。同时，他也表示需要一个由「自由选举产生」的领袖来代替他的位置。
简单点来说，达赖退休了。但他可能是打算用另一种方式改变现状。
无论我们（包括你）从何种渠道阅读到多少资讯，也无论我们将这类资讯与“政治”、“利益权衡”、“交换”、“政治家之间的阴谋阳谋”、“宗教政治”、“信仰”、“种族”等等关键词句联系在一起做何种角度的思考或联想，达赖本人在西藏宗教甚至藏民群体中的地位应该是不能忽视和否认的，可惜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我是无法真切体会宗教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会有多深。
而另一种方式说简单点就是要与政治角色脱离关系，这种只会有副作用的奢华玩具就是一针毒剂，让宗教变成了另一种统治哲学，倘若达赖有足够的智慧，他应该已经意识到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了，留给他的时间事实上也并不多。在加上空间的限制，达赖的退休生活未必好过。
但我会祝福所有真心为屁民生活着想的人，无论他是恶是善。
来自台湾《中国时报》的消息：
吕秀莲今(23)日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专访时表示，国共预备自2009年至2011年，运用“国共论坛”、“海峡论坛”、“两会协商”三项平台，及“经济合作协议”、“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和平协定”三项协议，力促两岸完成和平统一。她形容国共两党现阶段的关系，如同两人牵手合跳探戈的状态。
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则新闻，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两点可能：第一，在民进党看来，这三个平台的作用基本代表民意，是强势不可逆的；第二，民进党也认为这是两岸或将一统的最好历史机遇。当然，如果吕秀莲不可以代表民进党的话，那么这仅仅只是吕秀莲的个人认识。即便如此，也体现了岛内最顽固的一帮人的心态变迁。
我并不觉得吕秀莲过去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她当下或未来的两岸立场，只是作为政治筹码，她会用此为自己的将来置换点什么确实是一件值得思量的事情。或许，她也要评估下，在统或独的硬币两面，她本人的价值和获益如何才能最大化。
我并不相信DUODANG制就意味着MZ，除非每一个ZD的成立都真切的代表着某一种民意及某一群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今在台湾，“ZD”这个招牌不过是一些无赖之徒的敛财工具和谈判道具，在这点上来看，这种“ZD”的创立似乎和多数“杂志”的创刊在耍同一种套路，为此买单的总是那些不经世事的菜鸟。
先读一则来自星岛的消息：
继2008年“台湾GCD”正式成立之后，台湾地区内政部6日称“中华民国GCD”已于2009年初向内政部申请备案，依规定于今年3月31日予以备案，成为台湾第147个ZD。该D首任总书记则是陈水扁的堂弟陈天福。
陈天福表示，他是行动派的，希望能完成大陆领导人胡锦涛的历史使命，用行动来促成两岸统一，但也希望在过程当中，台湾民众要获得尊重。陈天福指出，“中华民国GCD”的ZD体制接近中国GCD，走社会主义路线，他希望藉由成立GCD，让台湾人更加瞭解GCD。
陈天福进一步指出，台湾已经不适合现有的制度，需要进行经济思想的革命，而“中华民国GCD”就是一个革命ZD和准ZZD，宗旨就是要让大家都有饭吃，在正式获得ZD登记许可之后，他计划号召数百万党员，且党员不必缴党费，近日内就会推出全方位的活动来号召民众入党。
“中华民国GCD”在内政部登记的党主席是吕宝尧，吕同时也是中国天同党党主席。
因为这则新闻里出现的三个人物（陈天福、陈水扁及吕宝尧），国内各地媒体对此条新闻予以了足够的曝光。通过百度，我还差到了两张聘书，与新闻中的两个人物正好呼应。
据国内媒体2006年的报道，陈自曝当初来到大陆身上仅有8000元台币（2000人民币左右），跟内地闯荡上海的打工仔无异，由此可见其当时境况之窘迫程度（似乎与他的陈水扁堂弟的身份不符）。我的台湾媒体朋友告诉我，陈天福在台湾的知名度并没有他向大陆媒体所讲述的那样高，更不会夸张到“走在台北街上，会有六成人跟他打招呼”。实际上，我的另一位台湾朋友对陈的认知则更为简单：他只不过是一个会打着堂哥（陈水扁）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的小混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