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媒体

探险者在最初不一定就是个英雄，也有可能被众人看做傻子。今天有一群人叫嚷着要移民火星，诸位听了，会觉得这只是一出恶作剧吗？

一则去年底的新闻说，荷兰一个从事火星移民的机构已从约20万报名者中选出1058名候选人，通过训练后，将最终选出24人移居火星。一切顺利的话，最快在2025年他们就能奔赴目的地。报道该新闻的媒体还强调说：所有移民都是单程票，无法返回地球。

有专家跳出来指指点点，诸如人类的社会伦理、火箭的飞行技术，甚至火星有毒不宜人居等各种不可能也让这则新闻变得只剩下娱乐色彩。专家们总是通过反对再反对来努力的刷存在感，实际上，仅仅是自己看不懂而已，那就代表一定没戏吗？

同样的逻辑，我没看懂陈光标的慈善在哪里，所以我会觉得陈光标洽购《纽约时报》就是一出儿戏。这个自说自话的段子，像是出自某个新媒体营销团队之手，全无节操，目的只在夺人眼球。

而陈先生在公开这个想法之前，既没有去弄清楚如何运营媒体，也缺乏对媒体业及媒体业者一定的尊重，甚至连上面领导的意见都没问问。他可能是认为全世界的记者都与他招待过的国内同行一样，一条中华烟或者来个单车倒立就能让对方熬夜给你写出三万字的颂歌。

让一群人有梦可做是好事，但做美梦与恶心睡不着，正是前后两条新闻的不同之处。

昨天，“薛蛮子嫖妓被抓”一事引起热议。对薛蛮子而言，既然是名人，就得概括承受各种是非，谈不上冤枉。但公众们却似乎谈的太嗨，错了方向，跑题太远。

假设如大家所议，薛蛮子被人做局陷害，嫖妓之说不过是被其对手泼来的一盆脏水，有警告威胁之意，也有杀鸡骇猴之嫌。于是，本质另有原因，超出了嫖妓这个表象，谁能追究到底？到最后，不过是又一件无头公案，不了了之。

若只看表象，一个有点名气的，六十来岁的老男人，做了一件不合道德不合法律不合身份的事，的确该受点指责，至少“辜负”了在其粉丝群中所具备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对这类事的理解和判断，往往基于一个前提：偶像应该是个道德完人。

实际上，对粉丝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拿偶像真正当过道德完人，甚至，偶像根本就是一件可以两面穿的衣服嘛！

他们认为：在对偶像善行的传播上，偶像只是一个给他启发的人，前者唤醒了他的善心，使他跟随，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善人，并非受到前者的感化。在这点上，对偶像善行的认同，只是在帮助这位粉丝为其个人能力做一次背书而已。“我追随薛蛮子打过拐”与“我打过拐”，前者更能唬人，也更容易让自己得到满足。

另外，在对偶像恶行的批判上，粉丝必然会拿出一个道德完人的帽子扣住偶像，就像扣住一只不小心被他踩到脚下的过街老鼠一样，以彰显自身的好道德，不容被欺。

所以，无论嫖妓本身是个什么问题，都不是他们会关心的。他们关心的只是他的道德标准能在何时发挥作用罢了。

美国电影《The Campaign》（政坛混战）中有个桥段，候选人让一家大小各自讲述不可告人的隐私，以尽可能的避免其对手的陷害。而这些隐私，却又是些关乎道德的个人问题。比如嫖妓、偷窥、说谎等等。

所以，嫖妓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拿道德说事的人来说，似乎真的不太重要。就算我能说服大家相信“嫖娼是个人自由”，它至少也与道德脱不了干系。尽管我们只是喜欢拿道德绑架别人而不是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各种脏水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一个道德品质不好的人，难道不该受到质疑吗？谁敢回应个“不”字呢？

可是，道德问题就是一个公厕，连苍蝇都能插上一脚。谈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反常态，今年的央视315被非议更多的是批斗者而非批斗对象，如果说央视315更像是一场批斗大会的话。

让营销者或广告主关注的是，央视315今次曝光的所谓“网易、品友、传漾、易传媒、亿玛等公司利用用户隐私获益”之消息，让从业者该不该叫“屈”？

可是，央视不仅是媒体，更是权力，有冤也让你申它不得，这与被曝光的新闻一样令人反感。

央视报道说，通过记者走访发现，网易承认其能通过偷窥用户邮件内容收集用户数据，以此向用户推送精准广告，并准许第三方公司在其站内添加代码，获取用户cookie信息，以追踪用户上网行为。

在报道中被连根拔起的公司还有品友互动、传漾、易传媒、亿玛等自述依靠用户数据而生的精准营销机构。央视披露，这些公司拥有从3亿到9亿之数的巨量用户cookie信息。如果该数据没被故意夸大，那么其获取手段也该当质疑。

看上去，在中国，上网者并无隐私可言。但谁都不希望上网者戒网。

对普通的上网者而言，对其个人cookie信息究竟该怎么处理完全没有判断。换句话说，这是一场预先在门外设置好默认键的游戏，一旦关上了门，想出去已经迟了。由此，呼唤“隐私政策”显得更加迫切，要求互联网企业做好自我监管，或者至少允许上网者有知情权及选择权，以告知默认键在哪里。

去年年初，在美国也有一场关于“隐私政策”的热议。当时有观点指出，如果“隐私政策”得以落实，最终受到伤害的可能会是整个互联网业，尤其是那些有赖于在线广告的新创公司，将无法获得增长，对广告行业乃至涉及面更为广泛的经济层面造成负面影响。而上网者最终也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或便利。

当互联网无法靠广告模式获取生存能力的时候，它也无法提供新奇创意，而上网者的隐私权只会是个摆设。

另外，用户隐私对比精准营销也像是个悖论。如果政策规定不可乱取乱用用户隐私，那“精准营销”就不该存在。而央视的大覆盖“还”是王道？难道这就是央视的逻辑。

再回头看央视的偏颇。不久前还缠斗在“非法获取用户隐私”的360，在今次央视315晚会前的广告里却大出风头，被网友嘲讽花700万美元买来的黄马褂确实有用，还让360又乘机说了一个“360禁止跟踪保护隐私”云云的大笑话。

拨开乱云，正如杨伟庆所言，这场批斗大会，“更像是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精准营销的抱怨”。但杨说的不够直接，说白了，就是央视看不惯有人动了它的钱袋。

也许，这回是百度惹的祸，揪人心的222亿啊！

有一位女艺人，用她的民国逻辑来思考大陆的事，可以看作一个留洋归来的热心邻居，在教一位没出过方圆三十里的老先生，何为开明？

她说点别的，也就罢了，观念与环境倒也分割不得。偏她所言，落到最后却是价值观的底线：真话未必就能好听。

这里的“真”，当然与虚伪、修饰相反，容易理解但不易践行。

《老子》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大意指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道理，尽管未必合理。

教科书将这里的“真”译作“真实”，我更愿意理解成“本原”。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真实”未必是那件事的“本原”，真也可以是假，它发生过，但看起来就是没人能理解成一个样。

不纠结这些了。马上就要过年了，“私人媒体”也会暂停几天，于它而言，真实的只是文字，本原却是写字人的心路。

附上那位女艺人的原话，她是谁并不重要。

“如果我守法，您能不能保障我生命的安全。如果我纳税，您能不能保障我劳力的付出不被贪腐夺走。如果我以您为荣，您能不能成为那不可置疑的光荣。如果我爱您，您愿不愿意听我说几句真话，而不是好话。”

如果谈“美好”的话题，“春晚”本该有份。单单这个词来说，寓意凄美，诗意满溢。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写到：“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大致是副追忆似水年华不得的心境。不过，今天已无人再借“春晚”感叹光阴虚度。这个词换上了新装，成为新中国娱乐的第一记号，却不再美好。

如果你愿意回忆第一回央视“春晚”，你该感叹“电视”这种媒介的新奇。一个小方盒子里面，却有精彩的世界。可等你看到第N回“春晚”的时候，你心里只剩下疑问，还是那几张老脸吗？还是那几种说笑吗？还是那些个桥段吗？怕是早就为他们吐过好多回了吧！

若想这种感觉能淡点，就该重新认识理解“春晚”这个词，至少让它比老师、小姐、英雄、公仆什么的早点投胎，重新做“词”才对。

想象一副好场景吧：春日里，斜阳下，远山近水，把赏几页闲书，管它风吹帘动，花插絮飞，已是不怕“奈老何”了。

近期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事情应该包括这桩，绝不输于让人心烦的傅苹女士血泪史。可北京远在北京，雾霾却已密布13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能遮住4个德国。

霾，语出《诗•邶风•终风》中的一句“终风且霾”。当代人非常有爱的将它译作“狂风席卷扬尘埃”，这豪气听上去与“醉卧沙场君莫笑”是一个意境，仔细想来倒也有几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哀！

若请公知们出面总结这局面如何造成，怕又是一场无休止的论战。斗嘴容易，却始终解决不了问题。换老百姓，就算将“霾”理解到“埋”的境界，也没几分现实教育意义。

大家都务实一点，可伸手去做的，无非是各种节约，各种环保。诸如电灯少开一盏，电脑少用一天，电话少打一会，出行尽量搭公交云云，能喊能做的也就这些，能做好能长久的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可问题是，当真做好就能除根了吗？那些制造问题的家伙们哪里去了？他们是不是该负点责任，至少从现在起能被管理起来，不再犯错！

好吧，谈到治标又治本的问题，似乎又绕到另一件论战上去。我们吵吵了5000年，脑袋一代比一代糊涂，眼光一代比一代局限，莫说是北方的霾，即便是南方的雾，也迟早能蒙瞎我们的一双眼睛。

新闻里又在提陈光标，看来做他的员工还得有韩信的本事才可以。被老板绑架的日子应该不太好受。至少我就不喜欢有组织的被组织去做好事、学先进什么的，除非老板给个盒饭钱。

我曾打听过群众演员的行情，大约50元一次的水平，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戏，这一天的成本就是700个亿。不过，演到后来，有的人成了角，有的人依然一天50元这么熬着。陈光标的员工们，可能还得继续熬着。

不过，不拿车马费费劲跟着光标哥的这些记者们真够奇怪的，是吃剩菜叫节约还是不剩菜叫节约？这应该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吧？偏偏就没人回答？还好我不让朱注看这种新闻，免得他怀疑不吃剩菜的陈光标就不是一个好记者。

可记者不是群众演员，也不是陈光标的员工，陈光标新闻奖不可能比新闻伦理更重要，多少得装着点端着点吧。

话说回头，自从年初陈光标花20万重奖了一名记者之后，各路媒体头牌、站长、首席啥的心理难免失衡，但这些靠码字谋生的家伙真的以为自己比陈光标更懂传播吗？

我看还是省省吧！

创刊已100多年的法国《回声报》近期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称有49%的法国人认为自己是穷人或正在变得贫穷。这是当下法国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普遍认知？虽然去年有数据统计，法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都达到了3.1万欧元。而那个时候，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刚过1000美元。

如果拿中国农民来比较法国农民一定是自不量力，甚至，我也不确定在法国，农民到底属于什么样的阶层。不一定会像我们这边的农民那样没地位，等着国家扶持接济吧？就算我错误的用中国人的认知去理解法国，但有一点还是能明确的：整体来看，法兰西人比龙子龙孙们有钱的多。

不过，在央视上的中国，国民的幸福感却是空前高涨，这让我有理由相信，贫穷与幸福是可以被分割的，就像我们神奇的友邦朝鲜那样乐观。换句话说，中国人不会因为贫穷而觉得不幸福，法国人也该不会因为贫穷而失落什么。从这个角度去看，《回声报》大可不必担心什么。

至于幸福感，有朋友告诉我，“庸人自扰”是不幸福的根由。但我悟性低，对“扰”的程度拿捏不准。是担心有了上顿没下顿？还是说投资10来套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要如何协调银行贷款才算自寻烦恼？我这样的庸人不晓得多不多？

或者国人的幸福感来自羞耻心？我理解的羞耻心，不大适合在这里讨论，谁还没点不堪回首的过去呢？这种“过去”，其实不是已经发生过了不可改变的事，而是一种善于“遗忘当下，以为一切都会过去”的本领，因为面子问题，又倚仗中国人特有的善良，将刚刚发生的痛楚轻易的压住心底。这时若走过来一位央视记者，那面容自然也是一副善良，口里会痛快的回应：我幸福的很……

这种对现实的暧昧，是新闻里每天都发生的，多多少少都在提醒我们，这依然是一群孱弱的、不敢正视自己的、自卑又自私的人，这样的人，与他们谈任何感觉都是奢侈或庸俗的。不是吗？

甘肃某村的一段围墙，近日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延伸阅读），大家都想讨论：谁在遮谁的羞？

与同为欺上瞒下的面子工程相比，遮羞工程要低调的多。一个县城盖一座有八个白宫那么大的政府办公大楼必然招人非议，可要是花点钱去建段围墙将某些“不雅”的地方圈起来，让领导们眼不见心不烦，似乎不该有什么争议。

之所以低调，在于它于上于下均无直接利害。对下而言，只是一个空间的隔断，老百姓依然过自己的日子，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必然也是如此，不等不靠不拿不要，正是老百姓的本色。对上而言，谁都更喜欢被修饰一新的新社会，至于是否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是少想为妙，和谐才能共荣。这上上下下，已不必关联，呈现出一幅被割裂的松散形态。

另外，从今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发，遮羞也是一种“理性”诉求。在张兰国籍门事件中，我们看到精英的分裂模样：一边在国内赚钱，一边又变换身份逃避应尽的责任，一边还大谈爱国主义。他们依然在代表着人民，只是到底用的是哪一种身份呢？更可笑的是，此事此人居然能让部分同胞认为“情有可原”，实在是理性遮羞的“成功”案例。

岂止是立在路边的墙？诸君去看看各种统计数据，对比下现时生活，是不是很难有勇气去质疑什么？瞧，这件皇帝的新衣，罩着的已经不止一人。

也许，我们只是用各自的方式遮自己的羞而已。

我实在想不起哪位名人说过这句话，看到被网友翻出来的一段视频，张兰女士信誓旦旦的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在脑子里充满疑问：是谁教她的呢？

当然，那段4分钟左右的视频，我只看了不到2分钟便关掉，看着又一个道德表演家在出演成人道德情操片，一件一件把自己的衣服褪尽，任谁个正常人也无法忍受下去。

我问谁教她如此，其实也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换我，看起来有钱有地位，在今天的中国会不会考虑移民呢？虽然这个答案回答不了我的疑问。说假话，敢说假话，而且能把假话说给全天下人听。若不是有人教她，她如何能做得出？

诚实一点来说，一个人选择留与不留，只是他个人基本的权利，没什么好讨论的。一个游戏选择哪些人用哪些方法去参加，也是这个游戏的规则而已，更不用多议。人生长恨水长东，众人一时看不透彻。唯一遗憾的是：做人不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罢了。

我听过一句话，说无产者无国。我分不清这话的对与错，要知道能分出对错，对我们这些小民来说重要的很，是方向性的问题。但很明显，如果有产者如张兰们也无国的话，留给我的不止是方向上的迷茫了，更多了“我来自哪里，要去哪里”的混乱。

小民们整天战战兢兢，混个三五斗米，求个身体健康，图个苦里作乐，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的也多有人在，想必这就是造成如今这局面的根由？如此，他们这些榜样是想要教小民学哪出呢？

话说回来，我还是那个问题，到底是谁教的她？

1996年，Panda熊天平与上华唱片签约，如愿由一名音乐爱好者成为正牌歌手。在这之前，是长达八年的辛苦等待，这令Panda备感折磨。所幸，隔年发行的大碟《爱情多瑙河》大获成功，之后的四年里，Panda更是一口气发片11张，获奖无数，数十首作品被万人传唱。

其中，《火柴天堂》是Panda不得不提的经典作品之一，它讲述着一个关于流浪、迷茫、等待及哀伤的主题。借由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背景，Panda将自己在音乐路上的各种遭遇统统倾诉（也有媒体指出，《火柴天堂》是Panda特别为一位华年早逝的知己而作—-在车祸中丧生的表弟—-以寄托哀思）。

当然，你知道的，我并不想探讨音乐。贵州的五个孩子肯定能让很多人想起这首歌。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想的，能做的，又能是什么呢？

16日早晨，贵州毕节有五名流浪儿被发现死于街头垃圾箱内，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约七岁。经当地公安部门初步调查分析，五名流浪儿可能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媒体还指出，15日，毕节当地最低温为6度，当夜曾下毛毛雨。

媒体也有“详细”报道，但不忍多看，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喉舌而已，做不得大脑的主。通过其他渠道发出的声音，有一些可实际操作的办法，比如为流浪人员捐衣过冬。也有一些除了表达愤怒别无他用的倡议呼号，比如惩戒贪腐、建立救助机制等等，但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有一些附带条件的虚伪的人道主义，比如说名人赵丽华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的“转发微博捐款”活动，一个“腾讯微博转发有效”的限制让我对所谓“公益”又多了一丝不屑。

庆幸的是，无论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好赖不计，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这种悲剧的发生，但大多数人也不得不承认：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已经崩溃，求助与被救助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起事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构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这五个孩子是“谁”？为什么会流浪？谁该管这种事？怎么管？

难道说，这个世界或有自由，若你只是为了活着，也许没人管你。有人说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比如Panda因为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但放在此时此地，会不会想说：活着就好。梦想虽然可以让生活发亮，但却不能延续生命，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于是，众人感叹：“孩子，愿天堂里没有寒冷！”一句善意的、更多意义上还是为了安慰活人的、看上去能让逝者一路走好的祝福！

实际上，不止这首歌，我能想起的还有何勇有一句歌词：“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杜甫也有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世界似曾相识吗？比之20年前如何？比之1250年前呢？仿若重演！

今年5月，因炫富闻名的“业余”模特郭美美驾驶的玛莎拉蒂，被中粮集团所有的一辆奥迪车给撞坏。随后，郭美美获赔修理费、车辆贬值损失约60万元。一起普通不过的交通事故，媒体缘何会大肆报道，生造出一个网络热点事件，让公众再次沉浸在全民娱乐之中。

这样下去，媒体实在没资格得到尊重，没有基本的新闻价值观，没有自己的报道原则，更谈不上对社会舆论引导的责任心，浮躁的流量换来冷漠的广告，留下麻木的知觉在空虚的社会躯壳里打转。

我对“红人”向来厌恶，各种微博或网络红人，无非是广告公司炮制的一个符号，一个诱导全民通向某种利益诉求的恶俗通道，在这条路上，拥挤的不是我们被娱乐的好心情，而是一群找不到北的、丧失思考力的、甚至显得弱智的行尸走肉，像信仰赶尸人的符咒一般，蹦蹦跳跳，煞是精彩！

普通人做孙子是迫不得已的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倒也可以理解。但你一群媒体都做那没来由的龟孙子才愿意做的事，实在与你的声名不符。求求你们，你们就装次大爷，报点我们竖拇指的事情吧！

有听过黄秋生唱歌吗？如果没有，可以到虾米上找一找，他翻唱的《Blowin’ In The Wind》，够格去“中国好声音”混混，应该有导师为他拍灯转身。不过，我相信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歌者，都不会用它来做利益的交换。我以为，每一遍《Blowin’ In The Wind》，只为启迪一群懵懂的心智。所以，今次想谈的只有两个字：抗议。这是它对我的启迪。

如果有人偷了你的东西，你至少该大声喊抓贼，这算是一种抗议。如果有人要强迫里接受他的想法，你至少可以走的远远的，这也算是一种抗议。如果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不能活，你至少可以拖他一起去阎王殿里讲讲道理，这也算是一种抗议。只是，我分不清的是，抗议难道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吗？

昨天，日本的政府决定正式“国有化”钓鱼岛（解读媒体标题，传递的意思很明显：日本一直将钓鱼岛当国内私产对待）。于是，我们的政府也很快发表声明，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让国人不明白的是，我们为何不主动的先做这件事呢？换句话说，我们这样做能解决日本那样做所带来的麻烦吗？

被动往往代表着懦弱，意味着不由自主，像狂风里乱舞的旗，呼啦啦的乱喊，却不过是风肆虐着旗而旗在呻吟。

对的，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那一个国家呢？

如果说这社会就是一个娱乐圈，我看陈光标比赵本山更适合去做明星。论“忽悠”，陈光标要强过那个卖拐的数百倍也不止，光环不留在他头上，简直就是“亵渎”神明。

近日，陈光标买了美国《纽约时报》的半版硬广，表一回爱国心。同时也为国内的企业家们造了一尊“中国式爱国”的牌坊，逼得那群没悟性的MBA们要换换经营战略了。而有些尝到甜头的国际大媒体开始专心把广告卖给中国大款，谁让这人傻钱多且沽名钓誉自大自夸让行情大好呢？

陈光标买了《纽约时报》的半版硬广，赚了国内主流媒体的几百版软文报道，面子拿了，首功建了，里外里大赚。甚至连陈光标的公关人员都高兴坏了：这回不用搭上中华烟茅台酒伺候各路媒体妓者神仙了。

很明显，我并不反对陈光标们这样去做，如果他们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对得起老祖宗的教诲的话。换句话说，总是拿偷来的东西行善，未免太不将神明当回事了。留在头上的光环，搞不好也会落地砸人，等到满口吐血，怕也不是明星该有的范儿。

话说回头，个人的钱要怎么花都是自由，不需要旁人指点，这也算是本地人唯一能见到“自由”的一点痕迹，如果你真有点闲钱且“懂得”如何去花的话，”自由”是可以有的。真的！

在微博上可以自由地交流认知是件好事，即便这自由是有限的，那认知也是狭隘的。若大家肯在不理解或者有误解的可能下不乱揣测，这便算是肯包容，结果会好。

但事与愿违，这件事不以我的愿望作方向，自然也不依其他人。各种骂战倒挺全基于此，想来荒唐的很。但这种荒唐全在别人，对于围观者而言，自己是“清醒”的很。

我痛恨这种清醒，但我不想给自己贴上某个标签，去站在哪一条人的后面，我也不喜欢另外去做一番功课，树立某个新的观点。我只是希望能通过已经发生过的某件事得到某个于自己及周围的人有一点启发的思考，而这启发的起点有没高低并不重要，那思考的结论是否新颖也没关系。所以，对我而言，留在各处的文字只是一种记录，更忠实于自己的第一感觉而已。感觉有对有错，不必介意才对。

譬如说这两天微博上热议吴法天挨打的新闻，谈不上有趣。各位精英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吴法天同志挨打的不正当性或正当性，甚至有人还上升到自由、民主与法制的高度。各种不必有的帽子都被扣上，一下子让吴同志由人演变成一个符号，让私人恩怨变了派别之争，阶级色彩晃眼的很，导火索却是龌龊。

精英们的各种解释各有一番道理。但可惜的是，精英们永远不清楚草根的出发点，所谓白天不懂夜的黑，站着说话自然是腰也不疼了。

而草根们却容易去包容精英们，原因在于草根们没有更高的格局去揭穿精英们经过包装的谎言。而精英容不下草根却是自我膨胀在作祟，与知识无关，是常识在犯错。

对的，我就是想说，精英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让我想起了末日狂欢。我总相信，到世界末日，最先崩溃的就是这帮精英。不是有首歌唱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只是你，而已。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三无”人员前面加个“新”字，可见我一向自卑，对于“无学历、无背景、无技能”这样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也可能我意识到这种“无”只是暂时的，所以，难免有点侥幸心理，想随着阅历的丰富，三无或可成为某种优势，起码对于最低标准会更适应一点。

但不想还有比这更惨的，北京22中一位老师明确指出，新三无人员是无钱无权无户口，虽然粗鄙，但却真实。相对于那些满嘴谎言的广告语，我更喜欢这样的大实话，不觉得有受到什么刺激。可媒体的反应则稍微过激了点，既然媒体希望言论自由，为何又频频质疑别人的说法？开放的交流本身要比质疑谁说的错或对更加重要，不过，他们只愿意将争论当成交流，这多无趣。

无钱无权无户口的言下之意就是“活该”，就是“由命”，就是“哪里凉快哪里待着”，换句话说，这是个需要钱权与户口的时代。但哪个时代又不是这样的呢？原始社会好点吧？我相信族长会给自己留下最好的肉，这就是权力的意义。

只是，这话出自一个老师之口，让主流社会有点hold不住，微博上满是愤怒的人，也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但不如这老师说的动静大。也许这说明了微博上的家伙们早已习惯了某些事和某些说法，而现实里生活的老百姓却是头一遭听到窗外事。简单说，这是一个被割裂的群体，像一只溃败的军队，谁也顾不上回头看看那些在后面蹒跚的老弱病残们。这也是一种残酷。同样，这里面又有多少个“三无”呢？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无论新旧，都适合用来描述我，但我不觉得耻辱，不知道这是自信呢？还是自卑到极致？妈的，真不确定。

总理说不懂穷人就不懂政治，这话是对精英阶层说的，也从侧面提醒我，做个穷人没什么不好，起码不是非主流。不好玩的是，我这个穷人也不懂穷人，虽然我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会这么穷。

若按照理智而健康的思维去分析，我完全又不该有这个问题，要看我怎么去比较，或者老是关注富豪榜或者所谓的中产阶层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在心态校正上，我总是有意无意的让自己偏执了把，这种差距是人为造成的，谁让你知道那些不该知道的人了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官老爷们拒绝申报财产是相当正当的。

记得之前有一位夫人说过，要想生活幸福就不要去做无味的比较之类的话，这道理人人都听的懂，但要说做起来，还真难。所以我这么不幸，其实也是有客观理由的，也是属于社会的大多数，讨论起来也算是群体问题。无论怎么说，只要个体能与那些有能耐没能耐的判断脱离开，就是个体的一次解放。妈的，我实在不想在受穷的同时，还要被人骂作没本事。

所以，我挺喜欢总理的说话，每次听都是。我想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在爱情中受伤的往往是更相信爱情的那个。只有这种人更重视感觉，也更忠诚于感觉，对灰姑娘与王子式的剧情过于迷信而罔顾现实。这倒也没什么不妥，只要别受伤后就大唱什么伤心情歌。现实生活里总受伤的人也一定是个前伤号，伤愈复出的家伙总能承受新的伤痛，无论是否愿意，怪就怪在佛祖说过，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说湖南郴州一农民工讨薪不得反成被告，辛苦做事没赚到一分钱也就罢了，居然张嘴要钱也能犯法。这事就是说到秦始皇跟前，怕也是没道理的。但如今这世道渐渐有了黑暗小说的模样，有钱能使鬼推磨。说不定这法官也正头晕眼花着呢。

不过，既然上了法院，自有王法公道，群众们不必多虑。唯一能去想想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好吧，你说你是一个长工，那选择给谁做工，总是有你的自由吧？好吧，你说你身不由己，那做长做短也是你的自由吧？不至于做满一个月拿不到钱，还稀里糊涂的继续做下去。你的问题，就是太相信生活很美好。如果真如你想象，做工的人中何苦有你？

说真的，生活不容易，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我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我。“我善待你，你虐待我”才是生活的真相。当然，要说善待也是有的，但那只能对你的亲朋，至于外面的陌生人，能做到不虐待就已经很仁义了。

这故事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总受伤的人势必还会一直受伤下去，而那虐人的人，应该开始走黑路了。这算是诅咒。我知道那受伤的人与我一样想。其实，我也一样容易受伤，表现不同而已。

很多人在讨论赵普，问他该不该身在央视，却以央视人的身份发布央视不允许发布的消息。有专业新闻学者强调职业素养，建议其遵从组织纪律。路透社在其《网络报道守则》中也告诫记者：“在社会化媒体上，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看来，新闻业界对此事的支持也不在主流层面。

倒是在民间，赵普得到了最基本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如果真相必须用这种手段才得以传播并让民众受益，赵普的行为就是超越了狭隘的职业操守，但尊重了更广义的社会道德。我不确定两者在此是否会引起争议，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该以任何理由凌驾于真相与普知之上。

问题不在于赵普是否遵从职业操守，而是看这条被发布的信息所关切到的群体。举个例子，如果只是一家公司的商业丑闻，我认为路透社的做法值得全球新闻界遵守。但如果关乎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试问还有什么组织纪律能比道德更重要呢？

也有人在微博上恶狠狠的评议赵普，此处不做反驳。只是想告诉他，正因为你缺乏真相，所以才抗拒真相，并以欺善之名。对于这类人，我是鄙视也来不及的，不知道怎么死的是一种罪恶。

与赵普一样身处困境的还有邱启明，希望他辞职之后，能做点现时媒体人做不到的事，比方说办一个中国式的《郝芬顿邮报》？只要媒体追求真相的理想不死，人们就会一直受益下去。而那些有理想的媒体人，就是施恩的人。这样的人，还需要怀疑其职业道德吗？

话说浙江金华某公交车队组织司机学习如何辨识豪车，与动辄数百万级的交通肇事赔偿相比，各位司机大哥有时间做做这方面的培训倒也必要。但正常人会问了，若真的出了事，还能分的清是不是豪车吗？“能有选择”，往往只是平民们的一厢情愿。

“惹不起，躲得起”的逻辑是想当然的，于现实中根本没法实践。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有本事“躲得起”，又管它什么车呢，平安不是第一要紧的吗？或者只是反映出另一些问题，比如说“恃强凌弱”。不提了，这话题悲哀了点。

说回来叹口气，人们是躲惯了。看见同学被老师脱裤惩罚，不言不语，躲上十来次，惹到一个不能惹的，才算“事发”而结束。看到路人跌倒不敢去扶，甚至绕过，回家后坦然在微博上一边倒的唾骂世风日下。得了众人信任，拿了个七八上十亿的资金成就了个人美名却不堪托付最后一躲了之，与某英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但却可能是相同的待遇……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各类事都在证明，“躲”没什么不好。

就好像饭前不洗手这回事，大家也知道不好，不过也不会去改正，反正习惯了就不觉得别扭了。社会也是，多一个坏习惯或者好习惯，它照样慢步走，怎么能指望它去自我纠正呢？

惹与躲是相对的，躲的人越多，惹的事也就越多，反正怎么惹你你都是躲，不惹白不惹。当然，要是每一个惹事的家伙都遇到药家鑫这样的该有多好？不怕耍狠的，就怕不要命的。

而正常人，也该敢为了一些事去不顾性命的。

昨晚做了一个梦，比较血腥。梦到一帮子专家、记者被带到了《决战猩球》（Planet of the Apes）里的场景，猿人们对这帮地球人轮流做各类实验，诸如活体取胆啥的，现场是哀嚎一片，而边上还有一些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鬼东西在围观叫好……

虽然是个恶梦，但梦醒之后，却觉得人更精神，有小时候吃完奶的那种亢奋。可能是这些天看多了“活熊取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就看不到动物保护组织通过媒体出来抗议呢？或者我该问，为什么媒体就不能报道报道这些抗议声呢？

至于归真堂邀请专家、记者去现场参观活熊取胆的全过程，更让人觉得可耻。诸位能记得鲁迅在《药》里提到的那个“人血馒头”吗？拿馒头等在一边蘸人血的家伙很无耻，难道围观看杀人的人就不可耻了吗？

这年头不必指责专家，群众早已看清了它的本质，就是混口饭吃的赖皮狗，踢一脚滚很远，喝一声就能立马滚回来的那种，没什么良知道德可供叹息。但媒体记者就不该也是这个标准了！用一个记者的名头，去充当一个“媒奸”的角色，可耻至极！

妈的！真希望有现世报！又是一群混蛋！

情人节之前，广电总局又出台新规：各地电视频道在每晚7点到10点之间不得播放境外影视剧。规定还说明，每天播放的境外影视剧不得超过影视剧播出总量的1/4。此举唯一受益的群体可能是国内演艺界。可见，广电总局在提振民族创意产业，解决演艺界失业率这块还是办了一些实事。

但一想到会有更多的脑残出现在荧屏上，就不得不让人痛恨当年。

或者，广电总局该去翻翻老帐，清算下当年都是谁引进了诸如《加里森敢死队》、《聪明的一休》、《花仙子》这类不是东西的洋人片。如果没有第一次，如今的“限制”就无需发生，而那些左右不分的家伙们也就没理由拿洋人的作派来装饰门庭，在我们这些只追《乡爱》的土老逼们面前炫耀了。

所以，你该理解，我说的“恨”与情人节的主题非常契合，像张学友歌里唱的那样，有爱就有恨，而错爱也能错恨着。至少打我出生以来的这三十几年，唯一不会改变的是，我们一直这样被“计划”着过生活：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物，走什么样的路，看什么样的电视，听什么样的歌，甚至有个什么样的孩子……谁又能例外？

至于下一步？该不该取消情人节、圣诞节呢？我期待。如果可以一人一票的话，我会选择让广电总局得到这个权利。

“质疑”本身是一件值得质疑的事，就像方舟子质疑韩寒。围观者一向喜欢表面上那些娱乐的部分，却少有对内在追根溯源的，而那些能更进一步做讨论的家伙，也有担心事情闹的不够大，玩的还不尽兴的嫌疑（抱歉，我这种猜测也是可耻的）。

大家都说方舟子是打假斗士，但如果要让我喜欢他，我只希望他的名气能不能不要那么响亮，我会怀疑，一个出了名的斗士，靠什么保有当初的淡定呢？

有些人支持方舟子，无非是因为他有“知道”真相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扳倒一个又一个偶像，偶像们也都清楚“城头变化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实，扳不扳，偶像迟早都是死。而那些不支持韩寒的人也该知道，即便韩寒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韩寒也是万万不能的。无非是方寒或者郭寒而已。

只是，当有需要攻击某人的时候，总会将他先钉在一个十字架上，再去寻证据来审判他，定他的罪名。记住，在中国，仅仅是罪名就可以让一个人万劫不复。至于是不是真有那些罪，谁又真的在意？就像一帮子暴徒拖住一个人在街上暴揍一顿，就算事后承认打错人了，但围观的人当中还是有人相信“无风不起浪”。可惜，这种暴徒式的做法连“良民”们也跟着参与进去，不得自拔。

是的，我也跟很多人一样，喜欢真实的东西，痛恨造假，甚至将它视为道德底线。可是道德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底线又是什么标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还是去掌握那些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真理”？大家叫嚣着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试问：当下社会里的道德又是个什么模样？正人君子们真的能感动中国吗？

或者，在我们要求别人讲道德的时候，先要自省一下，我的道德是不是放在别处？

作为一个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知道分子，方舟子把精力放在了捍卫道德这条路上，我以为很可笑，有点堂吉诃德式的荒唐。大概他也不会相信，靠质疑能造就完人？！

当然，我依然支持方舟子们打假，跟公众们说说地沟油是怎么炼成的，要比抓一个人的短更有意义。聊聊震区的房子怎么建才能防震，要比扳倒一群市侩更有价值。我以为，真正有益的知道分子，会把自己的所知无私的分享出来。至于那些不痛不痒的口水官司，是不是也有违道德呢？如果真有道德的话。

说道德，感觉是一件很玄的事情，因为从小的教育，父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讲道德。但至于什么是道德，似乎又没有交代清楚，一切都看家里长辈的一言一行尽心模仿。

每每有乞丐路过，外婆总会盛上一碗热饭或者一碗米，遇到家里有水果、糕点的时候，外婆也会搭上一点，外婆说行善积德就是有道德。

父母亲与人共事，总持一条规矩：不能让共事的人吃亏。比如一起出去收购鱼种，除了各自要买的数量之外，路上的吃喝开销，宁可多付不会少付。又或者路上遇到同乡叔叔阿姨，一同坐车出门回村，为对方买个车票，也是必须要做的事。父母亲的不让人吃亏，就是自己的有道德。

我们是这样看着做着长大的，所以在各处时遇到行乞的人，不免会多用点心，一元两元多少尽点道德，但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呆久了，遇到奸诈之徒多了点，对于道德二字就忘了许多。更多的时候，同情心大于同理心。我是说，同情心已经不叫有道德了。

至于与人共事，也还是想讲道德的，但这道德讲的比较苛刻。于人严厉，于己宽松。希望对方要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吃亏。嘴巴上虽还说吃亏是福，心里念的却是为什么我不能沾点光呢？这一进一出，道德自然又要打折。

所以，我总觉得说道德是一件很玄很虚的事，于人于己的要求不同，道德就没了基础，说也就无趣了。

当然，再坏的家伙都不会否认自己对道德有一种极高的标准，诸如进步、光明、向善之类，只是用以修饰的华丽词汇而已，当不得行动指南。若真的进步，就不用在意不仅不，相信人人皆好人。若真的光明，又何必自吹自擂，酒香怕你巷子深吗？若真的向善，就不会去作恶，小小的恶做的越多，对道德的伤害也就越大。

更加悲哀的是，今时今日，“道德”不是伤不起，而是无处可觅，哪位曾见过道德在哪里？

ERT784QHWBJ7

可能是怕再出事，重庆荣昌的警察在查出当地一家幼儿园的校车超载之后，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建议教委取消这家幼儿园的办园资质。由于新闻里并没有交代取缔之后，这些孩子的入园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好事者会疑惑：一刀切是不是办事者应有的思路？

我想起90年左右，为了迎接一大员考察我们村，领导半年前就下命令，家家都得把厕所改成沼气池，新装一套使用沼气点灯烧火的设备……劳民伤财的大举动，仅仅是为了一个统一的形象。

而99年那会儿，我们两班约70几个同学被某国营工厂下岗分流，一句道歉也没收到过。你能体会到你生命中有六年的时间奉献给了这个冷漠的地方，你不会痛哭一场吗？可是谁又有时间和闲情理会该与不该呢？

当然，我们会说，在国内办事就是需要一刀切。要不，托关系、走后门的准能有机会脱身。所以一刀切起码能维持表面上的一个公平。好吧，就算一刀切是一个标准，但它过于暴力，过于野蛮，过于绝对。

回到重庆荣昌，校车超载，那就换部校车解决问题。若买不起，那就租了。就算学校租不起，租费转嫁到学生身上也没问题。只要有道理，家长就没反对的可能。

实际上，把问题聚焦到一个点上，总会容易解决。而那些怕麻烦，拒绝后遗症的明智做法，总显得过激而愚蠢。我们不可能因为那个人是小偷，就一定要剁了他的手才肯罢休。

如果一定要求大家对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做法，那就叫独裁。但如果要求诸位对各种行为有一种彼此认可的判断标准或道德底线，那应该就能叫做共识了。

韩寒写了《谈革命》之后，可能他只是想告诉大家，先建立共识，再谈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会更好点。尽管听起来一些词汇可以让人热血膨胀，但说到底，冲动就是魔鬼，往往会害死一大批好人。

至于什么是好人？韩寒说两车交会要学会主动关掉远光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可以算作好人之一。在此，也向从没那样做过的家伙们致以深深的鄙意！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儿，拖了大家的后腿啊，你可知道？

问题是，对于什么可以算做共识，大家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能怎么说呢？归咎到柏杨说的中国式的丑陋？还是更多人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但很容易引发争论的是，谁来提出这样的一些共识？那些有原罪的成功人士吗？靠！

总之，被韩寒一分析，我顿时觉得两脚冰凉，人没了指望，生活就要变样。

我想起伪人李敖说的一个关于蓝色毛毯的故事，说某好人被某坏人抢走一床蓝色毛毯后，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逃进深山，后来有人帮他打走了坏人抢回毛毯并送还与他，此人接过毛毯不禁落泪。李大师解释说原因有二，其一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其二是没有参与到夺回自己东西的战斗过程中的负罪感。

负罪感是不是好事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在研究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的失而复得往往与自己是否付出过努力关系不大，在这里，依赖会更多点，或主动，或被动。依赖之后，其实掩藏着一种不计代价的交换。而这种不计代价就是一种缺乏共识的体现。

或者干脆点可以直接下个定论，很多人认为那些可以被共识的东西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可有可无的。比方说人人知道自己的性命比等一个红灯更重要，但为什么偏偏会去闯红灯呢？因为他很难将自己的不幸与自己的行为联络在一起，出了事故，责任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共识难以建立的基础。

除非我们能对自身有个尊重，否则共识始终是件虚幻的事，找不到注脚的天书，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呗。

如果微博提供商们真能按照政府新规来执行的话，国内微博的用户数量将会锐减。就新浪微博来说，2.3亿用户缩减到5000万之内都有可能。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新浪、腾讯或搜狐有能力搞定这些数字上的麻烦。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统计数据都不足信。这些少数的、居垄断地位的数据发布者向来强势，且遵循野蛮、自大的霸王逻辑，将受众囚禁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之中。互联网数据的“可统计”变成了“可操作”，令传统媒体自叹不如。

不过，对于广告主而言，微博实名是一件好事。在或者，能把新浪、腾讯甚至搜狐微博横向打通，每个用户像拥有身份证号那样，能且只用一个帐号就能登陆所有微博则是“好上加好”。精准才是广告主的基本诉求。

另外，微博实名对于大多数微博用户而言，其实也不算太麻烦。问题是，我们得习惯如何从大学宿舍熄灯后的胡言乱语到站在操场上聆听校长书记做令人昏昏欲睡的报告。说什么一向都是问题，但怎么说就是艺术了。我们得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微博们，有能力解决好后面的那件事。

这样一来，微博实名唯一利益受损的一方就是微博提供者了。没有庞大数量的支持，赢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换我是运营商，我可能会考虑将自己的麻烦转嫁给他人，至于商业伦理，谁在乎？

当然，我并不确定那些真正在反对微博实名的人看到了哪些担忧。或者，那些担忧并不来自所谓的自由和隐私，更多的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缺失？无论如何，我们始终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需要面对而不是逃避。

有一则新闻，说西双版纳某地有三五个流浪汉一起聚餐，其中有一位因对方没有喝完自己敬的酒而失手将对方打死。面子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哪怕同为天涯沦落人，怎么放也放不下！

这新闻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苦者对一僧人控诉，说自己的欲望无法放下而感觉苦恼。僧人请苦者握一杯子并给他加热水，热水加满之后，僧人还在继续，苦者因为被烫疼，将杯子丢在地上。僧人说：不是放不下，而是你没有痛。

面子这回事，实实在在的全是痛，但我们却真的放不下。说喝酒杀人，也是觉得自己面子不够，哪会多去替对方想想？更不会去问自己：一个流浪汉还要什么面子呢？

当然，也有很多人将面子与尊严绑定在一起。其实这两样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国人的特质在于以讹传讹。误导惯了，将错就错成了生活的全部。

围观者也有理由将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去控诉谁谁谁，社会救助怎么做的？公共安全怎么保障的？但控诉之后呢？

我每每对这类事情都有深刻的悲悯，总是因为还能想象出他们当初也是从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开始了这段人生旅程的，在他们出生时，他们的父母也有多么美好的期待，而今天……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每一种期待都有好的收获。好的期待，坏的结果。全因过程中的际遇。

人生的一点一滴，都是那么的重要。

诸位有没有见到某媒体新推出的《中国力量百人榜》？

大多数时候，我会将这类榜单当成一个工具，掌握话语权的所谓媒体向掌握广告预算（也包括来承接这些预算的一群采访资源）的所谓社会精英献媚示好的一种方式。

我以为那些真的相信有“中国力量”这回事的人一定对谁更有力量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可惜的是，至少在今天，我们不会还天真的认为咱们工人有力量了。对于丧失这种天真，我觉得悲哀。

南方有八千制鞋工人罢工，为了要回自己应得的薪水。而这类榜单上又有谁可以帮助下这八千人呢？南方的事可能不算太坏，起码我们还能知道，而政府也提供了一个出口来供当事人宣泄情绪，这比被压抑着要好很多。

反过来看，如果社会不尊重底层的生产者，而来崇尚乔布斯这样的人，倒也是好事。

问题是，我们要能认识到“乔布斯式”的价值，而不至于像某前世界冠军狂言要打造一支乔布斯足球队，更不会荒唐到发生某地用5000万金培养1400名乔布斯的笑话。

现实的状况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认为有钱有权就可以得到一切。正是这种态度，抹杀了民众的上进心，这让中国“造”失去了意义。

体育新闻里有段中国篮球队与别国比赛时的历次冲突集锦，播到女篮在场上也发生过群殴事件时，我居然眼角湿润了，有大哭一场的冲动。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我能确定的是以后再也不看国家队的比赛了。

我想起故事片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励志词组：“东亚病夫”。大凡这个词组的出现总伴随着因国人团结而获得尊严的结局。小时候喜欢以弱胜强，不理解无中生有，就拿它当励志来用，会多出很多对同胞的幻想与期待。而今来看就是讽刺，就像一个太监独对装有命根子的小瓶子去幻想下辈子要如何做个威武男人那样可耻且无趣。

一个不懂得自省自强自尊的人试图通过某种手段将一个人的私愤化作一群人的众怒去宣泄的时候，我只能说，要么是他有病，要么是这个群体有病。不该预期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乌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又会怎样？你如果知道，当然会跟我一样想哭，不是吗？

同样，一个民族将某些罪责归罪于某种物品，比如鸦片、色、酒、赌或者其他的什么借口，都会让我倍觉荒唐。我们何时无知无畏到这样的地步？又何时可以停止这种找借口不找病因的进化逻辑呢？

是的，我也会劝自己要淡定点、理智点，我也并不想证明，我就是一个病夫，这里是一个病夫之国。但如果我们真的没病，为何又会生活的这么变态、畸形？

我们说不要去搀扶一位摔跤的老头，因为他可能会拉着你说是你撞翻了他！我们也可以路过看过但未曾救过一个被车子多次碾压的幼儿，因为我们有理由害怕抱起那个孩子之后还能做什么！我们尽管去指责那个撞翻老人的人，我们也可以去迁怒于那位碾死孩子的司机，但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代替受害者表示愤怒？或在事件发生之后，又代表受害者忘记施暴者？

我们习惯于代表别人去思考问题、去做事，但何时代表过自己去做点什么？去听听自己内心里的呼唤吧，看看那个还算清醒的自己，想要做点什么？认为什么是对的，觉得什么是有价值的，可以吗？

作为万万个逃避者之一，我多希望这里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世界，描写民国的，或者清朝的，甚至是别国的，比如利比亚什么的。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者说，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都可以容忍。对不对？其实，即便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也能忍受，不是吗？

好吧，很明显你会跟我一样，看着周边有13万万同胞，但却只能抱有“好好活下去”这个信念，这种突然觉醒出“自己就是多余的一个物种”的现实来。我只能说，真的病了，我或者我们。

如果换我是那些被媒体誉为乔布斯接班人的家伙，我一定会谦卑的出来发个声明：“乔布斯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我做不了乔布斯第二，我只想做我自己”。但譬如马云、扎克伯格等等并不在意这些恭维话，况且就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循环炒作是媒体的平常事，让人懒得应对也有可能。于大众而言，一则厌倦了山寨概念，二则也并不如媒体那样习惯并轻信于夸大乔布斯或者其他人物作为的故事。一句话，没有永远的英雄。

但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众媒体纷纷拿乔布斯来说事？乔布斯语录、乔布斯之后的苹果、谁是乔布斯的接班人……种种话题主宰着近期各公共媒体及个人博客。免不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名人或企业想借势营利，但在“伟大”或者至少是“伟岸”的乔布斯的身影下，显然讨不得好，想想那些“一潘”式灰头土脸的演出，让自爱的人笑出声来。眼尖的人倒也可以从中看出人品高下，这算是额外的见识。

但应该有的见识里，应该少不了一点：认真做事的人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尊敬。按说这点理解与国人所处的环境有所出入。孟子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什么时候谈起“把自己做好”这样的个人主义？难道各位都在国庆长假里祭拜了下胡适先生吗？不过，也难怪这个病态的社会已经扭曲到另一种层次：要求别人把自己做好，而对自己却无丝毫要求。于是对成功的人除了羡慕还得加上嫉妒和恨，少了一些学习和分享。这也决定了媒体在真诚悼念的外表下，难掩其动机上的苍白与无力。

到底要学乔布斯什么东西？绝对不是听听乔布斯如何做的，如何说的那样容易，更不是几句看似幽默实则无趣乏味的调侃那样搞笑。因为一切都会回到一个基本点，如果你也懂得认真做事并能践行的话，或者怀念乔布斯就更有感觉了。

无论如何，我们肯定不需要一个或者一群山寨版的乔布斯。

仔细想来，在我成长的过程里，还真没有一条教我如何救人的教育，甚至连自救都没有，可能大人们一向迷信新闻联播，以为这个世界太平的很，不需要传授这门手艺。

我说救人或者自救是一门手艺，可能有人不屑。或者等你看到一个生命在你眼前被残害甚至被消失而你又不知所措，同时还得让大家认为你不是道德缺失的话，我们只能怪罪于学艺不精，不敢造次。

《纽约时报》报道，在一起交通事故之后，一群路人合力救出了伤者（视频如上）。而《南京晨报》报道，南京有一名小伙子因失恋，将3名行人刺伤并劫持一名人质（贴图如下）。讽刺的是，行凶者身后的食客们，人多势众，完全可以将他擒拿住，但他们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自顾吃喝围观。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可以给犹他州公路上救人的路人鼓掌，但却没有资格去指责南京的这桌食客。换作是你在场，结果却未必两样。好在没人会怪你因为不会做而没有去做。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知道正确答案，而这种心照不宣的事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比如在各类展会上排队去占个小便宜领个免费的小礼品，在提供免费咖啡的地方占位置搞私人聚会等等。正义感不可能独立存在于其他品质之外。

当然，我们也会从新闻里看到一些好人好事，甚至好人比坏人还多。我只是有一个疑问，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接受掌声的好人，而不是一个无需接受指责的围观者？

无论如何，从今天开始，我得学学如何救人这门手艺了。

我们对坏人的谴责和对好人的歌颂同样有限，既不能恭恭敬敬的学那些好人的好，也不敢一如既往的憎恨那些坏人的坏。于是到了今天，我们的身上好与坏并不对立，黑与白混沌不分，还美其名有包容心，够开放。其实你能忍受将坏事当作好事看，全是因它跟你暂时没有利害冲突而已。

话说福建莆田有蔡式后人建议给其祖蔡京（宋朝奸相）修葺陵墓，引来社会热议。本家晚辈尽孝心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放到公益层面，假借旅游招商名义而动用公弩满足私利，则一定不能鼓励。

作为权倾一时的贪官，蔡京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坏人之一。其后人为贪官立碑正名，到底是想给社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教育？难道说，“遗臭万年”这个报应是虚的？或者也信奉电视剧《八月桂花香》里所言：无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都是成功的人生！？

有人更担心，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崩溃。但以屁民的乐观，可以劝有这样想法的同胞们安心，这个社会还没有什么价值观。即便有，那也是强人逻辑，谁更厉害谁就有资格去传播价值观，去搞自己的一套，并有能力让尔等传颂赞扬。很明显，在一个连常识都难以达成共识的社会，奢谈价值观的人太孤独、太不合群。

比如，我们想给后人传递一个“真诚”的价值观，就会告诫孩子“骗人是不对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会教育孩子“不要相信别人”。因为我们很难相信别家孩子在理解“骗人是不对的”这个道理之后，会真的做到不去骗人。在教导信任的同时却不敢去信任。可怜“你不要骗人，更不要被人骗”的防守式教育又如何可以改良民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好人吃亏，坏人得利。

当然，我们也一再被事实教育这个社会并非“非黑即白”，“相对论”或者“两面性”的理论支持着我们的所谓理性。但是看多了坏人坏事，也看惯了骗子们并非惨淡的命运，我们似乎快要屈服于一个现实，那就是遗臭万年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真有本事那么做的话。

瞧，我们将它还仅仅是看作了一种有能力的结果。我们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还只是在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而不是说为什么要做。这大概就是距离。

能被方舟子盯上的，至少不会是一个诚实的人。

很不幸，颇具人气的乐嘉“老师”最近会很头疼。除了赖以成名的“性格色彩”一说及该学说创始人身份遭到网友炮轰和质疑之外，其某段学习经历也被指与唐骏相似。

尽管这年头到处充斥着花钱买学历、买经历、买职位、甚至买各类奖项的大小新闻。但名人们总觉得自己不会被揪出来。大考临近，再保持沉默就有点晚了，连跟随在他们身后的一干粉丝们也会非常不乐意：哦，原来你也是个骗子。

粉丝的感情是很脆弱的，你可以让她花钱买你的书或你的唱片，你可以让她追你到天涯海角，你甚至可以让她为你不婚……但是，你千万不要骗她。要知道，越是相信你的人越需要你的真诚。

当然，不是每个骗子的下场都很悲催。即便如唐骏之流，今日还不一样在职场上得意的很。说到底，如果你有足够的能量去抵消那个错，那么你就有理由认为那不算错。

可我，真的希望乐嘉老师不要不认这个错。起码你还有机会做一个好老师。

老话说，物以稀为贵。奢侈品的界定在于不可复制性。从这个标准上来看，繁荣的商业社会里充斥着流水线产品，难有奢侈可言。可笑的是，每年却有数以万亿的金钱在哄抬着这个产业。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ipad，它本不算奢侈品，但爱马仕推出的ipad套套，价格却超过ipad本身，让人忆起“买椟还珠”的陈年往事，于是“爱马仕”就成了奢侈品。再比如说，某女士花了280万元购买了四十几件家具后发现，所谓的100%意大利进口的“达芬奇家居”不过是以低廉的价格在东莞定制的国产货，于是“承诺”就成了奢侈品。

奢侈品可能满足了某种精神需求。而这种满足又成就了它在中国的繁荣，同时，也给世人一种“价高即奢”的错觉。我们必须承认，在奢侈品及强悍的广告面前，人们是没有智商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真正的奢侈品来自不可复制。譬如我们人类自身，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恩赐。但是，请试着自问，你的价值在哪里？

辟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先要否定“别人说的”，接着肯定“自己说的”，结果却是“事实”其实不一定。

国人不是喜欢不一定，但不是你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什么真的都会不一定。好在我们早已习惯各类辟谣，就像自我调侃食品含毒与身体健康的伴生关系那样，自嘲百毒不侵其实只能是听之任之。

尽管辟谣是一种自我辩解，但民众更倾向于体现出自己的意愿来。

有美国媒体曝姚明将退役，而姚之队立即站出来辟谣说没有此事。另外的一些媒体却急于为姚明在NBA做个总结。可见民众更倾向于姚明退役，即便不是姚明本人意愿。再举个例子，媒体曝光“女子宝马车内吸毒被抓后称‘我爸是村长’”，一时间，网民、媒体大加鞭挞，甚至称此事做“我爸是李刚”的延续版。可见民众对吸毒女、宝马车、村长爸爸这样的题材有更多幻想。

媒体的断章取义造就了客观的新闻和需要被辩解的新闻，这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满足（或引导）民众倾向。在已麻痹的听觉、视觉和触觉里，辟谣反而有点类似于在昏睡状态下被狠掐了一把，能让人惊醒！

靠！或者民众喜欢倾向“仇视”，也是媒体故意惹的祸？这个谣谁来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