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八成白领打算逃离京沪穗 为小孩读书举家回迁”，想当年诸位老乡离乡背井，可不是为了今日狼狈“逃离”，如果可以，谁不愿意衣锦还乡？
《旧唐书·姜暮传》中点明：“衣锦还乡，古人所尚。”意思是说，在外面混的，一定要搞点名堂出来。比如金钱财富，比如一官半职，比如买房置业等等。你得让别人看到你混的好才算心安。
尽管我对“八成”这样的高比例表示存疑，但大部分白领在京沪穗这样的高成本城市，距离有房有家的生活还很遥远却是现实。同时，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切身问题又步步逼近，前后夹击之下，有回乡之心倒也理智恰当。
好在大部分农民工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打工赚钱”，让早年的生活质量得以提升而已。恰巧拜这些年经济腾飞所赐，这点期望已基本被满足。
再加上“吃亏是福”、“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家训又时时在耳边响起。这一来一往，最会算糊涂账的中国人就容易找到平衡。至于所谓的青春、奋斗、理想都只是生活富足之后的奢侈追求，抛开也罢。
至于我等连基本期望都未能实现的人，还是暂时的先漂着吧。背时之人也会有立命之道。
中央各部门正陆续向社会公布“三公”费用，这是近期媒体热衷的题材之一。
但民众们向来没有“监管”概念，更看不懂那些复杂的百分比其实际意义为何。如果只是简单的以数额多少来判定费用合理与否也说不过去。毕竟，该用的钱咱也省不得。
三公，意指“公务用车、公务出国及公务接待”。与史书上的“三公”（《尚书·周官》：官名，为太师、太傅、太保）完全不同，前者具体到事，后者具体到人。前者是花钱的理由，后者是治国的良方。前者是公务员们的福利，后者是民众们的希望。
不过，缺乏民众监管，就算勉强被公布费用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或者媒体该站出来，结合一些审计机构的专业力量，至少为民众来做一个粗略的判断。该用还是不该用，用多了还是用少了，一比较就有数了。
语出“路人遭遇酒后滋事持刀扎死人被控防卫过当”，原本安分过日子的老实人，结果却因他人的不法之举而承受牢狱之灾，这样的法律谁能遵守得起？
自卫不是暴力。就算是，用“暴力”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也没有错。连国与国之间都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基本，何况是人。
很明显，自卫不该扯上“过当”之说。试问下，哪一次被欺负而忍气吞声的人被社会追问过“防卫不力”的问题呢？既无“不力”，何来“过当”？
法律为何与情理不通？起不到惩恶扬善的作用，立法的人应该去反思。
我们不能阻止罪案的发生，但是，我们起码应该有权利及有能力不为“受害”付出更多代价。
罪恶若不止步，“自卫”何妨过当！
语出“广东787名‘死魂灵’混进新农保冒领38万养老金”，同期被曝出齐齐哈尔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不得不让人怀疑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只是我们知道或不知道而已。
排除恶意的占小便宜的少部分人之外，此事也反映出基层办事人员一向敷衍了事，在其位但不谋其政，食其禄却无忧可分，堪比死魂灵。
“死魂灵”这一说法，出自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书中通过描述一个骗子贩卖已去世但没有被注销户口的农奴的故事，揭示了旧时俄罗斯官场腐败，处处充斥行尸走肉的社会现实。
尽管没人愿意看到这部略显夸张的作品的现实翻版，但中国式的“死魂灵”还是被揪了出来。或有不同之处，但死活有别，同样是“死”，哪里找什么高下贵贱？
当然，那些基层办事人员或者永远也无法理解如何不去敷衍与推脱，要么是群众呼声，要么是领导指示，前前后后，就是不干他的事。那一副委屈的小媳妇嘴脸，让人想去指责，都觉得自己过了分！
是的，你能对一个死人发什么火呢？
语出“人大代表倪萍获奖”。这话题本已过时，但昨晚倪阿姨抹泪写成一篇博文，否定自己是脊梁一说，让人诧异。
事实上，倪萍获得的奖项全名该做“纪念建党90周年•共和国脊梁系列活动之‘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简单的说，这个奖项与彼“脊梁”无关。更何况你也看得出彼此有别。
于是李大眼一冲动，倪阿姨就感动了，终于又有人把她带回春晚梦境。可惜事如春梦了无痕……
很明显，“脊梁”有血有汗有生有死，偏偏无梦。它只意味着坚韧的意志、超乎平常的勇气和自立自爱自律的节操。
《朱子语类》明示世人：“况当世衰道微之时，尤用硬着脊梁，无所屈挠方得。”意思是说，在法律不公、道德混乱的社会风气下，更需要硬起脊梁做人的人，那样国家才不会衰亡。
鲁迅也曾解释过谁人堪称国之脊梁，大家不妨对号入座：“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可悲的是，同样的质疑难道还要我们带到下一个世纪去吗？
娱乐，语出“传广电总局将限制地方卫视娱乐节目播出次数”。俗称“限娱令”。与武侠小说里的“奖善罚恶令”不同，此令不公，甚至有独撑央视之嫌。
广电总局从节目同质化、内容低俗化、明星呕像化的现实，总结出既不利于电视业提升，也不利于媒体影响力建设的严重后果。似乎一纸“限娱令”将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限娱令下，州官放火，星星点灯，喜欢被包养的央视或可重振雄风？但万幸的是，百姓们向来习惯自娱自乐，或者苦中作乐。
宋人叶适在《东塘处士墓志铭》中早有感叹：“既苦志不酬，右书左琴以善娱乐。”意思是说，既然不能正正经经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如读读书、弹弹琴，让自己快乐的过生活。简而言之，娱乐，就是让人愉悦。
从愉悦出发，“限娱令”能做到的太有限了。这次广电总局的减法做的不好，下次是否该考虑下怎样做做加法，既不失公正，又能带来增益。
一句话，你得尊重“老百姓是有智慧的”这样一个现实。
1921年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曾提过该词。古代谓之“士”，世人惯做“文人”。在我看来，也可做“知识份子”，滥竽充数而已。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今日之“士”比之古时要“落魄”的多。
维基百科定义道：“知识分子是指运用其智力研究、反思和推测、提问以及回答有关各种不同思想问题的人士。”可见，研究、反思、提问、回答才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反应。
近日，崔永元先客气的把国内知识分子分成三类：曰拍案而起，曰洁身自好，曰随波逐流。接着质问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的“帮忙”？
中国之“士”已坏了很久。余英时曾指出坏的根源：“士”源于“道”。什么“道”？生存之道也！“士”们钻研的是如何安身立命，岂敢为民请命？
怪不得宋人刘挚要教育子女：“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意思是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讲究人格修养，做一个好人，千万不要堕落成靠知识谋功利的人。
但后人们呢？做起来恰好相反，且不知廉耻。
得益于电视技术的兴起，公众的偷窥欲得到史无前例的满足。
最早的一次经典直播，可能是在90年初，CNN凭借海湾战争的报道，告诉世人一个近距离的世界。而让国人印象深刻的08年汶川大地震的直播，央视的一些记者们又教给了我们什么叫“感同身受”。
在直播形态下，人人从受众转换成经历者，但“社会”却不幸被隔离。一个是他的社会，另一个是我的社会。在这两个社会里，我们肆意谈论他的事，却无法再找到真我。
直播，意味着真实、同步、经历。可在人情越发淡薄的今日，人们却很反常的在乎这种感觉。值得一笑的是，他们已很少在意自己的真实、自己的当下与自己的经历。
老话说，物以稀为贵。奢侈品的界定在于不可复制性。从这个标准上来看，繁荣的商业社会里充斥着流水线产品，难有奢侈可言。可笑的是，每年却有数以万亿的金钱在哄抬着这个产业。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ipad，它本不算奢侈品，但爱马仕推出的ipad套套，价格却超过ipad本身，让人忆起“买椟还珠”的陈年往事，于是“爱马仕”就成了奢侈品。再比如说，某女士花了280万元购买了四十几件家具后发现，所谓的100%意大利进口的“达芬奇家居”不过是以低廉的价格在东莞定制的国产货，于是“承诺”就成了奢侈品。
奢侈品可能满足了某种精神需求。而这种满足又成就了它在中国的繁荣，同时，也给世人一种“价高即奢”的错觉。我们必须承认，在奢侈品及强悍的广告面前，人们是没有智商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真正的奢侈品来自不可复制。譬如我们人类自身，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恩赐。但是，请试着自问，你的价值在哪里？
像我这样只读过职中的家伙对“国标（GB）”印象深刻，满脑子里都是标有GB数值的各类机械标准件。如果说“被量化”保障了我们基本的生活品质，那建立在“GB”之上的应该是一种安全感和信心。长期以来，我们以为是那样的安静生活着。
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GB，也没有安全感或者信心可言。唯一存在的就是公众的认知有限，媒体的偏袒和各地利益的博弈。
继公众知悉“全球乳业最差标准在中国”之后，前不久的“北京地铁事故造成1死28伤”也告知公众，电梯国标落后欧标十余年。
在跟大部分公众相关的食品及公共安全中，我们唯一可以信任的“GB”，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个伙同商家欺骗大众的帮凶，即便是出于护佑地方经济发展的心理，但却置亿万人民的安全而不顾的行为，理应被大众谴责。
而在“工业GB”之外，另有一种“道德GB”，红十字会近期被公众追问、斥责……但有理由相信，在当下社会中，红十字会很容易就能“挺”过这一关。因为公众将渐渐明白自己能做的事似乎不多。
可见，有考核，但没惩罚，是GB敢于落后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