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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说改变社会的是某些人在某段时间做了某些事情。人是核心，而事情则可大可小。并不一定都得是成吉思汗率千军万马征南伐北才算建了功业，往往是蔡伦那样改进了造纸术更为珍贵。当然，现代人浮躁的很，降低数个标准级，做些换位思考的事也是值得鼓励的。换句话说，不追求改变社会，只追求能和谐共处。

媒体有报道深圳的公务员走上街头为市民擦鞋，强调一点一滴的行动会是改变社会的动力。这个看似成立的道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想要改变社会或市民的哪些成见？或是成为哪些事情的动力？还是能直接明确的承认街头商贩的合法性呢？或是提升最低收入阶层的薪资标准？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可供努力，一切可做改变的动机最终都将会不了了之。

而北京却更有意思，有新规指出，北京公厕苍蝇不得超过2只。这规定怎么听都觉得过了头。要怎么管理苍蝇的数量，怕是连科学家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吧？莫非北京打算给这些苍蝇们颁发居住证？对于这种拍脑袋作出的量化管理，我倒是建议其制定者们学学深圳的公务员，亲自走上岗位做个一年两年，相信能作出合理点的管理办法。

是的，做好一两件小事的确可以改变社会，或者说能增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有好处的，毕竟，大家活着都不容易，这是一个辛苦的社会。公务员也有烦恼，政策制定者也有瓶颈，且不说广大受苦受累的劳作者了。所以，有改善烦恼的动机本身是好事，但能否做好则更为重要，谁都不想自己做无用功，对不对？

广电总局总是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决定，说网络红人及有丑闻劣迹的人不能上电视做嘉宾。看上去广电的领导对各种红人怨恨不少？照这样的势头，电视没毁在新媒体手里，倒有可能葬送在掌舵人的脚下。今天这一个不准，明天那一个不准，限制又限制，到底算是哪门子发展观？

站在广电总局的角度去理解也有“道理”，其一，网络红人大多具可复制性，就像凤姐、芙蓉或者他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骏之流，引导一些家伙走上不寻常路，算不上什么好事，当禁；其二，有丑闻的人若以丑为卖点，甚至以炫丑为荣，必然也是价值观的一种沦丧，也该当禁。

可这个决定仍让人反感，是因为它是一条不容协商的“命令”，轻视了观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忽略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大多数有个性的青年都不会喜欢父母时时刻刻在约束自己，而广电总局显然还没意识到观众们已经长大了。

是一穷二白的贫民造成了这种“时刻需要父母保护”的假象。但也只有贫民有资格站在镜头面前，成为广电总局格外关照的对象。一没丑闻，二不会走红，就算站在镜头前说两句，也会遵照记者大哥早准备好的稿子。你有品位，我不费脑子，简直是天生一对好搭档。

也有些人极少看电视，像我除了英超，对于其他各种娱乐各种新闻各种讲座座谈访问一概不解，有那个闲工夫不如躺在床上听周公说梦。这样的人免不了对被限制的那些可怜人、不自由的灵魂产生点同情：就算上网多了伤脑，也比不动脑子要强。

不过，这又是另一种轻视，不该滋长……

总之，广电总局一出又一出的，看上去只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何苦来的。

我向来不喜欢虚假的东西，而“交易”又被我看成是作假的标准之一。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久很久之前的某一天，在我初中快要毕业的当口，为了想留住一点真东西，我天真的想用一本新的毕业纪念册来做个悼念，或者我怕我会忘记曾经属于这里。

虽然听起来悲愤，但事情很简单，不过是我的亲戚为了我的前途，让我的父母花钱将我的户口从一个小渔村买进了一座城市而已。但为了买这个户口，却让多方不爽：其一，我的家庭为此承担了一笔负债，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偿清；其二，这位亲戚的帮忙得罪了另两位亲戚，惹起了嫉妒与恨；其三，于我本人，每每经过那个城市，总有许多感伤，心理阴影是留定了。

从道理上来说，我应该感恩，无论我有没从这件事上得到快乐，至少亲人的初衷可以理解并值得肯定。好在也有一些人与我有类似经历，恰好是我们的“热忱”参与成就了一些虚无的数字。

那时候，全国还有80%的人是农民。而今天，能称之为农民的人已经不足50%。更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在转变中的人还被冠以一个尴尬的称谓：伪城镇居民。

虽然尴尬，但却现实。一纸户口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还是99年的那个下岗工人。在那个城里，除了派出所里的户籍档案之外，我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我，给那个城市的贡献也可能只是“中等规模城市”人口统计里的一个“1”而已。

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我正在感受。你呢？

如果微博提供商们真能按照政府新规来执行的话，国内微博的用户数量将会锐减。就新浪微博来说，2.3亿用户缩减到5000万之内都有可能。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新浪、腾讯或搜狐有能力搞定这些数字上的麻烦。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统计数据都不足信。这些少数的、居垄断地位的数据发布者向来强势，且遵循野蛮、自大的霸王逻辑，将受众囚禁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之中。互联网数据的“可统计”变成了“可操作”，令传统媒体自叹不如。

不过，对于广告主而言，微博实名是一件好事。在或者，能把新浪、腾讯甚至搜狐微博横向打通，每个用户像拥有身份证号那样，能且只用一个帐号就能登陆所有微博则是“好上加好”。精准才是广告主的基本诉求。

另外，微博实名对于大多数微博用户而言，其实也不算太麻烦。问题是，我们得习惯如何从大学宿舍熄灯后的胡言乱语到站在操场上聆听校长书记做令人昏昏欲睡的报告。说什么一向都是问题，但怎么说就是艺术了。我们得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微博们，有能力解决好后面的那件事。

这样一来，微博实名唯一利益受损的一方就是微博提供者了。没有庞大数量的支持，赢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换我是运营商，我可能会考虑将自己的麻烦转嫁给他人，至于商业伦理，谁在乎？

当然，我并不确定那些真正在反对微博实名的人看到了哪些担忧。或者，那些担忧并不来自所谓的自由和隐私，更多的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缺失？无论如何，我们始终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需要面对而不是逃避。

体育新闻里有段中国篮球队与别国比赛时的历次冲突集锦，播到女篮在场上也发生过群殴事件时，我居然眼角湿润了，有大哭一场的冲动。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我能确定的是以后再也不看国家队的比赛了。

我想起故事片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励志词组：“东亚病夫”。大凡这个词组的出现总伴随着因国人团结而获得尊严的结局。小时候喜欢以弱胜强，不理解无中生有，就拿它当励志来用，会多出很多对同胞的幻想与期待。而今来看就是讽刺，就像一个太监独对装有命根子的小瓶子去幻想下辈子要如何做个威武男人那样可耻且无趣。

一个不懂得自省自强自尊的人试图通过某种手段将一个人的私愤化作一群人的众怒去宣泄的时候，我只能说，要么是他有病，要么是这个群体有病。不该预期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乌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又会怎样？你如果知道，当然会跟我一样想哭，不是吗？

同样，一个民族将某些罪责归罪于某种物品，比如鸦片、色、酒、赌或者其他的什么借口，都会让我倍觉荒唐。我们何时无知无畏到这样的地步？又何时可以停止这种找借口不找病因的进化逻辑呢？

是的，我也会劝自己要淡定点、理智点，我也并不想证明，我就是一个病夫，这里是一个病夫之国。但如果我们真的没病，为何又会生活的这么变态、畸形？

我们说不要去搀扶一位摔跤的老头，因为他可能会拉着你说是你撞翻了他！我们也可以路过看过但未曾救过一个被车子多次碾压的幼儿，因为我们有理由害怕抱起那个孩子之后还能做什么！我们尽管去指责那个撞翻老人的人，我们也可以去迁怒于那位碾死孩子的司机，但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代替受害者表示愤怒？或在事件发生之后，又代表受害者忘记施暴者？

我们习惯于代表别人去思考问题、去做事，但何时代表过自己去做点什么？去听听自己内心里的呼唤吧，看看那个还算清醒的自己，想要做点什么？认为什么是对的，觉得什么是有价值的，可以吗？

作为万万个逃避者之一，我多希望这里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世界，描写民国的，或者清朝的，甚至是别国的，比如利比亚什么的。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者说，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都可以容忍。对不对？其实，即便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也能忍受，不是吗？

好吧，很明显你会跟我一样，看着周边有13万万同胞，但却只能抱有“好好活下去”这个信念，这种突然觉醒出“自己就是多余的一个物种”的现实来。我只能说，真的病了，我或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