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各地流行的各类指数，我很关心民众的“幸福指数”或者官员的“辛苦指数”，经济学术语被用以考量社会品质，算是一个好现象，起码好坏都有个参考值了。
相对来说，官员的“辛苦指数”更有价值，也更容易被关注，若指数能与官位高低挂钩，或与酬劳对等，就有了不小的一个动力。而百姓“幸福指数”就较难提升，一则众口难调，二则百姓不需要管自己是否在一个大框框里是否幸福，或者他更喜欢没事偷着乐。
可问题是各类指数是如何建立的，民众还不清楚。昨天糊里糊涂的被幸福了，今天或许也糊里糊涂的就被不幸福了。官员们倒是清楚的很，昨天你做模范，明天我做代表，一来二往的，“指数”就被废了，无人再信就没意思了。
幸运的是，今天既然有人愿意冒险勇立“贪官录”，明天他们也会愿意为好官们建个“纪念碑”！总之，愿意被指数的官员，都是好官员。
总理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对未来中国有诸多期许，对当下中国也有深刻检讨。但简而言之，这只是一次应景演讲，对国人没有实质意义。但凤凰网给的标题让人振奋，是的，我们都喜欢听到“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和公正”这样的消息，可惜那是在未来。未来会有多远？媒体怎会不了解。
我希望未来我有房子可以住，但眼下我每个月的薪水买不了一个平方，更重要的是，这点薪水还跟不上现在快速上涨的物价。未来国家会给我房子吗？我期待。
我希望等我儿子读大学的时候，大学也可以实现义务教育，不需要家长买单。但眼下，我不得不一边满怀感激的接受着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另一边也接受着老师们的冷漠和不负责任。谁能告诉我，“义务”也可以有责任吗？
我希望等我老了之后，可以不用为看病发愁。但也说点现实的，上海要从7月份正式开始逼着企业为外来务工人员缴纳与本地人相同金额的社会保险，让人不得不大骂你娘。当年你要大批民工，我们奉献出青春，你连基本的外来劳动力综合保险都不交，大家伙也没半点抱怨。今天你要少数精英，一纸命令就可以加高门槛，无非是想把这些老家伙赶回原籍。于情不通，于理不达的事，你打算还要干多久？
……
总之，我的希望与总理的希望是类似的。更加值得彼此同情的是，大家都不知道现在该做点什么，该怎样做才可以接近一点。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谁允许你做，谁推动你做，而又是谁决定那个“谁”是谁。
也许将一切快乐与痛苦推给未来也不是个坏主意。
新闻里，郭德纲像说相声那样宣布自己15岁的儿子已经放弃学业，跟着德云社混江湖。淡定的是，郭德纲对此表示尊重与支持。与早前的“童话大王”郑渊洁支持儿子郑亚旗辍学基本一致，名人对国内“制式教育”的失望由来已久，即便如郭德纲所言，他是有能力送儿子去美国读书的。
对于这样的新闻，我觉得最值得社会探讨的不该是责问郭德纲如何如何，或者说义务教育如何如何，但多谈谈教师该如何如何是有必要的。换句话说，义务教育就像做公益，教师是最具体的执行人。公益做的好或者不好，责任全在人，人比制度容易犯错。
师者，所以传业授道解惑也。今天的教师们有几个会对照这个标准来审视自己？或者只是为了一份老有所养的工作而忍气吞声，随波逐流？
我“恶意”的对于老师的不信任是因我看到、听到的现实，或者也来自我对于“师者”的过份期待。也或者是因为我小时候遇过的好老师太多，而对比今天，落差太大便不敢接受，甚至多了一份抗拒。
但我也知道，仅仅靠老师们自觉是不够的。若真的还是为了孩子好，家长们还得向郭德纲、郑渊洁学习，勇于放弃一些东西，尊重孩子的天性让其能自由成长，远比放在一条流水线上，得出一个质量好一点或者差一点的复制品要重要的多。
既然你的孩子是独一个，你就该保护这点，不是吗？
谐音“扬眉吐气”，语出“鄂尔多斯超七千人资产过亿”，指那些依靠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气等资源发财的家伙们，在鄂尔多斯，或在榆林，扬眉吐气道：“俺不穷了”。
古话说，“富贵在天”，但今人会有误解，以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生存哲理。其实，这“天”也不全在山山水水，个人的修为也是“天”，甚至更加重要。
假想下一百年之后以孙辈的情怀来追溯自己：我爷爷当年都如何如何发迹，你会喜欢听到哪种表述？最起码不该让子孙骂你连子孙饭都抢光了吧？
芳文感叹，这世上有优质的富豪，像乔布斯那样，用创意收获财富，更用创意改善生活。也有低劣的富豪，像煤老板那样，与子孙抢食，与环境为敌。可为什么你就只能做后一种呢？
这则标题来自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老师的一份毕业致辞，有思想的人总能把无趣沉重的事说的轻松，我做不到，只好去听，去体会。
何兵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感叹人进入社会之后，总会有一个改变，在号称有了生活的压力之后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改变：趋利、向钱、奔高位。独独忘记个体初衷，其实也曾有那么一段励志式的宣言。到了最后，给关心你的人剩下一条底线，做不成好人没关系，只要不做坏人便好。
老师愿意这样教导还算学生幸运。不至于对你描述未来如何美好，让你入世就不得平衡。不过，所谓的有理想在刚开始进入社会的时候可能坏事，忘不了对丰满的期望，也接受不了对骨感的失望。比之迫于生计而踏入社会的那帮人来说，后者更容易满足，反而会有“理想很骨感、现实很丰满”的意境。起点、方向与角度能决定个人的幸福。
如果如此，学校教育意味着什么？
可惜的是，我们处在一个不知道自己是否幸福的时代。迷茫、无知的寻找一个个新的幸福参照，试图告诉自己该过怎样的生活。少部分人会去思考，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但也以“守住自己”为底限。很明显，推动社会的肯定不是保守派。但若前进的人承受太多负担，最后只能累死。
或者该告诉自己，现实与理想就是一段距离，你能做一点就接近一点，你抱怨少一点就幸福多一点。如此一来二往，骨感的现实或将丰满起来。
语出“群众演员扮保安驱村民”，事发北京丰台，为了阻止当地村民在征地现场闹事，有关部门找来几千保安来镇镇场面。在人数不够的情况之下，又找到群众演员充数。
这条新闻反应了两个问题。第一，北京保安严重缺乏，全国各地职校可扩大生源，以供首都之需。第二，群众演员开始跨界发展，早前传知名演员吸毒、嫖妓。但与此事相比，统统都是浮云。
当然，如果你敢于自称“我是一名演员”，你就会无视这条新闻和这帮群众演员。
虽然演员不一定都是君子，不知道有所为或有所不为，但基本的自我修养还是应该要的。这让我想起毛主席说的某个动物，叫“纸老虎”。其实纸老虎也是一名群众演员，是道具，专门用来吓唬善良的人。
不过，芳文终于还是想通了，不该对一群只是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群众演员发难。尽管良心这件事是平等的，有或者没有，都不该找借口。但如果要张嘴吃饭，就不该自作聪明的讲什么良心，对吧！
说素质很重要，有人不信邪，偏偏把微博当作邮件来玩。老话说，没吃过猪肉，也该见过猪走路，可是某局长这边吃着猪肉，另一边不相信猪会走路。近日，江苏溧阳的一位局长微博直播与情人开房全经过，让屁民大跌眼镜。
有一点似乎不需争论，抛开这位局长的身份不提，单单就调情工具而言，QQ、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甚至微博都已经被情种们利用的非常到位。一则说明大家与时俱进，二则也意味着情种们不在拘泥于花前月下，所谓处处有情处处调情。
在“有钱便有一切”的观念下，整个社会对小三的态度显得暧昧。甚至在行为上，婚外情也屡见不鲜。在你我的身边，处处可见。
透过微博开房的是不是局长无所谓。透过QQ视频裸聊的是不是街道主任也没关系。于是，全社会来讨论全社会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抛开当事人的社会身份。
但我们似乎有一种倾向，更愿意拿一小部分人来替整个群体抵罪。或者叫祭旗更恰当一些。因为挑出这些替罪羔羊之后，人们还是一切照旧，照样与小三卿卿我我，照样与属下暧昧不清，照样与朋友妻秋波暗送。那部分人的替罪变的毫无价值，只是可怜的无用的一个祭品而已。
全社会都在侥幸，这次捉不到我便是，下次我要更加注意些。出乎意料的是，整个社会的自我防御机能被提升了。
屁民特想问下，这算是笑话呢？还是笑话呢？还是笑话呢？
有媒体报道了一则父告子的新闻，大意是某父欲状告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不能常回去看他，法院的法官通情达理，按下告诉用一通电话解决了问题。听上去有点山海经的味道。但仔细一想，也是事实。留守儿童值得关注，留守老人同样不该忽视。
懂事的子女按时寄钱给父母，算是一种孝顺。但还远远不够。父母亲更需要的也是陪伴。我们可以陪着孩子长大，我们也应该陪着父母老去。
想起某人在昨天的饭桌上问起的那个问题：如果说上帝是全能的，我们人类又是上帝的子女，为何上帝自己要独享永生，而给人类只有100年左右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全能的上帝为何没有给子女们一个选择的机会。
人类或者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但社会就是上帝，冥冥中“安排”了一切。为了生存，你得离开家乡，去遥远陌生的城市，找一份工作。你必须忘记家里的孩子、老人，假装你是一台生存机器，然后，糊口，然后，养家。然后，老去。然后，看下一辈人如此循环。在这个过程里，你可以选择吗？或者问，你为了选择而做了什么？
或可从另一方面来理解人的选择，往好的方面去想。但只要问一个问题，“为何是你而不是他”。就可推翻所有假想的美好。
不如回到根本，你需要的是什么，美好的生活，对吗？你是如何定义这样的生活？完全由物质来决定？还是其他……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带一点理想主义的人，活得会更幸福点。
父亲节，源自美国，以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作为感恩父亲的日子。
如果说我反对中国人过西方节日，就有点不自量力了。我只是反对我去过西方人的节日，就好像我很鄙视西方人过中国人的节日一个道理。
这种情绪以个人的认知为判断标准，我想说难分错对。至于我的反对，没太多合理理由，只有一条，我想做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也希望看到一个有着各自特质的大世界。
早在1945年的8月8日，在上海文人们的号召下，中国人庆祝了自己的父亲节，这个节日直到今天还在台湾等地区被保存。而大陆的人呢？
芳文不禁感叹，国人在商业社会的熏陶之下，不幸被广告奴役，成了俘虏，搂着香车豪宅美女也就罢了，甚至连何时吃饭何时睡觉何时感恩也要受到支配。
幸运的是，从昨天起，我已做了一个自由的人。
《北京日报》有评论指责当下媒体更喜欢“情绪表达”，而非客观理性的表情达意，并警告情绪表达很伤人，一来放弃了媒体责任，二来更是破坏了社会信心。
乱扣帽子是媒体的通病，可以理解的是媒体总得找一个理由去指责社会（包括媒体本身）。如果论据也足够充分的话，人们还是乐于相信或暂时相信或从中得到一个思考的机会。如果结果也只需要这样的话，媒体“哗众”之本性无从改起，也无可厚非。
指责谁或者赞扬谁，是媒体习惯做的，甚至成了业务模式：树立观点—-寻找论据—-去证明。无论是在何种地位的媒体里，也总是由一个单个的人去完成这种看似公平、客观的指责和赞扬，尽管社会允许，但扪心自问，你们做的真的没毛病可挑吗？
我想起许三多在《士兵突击》里责问队长的一句话：“你很在意你设计的那几个小时的经历，但你不能体会在那之外的大半年时间的其他经历？”媒体很在意自己的文字或认知，但也习惯回避事实。对那些与你论点不合的事实，总是视而不见，或者总是看重自己认为的对与错。要知道否定本身也是一种否定。
大众媒体不同于个人博客，在这点上，个人博客就自由的多。我更喜欢“情绪表达”，因为博客是没有设定读者的，博客能够提供的，只是一种认知的交流。是给世界提供一个看我的机会。
很明显，媒体需要忘记我是谁。
媒体的数据总是让人看不懂，针对个税起征点，凤凰网称有85%的民众不赞成3000元的起征点，有48%的民众要求改3000元的起征点。尽管凤凰网也承认参与此次投票的民众更多的还是来自发达地区。
但屁民还是没有看明白，民众们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起征点。或者，起征点是多少根本就没个统一的标准？
以自己举例。假设我（一家三口）在上海可以拿6000元的月薪，除掉房租（1800）、水电气网（200）、生活开销（1500）、子女教育及娱乐（1500）能够剩下的还有多少？可能是1000～1500元。但若换成在池州拿这样的薪水，同样的生活水准至少可以多剩个一、两千元。
这么说吧，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统一的个税起征标准，就好像是把中国与美国放到一个篮子里同等对待，不考虑地方、经济条件及人口素质等差异的统一标准，只是被统一了，但肯定不是个好标准。
屁民觉得，个税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制定一个最高限与最低限，最终还是由各地市参照国家标准而自行设定。对于经济状况落差极大的地区，比如说亿万富豪与低保户或许就是隔条街的城市，包括北、上、广、深等地，最好还应该依据不同的月薪来制定其个税起征比例。
当然，如果政府考虑不征个税或以其他方式—-比如购买国债、购买社会保险—-来加以改良，屁民更要拍手赞成。
不过，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是愿意让更会赚钱的人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呢？还是让更多的不会赚钱的人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
五点不到的时候，大雨稍止，照例听到鸟的叫声。昨晚没盖好被子，感冒了，起床勉强做了几下俯卧撑，喝了几口热开水，然后走到阳台上专心的听听这鸟叫。
这段时间以来，人又进入了那种说不清楚的状态，有科学家论证过，说男人也有周期性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个借口我觉得不错，起码不会乱抱怨什么。
在网上搜了一遍，找不到李军虎的《换城》视频。我挂念的是，片子里记录的仿佛就是我的生活，只是亲身经历的人或许没有拍摄者那么多的感概。我会怀疑，来自社会的同情，多半在于同情者的联想与对比。于我而言，同情已剩下不多，更多的还是尊重，甚至想当面去鼓励对方的那种冲动。
但我们这样的农村人，谁也不知道在陌生的城里最后结局如何。但也不全是期待喜剧片式的结尾。大家只是认为明天会更好，但如果明天变的不好，我们还是一样会接受得了。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勇敢吧。
在这之前，看过李军虎的另一部作品《父亲》，讲述了一个农民进城与儿子陪读的故事。这类行为并不少见，但是如果你理解有人用矿泉水来洗脸漱口，而也有人捡矿泉水瓶维持生计的现实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社会该有多冷漠和多疏远。就像这早晨五点钟的阳台，在大雨里，寒意阵阵。
最近印度有家名为『我行贿了』的网站窜红网络，该站鼓励行贿受贿当事人以亲历者的角色来爆料，向公众及政府提供贪腐线索，惩治不法，以改良社会。
原本认为爆料人更习惯用围观者的态度来探讨社会问题的思路终于得到转换，亲历者自爆丑闻一旦成为主流意识，将会增进社会的自省机能。这比躲在角落里打别人的小报告要有意义的多。
远在中国的屁民们也该向邻邦的屁民们鼓掌致意！好在国内也有站长立即做出响应，包括“我行贿了”、“我行贿啦（522phone.com）”和“我贿赂了（ibribery.com）在内的三家网站也于近期分别上线。
与对待其他新生事物的态度一样，网友们对此事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样的平台可以成为民众与政府沟通的重要渠道，对打击贪腐现状的迫切期待是基本的民意。但也有网友对国内的这几家新站提出质疑，怀疑建站的目的不够单纯，作秀的成分较大。主要原因还是出自对于运营团队背景的担心。众所周知，当代社会永远不缺乏由下至上的推力，但起步开关始终还是捏在上头。
网友的担心可以理解。一则更多的浏览者是以围观猎奇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二则那些爆料者不得不面对举证等危险事而需要极大的勇气；三则，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能解决问题的人或机构来及时处理这些线索。
如果只是将一个人的愤怒通过传播演变成一千个人的愤怒，但没有为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而引发其他负面效果，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国内严苛的互联网环境下、民众明哲保身的社会意识里以及政府机构高高在上的沟通机制中，很难存活这种“有勇气”的网站。
它或许只是一现昙花，但无疑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一起值得纪念的事件。
语出当下流行的电视节目类型，比如正当红的《非诚勿扰》（江苏台）和《中国达人秀》（东方台），以平民的非角色表演，来试探人们的伦理底线。
真人秀的红火来自人的“偷窥欲”，试图对他人生活的观察以完成对自我的精神期许。在低档劣质的真人秀节目中，你会更容易发现这个本质。
以江西台的《金牌调解》为例，节目本该通过当事人先陈述事情因果及当前困局，由观察员抒发围观意见，最后由调解员提出更加合适的办法，以解决当事人的实际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实际问题”的节目原则才能帮到当事人，同时也更符合社会伦理的需求。一旦观察员和调解员将自己当成审讯囚犯的陪审团或者法官之后，这档节目就彻底被娱乐了。
不过，在芳文看来，真人秀也是了解民情的一个好方式，你不可能很理解社会总是充满意外的。因为你可能会从中恶意的获得某种满足，看着别人的不幸，没有自省的同情就显得假惺惺了。
广州传来好消息，当地政府决定在今年给具备一定条件的7万多户困难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媒体显得很兴奋，还举例说明，只要40多元的月租就可以住上40平米左右的一室一厅。
帮助困难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屁民当然喊声支持。最低阶层的人因政策而获益也多少让我觉得身处社会其中的一丝自豪。但如果以今日老百姓务实的价值观来看，这种举措多少有点抑善扬恶，有失公平。
首先，我相信造成困难家庭之所以困难的原因肯定不全在社会，若因个人懒惰等原因来让社会去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于情于理不通，并不值得提倡。
其次，对于那些通过苦苦奋斗，背上巨额房贷并且慢慢苦捱二三十年才住上一室一厅的打拼族而言，廉租房更意味着实惠，不再有关心产权属于谁的问题了。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让大家都爱上廉租房将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鱼”或“渔”会影响一代人的价值趋向。
一个向善循环的社会，应该扬善抑恶，在帮扶弱势群体的时候，也需要奖励那些积极上进的群体。更重要的是，社会应当反思下如何降低奋斗成本，让一辈人不至于为了一套房而奋斗终身。我们不想成为没理想的民族，对不对？
围绕着强拆的话题无非是需要地表上的那片土，屁民们是否可以想个办法钻到地下去过日子呢？像个老鼠那样有尊严的去生活，或许就不用那么被动卑微了。
传说中的中国第十个特区义乌传来消息，为了让市容看起来更加整洁，约有2000名打工者被赶入深山，在坟墓群附近搭起新据点……是否有联想到好莱坞电影里的某些场景？肮脏的棚户区、卑污的人、冷冷的天空……好了，这些都是在发生的。
让我们来恶意的揣测下不会发生的，假如我们（也可能包括尚未中产的你）必须举家迁入深山，或者更进一步，往地下发展，真希望我们可以“进化”的更快一点，比如生出一对可以打洞的手？甚至是一双翅膀什么的。不过生理的进化速度不及心理，我们在心理上很容易接受一些现实，尽管在生理上根本就没法做出准备，但谁管你？
让我们放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的念头吧，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扔到一边去，暂且先考虑怎么活下来更加现实。
住进地下或者迁回深山确能保留一线生机。且退且想且怨恨：靠，要不是当年我穿皮衣的时候没想到今天，老子山里打猎过日子简直赛过神仙。
但今日，恐怕得好好的去适应与蚯蚓争食的日子了。
语出高考，各地出卷作文，主要来考察933万考生看问题时的角度和思路，每年虽不乏精彩之作在网上流传，但今日毕竟不同古时，一篇文章定不了终身。
即便是在古时，失意的写作者也比比皆是。金人王若虚在《＜新唐书＞辨中》里举例：“温庭筠数举进士不第，思神速，多为人作文。”意思是说温庭筠这个人老是考不中进士，不过思路很敏捷，后来就帮人写写文章。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文章写的好的不一定能中举。但善写作的，思路必定敏捷才行。
于是思考下古时候，确也有些不公遗传下来。当然，这不公是针对写作者而言。对于科学、美学、杂学并举的开放时代，文学的没落不值一提。
芳文点评：
唐诗
宋词
元曲
明清小说
民国新文化
如今娱乐至上
《纽约时报》对药家鑫执行死刑一事也有报道，该文提到国人对此案的看法有二，一则如我等屁民鼓掌欢庆，说什么这是法治的胜利。二则如那些理智的精英派略带不屑，将药之死归罪于网络暴政。对于这两点，屁民都有意见。
其一，如果说有法可依、有法当循是正常社会的正常事的话，哪里会有人对法治的胜利保有额外的惊喜？或许该文撰稿人还停留在70年代的中国。对此，我更愿意说，药家鑫的死是对“有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富人意识”的纠正，与法治本身的关系不大。屁民的焦点也从来没停留在法治层面。
其二，国内那些自诩理智、清醒的精英派，将他人的伦理观念强行提前与最高文明接轨，而将自身的伦理观还紧紧的绑在裤腰带以下。所谓的网络暴政，不过是他们对民意的一个曲解和掩盖，为什么要曲解？又试图掩盖什么呢？
首先，这帮围观者们早已习惯了站在远处指指点点。我们只要稍许注意下这类或那类新闻，受害者往往来自与精英无关的另一个阶层。精英看屁民总是居高临下，就好比站在岸上的人抱着双手对在水里挣扎的溺水者做一些仁慈、清醒的提示……但是看官们，如果你不能立即施以援手，我就只能祈祷下一个落水的是你。
至于群体暴政强于个体暴政，精英们防患于未燃也不算过分，但在连基本保护能力都没有的弱势群体身上加之“暴力”色彩，除了栽赃嫁祸之外，更是将屁民当作异类打压。可恨的是，精英们的强盗逻辑稳居上风，精英暴政已然流行，屁民们却浑然不觉。
语出：“今年高考录取率72.3%”。学校扩招，考生减员，一扩一减，录取率大增，随之而来的是喜悦和悲伤，喜悦的是全民素质又将提升好几个百分点，悲伤的是学生就业路越加艰辛。
词出《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意指教诲培育。现代社会只有“录取率”，而没有英才。
“录取率”源自供过于求，当“一纸文凭决定你的社会地位”这个思维还在流行，我们必然会降低录取标准而推高录取率，但现实的一面是大多数家庭“读不起书”，即便是在教育支出早早占据一个普通家庭所有支出大头的情况下。
于是，“教育（包括被教育）”成了一个将社会区隔的隔板，而不是权利。一不能让你以合适的成本接受教育，二不能保障你有更好的谋生技能。若从单纯的投入与产出来看，教育产业已经失去活力。
可社会并不这样看。
所以，读书、读书、继续读书……噩梦不会停步。除了那些懂得自我成长的孩子之外。
芳文点评：
学以致用
物以稀贵
在端午节祝福朋友们节日快乐显得不够庄重，因为这个日子与“怀念”有关。我们所有的怀念都应建立在悲情之上，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忧郁历史的传统民族。
南朝吴均（梁）在《续齐谐记·五花丝粽》里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意思是说得不到朝廷重用的屈原，眼见国家衰亡而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
在后人看来，屈原或忠或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还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有那样的一件事。人与事对一群人的教育应比知道一个人的对错更加重要。
但后人只是知道其重要，并没有从中学到什么。比如为官者的责任心，你只见过畏罪潜逃或自杀的，有见过因为做不好事情而自裁的吗？再或者围观者的包容心，你只见过里三层外三层的冷血旁观别家喜丧，有见过因为价值认同而悲喜的吗？
所以在今天来反思自己是一定没有错的。
想想我们为社会做了什么，社会才会如此对待我们，或许这个节日才有纪念意义。
数字会给人压力，让人不舒服，缓解压力的方式可能只有一个：学会遗忘。
屁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双百万”的事实：中国的百万美元富人家庭已经达到111万户。这个门槛肯定是屁民一辈子也无法企及的。换句话说，我们将彻底的与富贵无缘。
就像赛跑跑输一样，屁民会质疑自己“奋斗”的含金量究竟几何？甚至到哪里去找继续跑下去的勇气？幸好有各种心理学教程帮忙解围，是的，人的价值总不该千篇一律的靠财富说话。可为何我们没有能力用财富来证明自己呢？
屁民会好好反思自己是不是该遵循当下的价值观，也用获得财富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其他远离主流的方式？
总之，当我觉得“精神”这玩意儿已经“玄之又玄”，我就真的该换个思路去走了。
语出“17岁小伙为ipad2卖肾”，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操蛋但又发达的物质文明，将精神文明不能同步的人折磨的痛苦不堪。
卖，词出《说文》，出物货也。意指拿东西换钱。比如卖婚、卖爵、卖货、卖春、卖契、卖文等等。似乎大家喜欢以具体事来对“卖”做个褒贬，可事实上凡“卖”必无对错，你能说哪种更好？
小伙为ipad2卖肾或者少女为iphone4卖初夜权与其他各种卖无高下之分，无非是用各自拥有的“资源”与其想要得到的另一个“资源”做个交换，这种可“交换”的权利需要得到尊重。套句名言“我可以不赞成你的交换结果，但我尊重你行驶交换的权利”。
不过，国人也不用太担心，在日本、港台等地流行的“援交”现象早告诉我们：国际社会“卖”的很疯狂，跟国际接轨不是我们的口号吗？
你情我愿的买卖都是不容置疑的。
芳文点评
买卖买买卖
卖买卖卖买
物理课上说负负得正，可是社会学里没有这种解释。在我们的生活中，负面的东西越多，人的精神也就会越紧张，什么？负面的东西多到最高值，人也就不紧张了。或许对，除非他挂掉了。
所以说，我特别害怕这种“负负循环”的事，稍有一点苗头，我便抵制，抵制不了，我便逃掉。实在是逃无可逃之处，还得换个思路去想解决的办法。要不然，等待自己的就是死路一条。
有人说“我很压抑”，其实他的意思是想表达看到那些比自己优秀的人而显得不自信。牵强点来看，“我很压抑”也意味着一种浪费。对自己暂时的消遣或许可以，一旦有了痕迹，留了阴影就显得过头了。
简单说，我不喜欢将我认为错的事继续做下去。除非你能告诉我，我看错了。
语出“微博直播打拐”。虽然是打拐路上的一个小插曲，但大多数网民还是肯定了这次警民合作。同时再次印证了那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打拐，意指打击拐卖人口。自本山大叔小品火遍大江南北之后，“打拐”也延伸出提防忽悠的意思。总之，防范胜于打击。
清人曾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提过“拐卖”的说法。可见，拐卖古已有之。
但“拐卖”之事为何屡禁不绝？除了自身应该做好的防范之外，社会给予的“多心”非常重要。简单说，我们应该向那位微博打拐的网友学习，只要人人都愿意在这件事上“多用点心”，真正的拐卖者就没有容身之处。
芳文点评
群众打拐要支持
警民互动暖人心
抓住一个算一个
错上一千又何妨
语出“冷血护工”，既包括“郑州护工郑焕明夜半逼老人喝尿”，也包括可能已经被人遗忘的“大连某养老院老人遭护工拖鞋抽打，后因脑出血死亡”、“安徽女护工撕下老人半只耳朵，随手扔进垃圾桶”等事件。
养老，意指奉养老年人。《周礼·地官·大司徒》有记：“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意思是说，政府照顾好老百姓需要做到六个方面，第一就是爱小孩，第二就是养老人，其余不表。
按我的理解，护工应该与老师一样，是一个极具高尚道德色彩的职位。但现实之社会，护工不义，反而显得正常，热情或冷血，全要看护工的心情。于是，冷血护工层出不穷，也不足为奇。
如果想要求护工多点公益心与爱心，成为义工，社会又该做点什么？
芳文点评：
一小和一老
烦恼真不少
多爱多关注
社会才能好
『每日论语』将在安庆生活社区、私人媒体及乳透社三处同步更新，感谢阅读。
财经网消息，某男子交通肇事逃逸后被警察堵住，居然将自己的妻女作为人质，妄图“金蝉脱壳”以逃脱肇事责任。
可怜的男人被抓之后，除了要接受交通肇事的惩罚之外，应该还会搭上一条“劫持”的罪行。围观者若不知道这个人，还真的无法想象男人的智商可以这样低。
屁民试图从中看出点什么，但稍微想想，无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已。只可惜，大多数聪明人都容易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极端化，不想悲剧收场的，往往结局更加可悲。
还是说说被劫持的孩子。这孩子怎么能理解大人的勾当？我是说，肇事者与妻子可能只需要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就能理解彼此想什么，但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要拿着尖刀指向自己。
我很想了解，这位父亲如何向女儿解释这一幕？
给世人的警示莫过于此，父母的行为将在孩子的心理留有不可抹去的印记，无论你是什么心理，孩子都只会用最单纯，最纯洁的心灵去感受，如果不小心伤害了她，到最后，你就会自食其果。
为人父母，不能没有羞耻心。而你能教给孩子的，也只有羞耻心。
儿童节是个什么日子？维基百科解释道：是保障儿童权利、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的节日。
为了便于理解，对“毒害”做个引申说明，《后汉纪·质帝纪》记载：“毒害流布，日夜广远。”意思就是说谎言说多了，听的人多了，日子久了就成了真的。所以，谎言就是一种“毒害”。
说回儿童节，我国的儿童节始于1950年，换句话说，读这篇文字的人，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儿童节记忆。不过，本文不强调记忆，在于围观。如果一定要说也是在记忆，那也是给60年后的人去看的。
孩子们该如何过这个儿童节？我不打算回顾湖北那个9岁少年的悲惨事，也不打算感动于《中国达人秀》里7岁潘成濠的疯狂事，我们来看看大多数孩子，当他们唱着红歌童心向党的时候，你觉得可好？当看到仅江苏省就有600万学生参加这项活动的时候，你可被震惊？
不敢多问你的感受，你心里知道就好。
芳文点评
儿童节不是天堂
是某些人的秀场
『每日论语』将在安庆生活社区、私人媒体及乳透社三处同步更新，感谢阅读。
FT中文网昨日（5月31日）刊发了一篇令人头疼的公关稿，称某网站为中国富人的社交网站，有宣传造势的嫌疑。但它是否就是FT式的判断？或者仅是撰稿人出于对互联网的肤浅认知而被故事叙述者所忽悠？总之，这个平庸的所谓“富人社交网站”创意本身，让我很不舒服。
令人头疼的本身，在于FT不该放弃自己的格调去做这种庸俗的报道。虽然来自一位比较资深的撰稿人，但很显然，FT的读者对任何事物都该有自己的判断。
或许，“阶级”这个词确实令这个社会“激动”不已？！
我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只服务于商业利益，将社会以阶层量化区分，并用一个标准（比如说月收入8000以上）作为门槛，一来符合国情民情，二来符合客户心情。于是，举国躁动，商业繁荣……可怜见会有多少人受益于这样的一个谎言，又有多少人受害于它的真实。
这个谎言来自于大多数人的真实处境，我们对于收入及消费的支配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看“别人的需要”（比如为了面子的房子车子）或“商业的需要”（比如为了占便宜的团购）行事，只是我们都不在意而已。
记得《彼得原理》里有过表述，当你被抬上一个超越你的能力的位阶的时候，你将不会胜任。如果说中产也是一个位置，当大多数伪中产或者准中产被抬上中产阶层之后，他们将疲于奔命，用明天维持今天，用今天维持昨天，那是荣耀，也是包袱。
当然，如果他能不在意位置以及能力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件好事。
用俱乐部来表述小圈子，显得更有精英的味道。活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里，模糊的个体不如一个特征鲜明的小团队让人感到安全，尽管这种安全只是建立在想象力之上。
众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想象力，用做对自己的一种奖赏或惩戒，来教人们开心或沮丧。事实上，无论你是何种表情，哪样心情，你的一天，你的每一秒都是那样的过着，不会迟疑。
我特别觉得胸闷，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在思考着我属于哪个俱乐部，或者什么样的小圈子会接纳我，让我起舞。若我用你的眼光去看待一些事情或许能开心一点，但“自我”让我缺乏这种包容。
当然，我也不想在凌晨时分对着窗外的朝霞写些自己不忍多读的文字，可能它不代表全部的自己，仅仅是一个片段，但这个片段是真实的，我起码知道这个时候我担心的是什么。
可我为什么会担心，我还不了解。或许也没有必要去了解。我只是看到了“俱乐部”这个词发出一声小小的感叹，我最近对单词敏感，就像新的互联网技术那样。我的思维仿佛被植入了一组代码，提示我关注或者屏蔽这些与那些。
回到“俱乐部”上，我停滞在空白的思索之中而不安。或许等到大多数人都起床之后，我才会恢复平静。
语出“湖北9岁少年买不起36元教辅赌气自杀”。意指中间一代出外打工赚钱养家而将老小留守家中。
“留守”古已有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记载：“吴王北会诸侯於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说的是吴王出去跟其他诸侯谈判，挑选年轻力壮的吴国兵士随从保护，而家里留下老弱妇孺以作防守。
古今相同的一点是：为了生存或眼前的利益，我们不得不牺牲长远打算，用最大的力量谋取最小的利益。
当下的“留守”问题影响一个家庭，甚至是两三代人，这要比药家鑫案之类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但社会无论如何关注都比不上留守家庭自身去做出改变。可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个体又能有多少的改良？
我担心的是，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家庭已经滋生出一个“被抛弃的一代”，若干年之后，这群人中的大多数在社会中会处于什么位置？他们又将如何面对社会？社会又该对他们承担哪些责任？
芳文点评：
留守的是儿童
禁锢的是希望
『每日论语』将在安庆生活社区、私人媒体及乳透社三处同步更新，感谢阅读。
5月26日，湖北省监利县一名小学生用一根塑料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年，他才九岁。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一名父母离异的留守儿童在校园里被推销教辅材料的推销员忽悠—-谁听说过教辅材料里还夹带电子表的？—–回家后向爷爷奶奶要钱没有得到及时满足而自杀。
因为学校管理不当，让推销人员进校推销教辅，甚至用卑劣的手段哄骗低龄学生的行为应该是一个主要诱因。如果没有那块电子手表在作祟，一个九岁的孩子会为买不到一套教辅材料而自杀吗？
问题不止如此。父母离异，被留守也是一个因素。
就算国内高达30%以上的离婚率不会令西方人咂舌，但也一定让孩子们承受不起。不负责任的父母可以打着自由生活的幌子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可曾想过自己的幸福需要毁掉孩子一辈子的幸福作为代价。孩子是你自己，是家庭，是家族，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希望，家长的那点幸福跟孩子们的未来比起来能算什么？
父母离异的孩子是被抛弃的，孩子们自己会这样认为。被留守的孩子是另一种抛弃，孩子们潜意识里会这样认为。试问，一个孩子能承受几次这样的被抛弃？
说回学校，作为义务教育，我很难理解教辅材料的作用。即便需要，至于搭上一块电子手表来做促销吗？很想问学校，你们搞的是义务教育？还是义务促销？
……
想到这个孩子比我的儿子仅仅大两岁，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有逻辑的来表达我的愤怒。要骂他的父母、他的学校都不够。可是，除了责骂，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
该去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家老少三代在同一个地方去工作、去学习、去生活？还是要问那些吃公粮做私活的混帐玩意儿就不怕天打五雷轰、有天谴、遭报应？
或许等你发现“留守的是儿童，禁锢的是希望”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都做不了，真的，除了表达疼痛和愤怒！
或者，赶紧回到父母妻儿的身边，那里才是家。
语出“李承鹏参加人民代表选举”，对于李大眼尝试实践公民权利的行为，屁民表示支持、支持、再支持！尽管李承鹏代表的仍然不是屁民这群低阶的人。
选举，意指用投票或举手等表决方式选出代表或负责人。但这种“从下自上的关系”在近代西风东进之时才有转变，更远一点，选举还是“从上至下”的，也就是由上面说了算。
古人在《文子·上义》称“仁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轻重之权，此上义之道也。”明确选举必须公平、公正。尽管这种选举还是来自一种“上对下”的提携，但公平、公正的要求已成选举的基础。
李承鹏是个写字的人，能说点真话，而且有条件让更多的人听到他说的话，他在表达上少了很多障碍。但作为人民代表，也就是民意代表，该如何保障“倾听”而不是个人好恶，会成为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顺便插个小故事，西汉时候，武帝召集群儒问：“我欲振兴政治，效法尧舜，如何？”谏臣汲黯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唐虞呢？”……我只想强调汲黯的“胆量”太不容易。
当然，开放之中国，若上比武帝更有雅量，下比汲黯更有胆量，才是中国的幸运。
无论如何，对于任何人遵守宪法去实践公民权利的行为，我们都应该无条件的支持！即便是围观，也要给出掌声！
芳文点评
一路走好！
装笔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困扰过我，无非是对农民身份的眷恋，对于城市身份的鄙视，以及，更重要的，我想去纠正别人眼中的我真的很在意农民身份，这就是无意义的困扰，时常检讨自己有没装过，怎么装的，装到什么程度，一一分解开让自己知道。
昨天，我又听@司马平邦分析所谓的精英腔，于此，我又开始担心。精英腔或可理解成装笔的另一种形式。
@司马平邦：现在的网上邪气四溢，全缘于正气不扶，人们以叽叽歪歪的精英腔为荣，不管是鸡蛋还是土豆都要挑出两根骨头，没有骨头恨不得塞进两根再挑出来，这是病，虽然它多少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病，但自己的病还得自己治，因为没人会替你去病死，如果你不想跟着这个患病的社会一齐死的话。
于是连同我所知道的人与事联想起来，会发现这种精英腔确实流行的很。无论是报纸评论，还是杂志专栏，或者个人博客，尤其是在大大小小的微博上，“批判”是行文表意的目的，精英们将自己放在围观者的立场上，去评述别家的事，若真是别家，倒也还好，毕竟热心于跟自己无关的事，也能称作公益。问题是，他批判的反而拉底了他的道德底线。
随意举个例子（对高晓松有点残忍），高晓松醉驾前对药家鑫案表达过批判，结果他也犯了其中的一件错。原本站在道德高地的批判者，见到犯错者的错误被社会容忍并符合他的心理预期的时候，他也许就会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当然，我说的可能极端。
我只是被提醒这种精英腔的坏处来，一则精英腔无人去听，听不进去，自我站队成两个世界的人没有沟通的基础。另一种精英腔会将精英层带进一个死胡同，那就是每日里思考的不是改良，而是批评。一个充斥批评而无建言的社会，人们该往哪里走？
我当自己也有这个毛病，从今天开始起，我会改。
每天的新闻几乎都令人咂舌，各类问题扑面而来，大家最后会问这个社会怎么了？好在有人指点“不是社会怎么了，而是我们的资讯越发发达了”，将一切责任推给了传播业。
他们的逻辑是：资讯发达，意味着你可以以更少的成本了解更多的资讯，更多的资讯意味着更多的惊叹，而更多的惊叹到最后又转变为对社会更多的质疑，似乎一切都是资讯发达的错。
如果说传播业还停留在远古时代，那么停留在媒介上成为资讯的故事就不会发生吗？显然，我们是在掩耳盗铃。
即便只说那些让人质疑的部分，假设它里面传达的都是社会人做错的社会事，如雨润将过期火腿回收处理的丑闻，IMF总裁卡恩强奸妇女的花边……一件错事与一百件错事的区别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吗？
传播业者不断的将各类消息悉数发布，无外乎想“于个体要做法，于整体里要想法”。尽管有时候有所偏离，但总体来看还是值得尊敬与肯定的。起码，你有机会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至于你的思考是积极的还是逃避的，确实不是他人能够决定。
但现实的情况确实让人有“新闻恐惧”，确切的说，传播业也有错，错在媒介发达的今日，还是用传统的思维一股脑儿的将资讯不挑不捡的在各种媒介上发布出去了事。受众长期处于接受状态，必定要对新闻出现的高频率有所恐惧。
或者，传播业的经营者应该冷静思考下那个基本的关于“找对人说对话”的问题，让受众从被动到主动，或可助于消解“新闻恐惧”的压力。
语出“河蟹”，谨以此篇悼念又一家可能已被河蟹的网站及无数家已经被河蟹的网站。当良心与责任心需要付出额外代价的时候，悲哀的人一定不会觉得羞耻。
和谐，意指“使和睦协调”，词出司马光《瞽叟杀人》：“所贵於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
司马光提倡的是“百善孝为先”，也对也不对，尽孝必然使得家庭和睦，但“家和”不一定能“社会和”，如果不能正确的看待“别家的和”的话。所以我更喜欢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解释，也就是说，和谐就是包容异己，允许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行为存在。包容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但今日之社会，河蟹横行，肆意践踏民意，甚至让我等屁民，不知民意何在，将原本属于大家的声音变成一个个无力的呐喊，成了一群被割裂开的精神病人。无语的围观者和失语的呐喊者隔着高墙，对空长叹。
芳文点评
墙外花开墙内烦
河蟹翻墙为谁忙
始皇功劳大过你
仓颉岂容尔猖狂
来自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男人如面带傲相，或给人感觉做错事情且意识到自己错了，在女性眼中会比那些“快乐男”更加性感迷人，相反，对于女性来说，“微笑则是她们最具吸引力的表情”。看来，忧郁男和快乐女会成为一个新风向。
所以，中国人又说对了一次：“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可是女人会被什么样的男人吸引，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男女之间的爱慕也会被限定在各样的条件里。对于大圣们来说，既然得了这个好消息，就该认真考虑下是否需要改变自己。如果你正好不是受欢迎的那个类型呢？
在遇到可心之人的时候，偶尔改变一把，也不是什么坏事。
当然，假“坏”你可以装出来，真“坏”你就得收收好了。
当我来到上海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只是来混口饭吃，像我的老乡一样，每年混个万把块钱回家过年，第二年也是如此，直到娶妻生子，再把儿子养大，延续下一个轮回……
这样的认知来自于某种遗传，我不确定。但我会固执的认为，这就是我的路。生活就是这样，无论你有多少条路，你都得选择一条去走。即便如此，我还是保留了某种幻想，可以称之为“梦”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真实的自己”，与贵贱、贫富、得失、生死无关。
我一边走着，一边幻想（不是思考，我不认为我懂得思考）着一个真实的自己，此刻的我，反而成了一个虚假的人。我会抑制不满去接受一些事，这算不算虚假？我会与不喜欢的人交往，这算不算虚假？我会做没有前途的事但还假装乐观，这算不算虚假？
了解一个真实的自己，就已将我搞得狼狈不堪。若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国家，那又会有怎样的遭遇？这种幻想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如果我不在意真实的话，虚假的事也无关紧要。
于是我觉得“我”与这个国度的关系不大。我们只是一群吹气球的小孩，在每个气球里放一个自己的梦，然后用力将它吹大，越吹越大，慢慢的更大的开始占用更多的空间，到最后大气球将小气球压碎，碎片连同那个梦与空气混在一起，不知所终。
我承认我就是被压碎的亿万个中的一个，但这没什么可丢脸的，甚至我都没有想过去寻回。因为，那才是现实。
这是一个无梦的国度。
语出“安庆ATG资深员工受领导排挤跳楼死”，感叹死者轻率的同时，更加畏惧“排挤”的力量。
排挤，意指利用势力或手段使他人失去地位或利益。词出《史记·酷吏列传》：“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清人徐士銮解释的更为透彻：“小人躁进，是必排挤；至於排挤，则不问人之贤否。”
受排挤的人，有一个共性，就是与大环境不合。大环境里要求你谄上欺下，或许你可以不欺下，但若你连谄上都不会，如何带你玩转办公室？
在职场里遇到小人，有本事或者没本事，就成了看脸色的事。但能够受到排挤的人，多少有点能力，而有才能的人一般都又有点个性，于是，排挤似乎成了职场里不可“避免”的手段。
排挤的力量，古人也早有判断，宋代陆游说，“睚眦见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挤尽力，几如九世之仇。”也就是说本来只是一点小怨恨，但日积月累之后，就像有了深仇大恨一般。
围观者感叹：悲哀的不仅是身死，更是心死。死者如何会认为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但这社会让死者失望，却是一定了的。
芳文点评：
职场烦心事
无非得与失
受人排挤时
利弊要分清
可让三分功
岂可夺你命
万恶终有报
人善是正道
看过《暮光之城》吗？可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僵尸都会像卡伦医生一家那样与人为善，起码美国政府不相信。近日，美国人得到了政府发布的一份僵尸预警指南，被告诫如何面对僵尸。
也有媒体指出，这份写在官方网站上日志里提到的具体应对措施与面对飓风、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等有类似的地方，无外乎准备好充足的食品和水、规划好逃离路线，到僵尸找不到的地方等等，让人怀疑是不是用错了词？有与僵尸类似的其他词吗？
日志中还提到“僵尸风靡流行文化”，我不是很理解，对照全球各地的僵尸题材影片，似乎又有点懂，或许，僵尸是一种发泄方式？总之，我不能以中国人的思维去看待这件事情，据说美国可能有1/3的人迷信鬼魂。
但中国也有人信，只是大家不说出来而已。因为只要你稍一表现，就会被讥笑为封建、迷信、旧社会的残毒。甚至还被打压、围攻。瞧，这社会的素养还是少了点。
最近在广东高州某小学，就发生了两任校长请风水师驱鬼的新闻。起因来自两起该校学生在校园外遭遇的不幸。校长“为了学生好”请来风水师驱鬼，结果却遭到了媒体及围观者的一致谴责。
校长的初衷是善意的，看风水是实现其初衷的方式之一，有何不可？南都的记者甚至还去追问这件事对学生们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位记者的脑袋已经被各种科学洗了个干干净净，却忘记了玄学也是门学问。
从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就来自于某种压抑。包容（而不是迷信）鬼魂的人大多是出于对灵魂的敬畏，而这种敬畏，可以让人摆脱莫名的压抑。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鬼魂这样的事不存在，说一说或者去做一做，又会对社会有怎样的危害呢？
但很明显，记者们需要的只是谴责，而不是带有包容精神的批判。
语出“极具职业精神”的律师路纲之“药家鑫案受法外因素干扰导致审判极不公正”一说，我想请路纲先生出面解释下何为公正？何为极不公正？
公正，意指公平正直。词出《朱子语类》卷二六：“只是好恶当理，便是公正。”
“药家鑫案”能被视为普通案件？开车撞人确实普通，举刀杀人就不普通，开车撞人之后为逃避责任而举刀杀人更应该被视作天下奇闻，用“普通”来开脱，路纲律师如何对得起你的职业？
莫非路纲律师每天遇到的普通事都与之类似？如是只能极度同情你了。或者你只是想开一个很冷很冷的玩笑？还是你觉得穷人就该有这样的下场？
芳文点评：
缺德律师若无畏
穷苦百姓就遭罪
懒理路纲装无知
良心帮你辩是非
很多人都喜欢质疑明星，是因为明星也是普通人，卸掉他的华丽外表之后，甚至他连普通人都不如，正是因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他才会被人质疑，而正因为他是明星，他才有被质疑的机会和可能。
微博上流传这么一段：
@东西网：【@郎朗：我凌晨五点练琴】郎朗九岁那年，老师说他没天分，他爸爸听了让郎朗去自杀。“他说：‘你别再活着了——所有希望都破灭了。’” 爸爸递给他儿子一个瓶子，说：“吃了这些药！”郎朗不愿看到他，跑到阳台上，爸爸就高声叫道：“跳下去，摔死你吧！
围观者褒贬不一，大多还是感叹其父的教育方式。我则认为朗朗本人在说假话。自然，我是从一位父亲的角度去存这个疑，也找不出其他论据。但一想到诸多明星为了给自己编织一个与众不同的光环，什么样的故事都编的出来，我也就更加“确定”了。
这次，英国又传来消息，传朗朗周日将在伦敦举行个人音乐会，其中有一个设计，将有一百名年轻人同时弹50架钢琴。朗朗对此的解释是，希望借此举为孩子们带来灵感。他认为这也是一种荣誉和责任。
我没有理解荣誉和责任以及音乐的灵感之间的关联在哪里？或者只是一种牵强？或许朗朗觉得，这一百个孩子能够与朗朗同台演出，就是他们的荣誉？鬼才知道呢？如果我是那个孩子的家长，我更关心的是，他能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而不是他与谁同台演出过。
从这点，也能看出朗朗的浮躁。《独立报》刊文指责朗朗“总是为了效果牺牲意境”。更多的人还是认为朗朗是一名音乐家，但身处浮躁而又狂热的社会，他已经不能自拔。
无论如何，说故事的人与演故事的人很难统一在一起。朗朗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若干年之后，真希望有人还记得这个家伙。
天秤座的陋习，看不到帅哥美女就会很难受，看不到有特点的人也会很难受，没办法用最短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更加难受……总之，我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某个活动失望的很，当然，如果有下回的话，我还是一名站长吗？好问题留给自己。
业余的时间，我成了一名站长，算是个人对于互联网的一种接触。让资深网民们听来可笑，别人玩到不想玩的社区，你捡起来当个宝。别人都在思考着怎么用一个小创意去征服大世界，而你还在想着新闻该怎么才能赚钱？
别人都在做的事，我真的做不了。
我仿佛来自上个世纪的90年代，太过迟钝的思维与我狭隘的个人认知相互挤压，这就是我无知的根。我对好多事情都是无知无解，“我以为”与“我见到”的差距太大，只好全凭想象抉择。
我好像是看见一帮农民进城看戏，城外有某人叼着一根劣质香烟，对着后面的家伙们大喊：革命还未成功，兄弟们继续努力。结果依靠着后来者的推力，让这家伙进了城。这个时候他又开始大喊，我们要坚决拥护戏园子对于入场观众的限制，大家要理智的对待看戏这件事啊……
我以为草根创业的过程是通过独立思考而实现个人价值，但没料到会遇上农民进城。我以为草根就是一份淡定的态度，但没料到只是在路上的遮掩。
于是，我就想着，下一次，别处，我只想见到帅哥和美女。
听人劝，吃饱饭。我刚听小村的建议把社区的名字由公民社区改成生活社区，结果就听到来自最高级别的指示，原来公民社会就是西方为中国人设计的一个陷阱。感叹中国人英明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高兴，真想唱一首歌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好一朵美丽的……
唱歌我会忘词，对于公民社会的理解，我也是不全面的，但公民与生活有点类似于男人和阉人的区别，不能说生活就是公民的全部吧？但一想想昨晚给儿子讲的关于“胜”的解释，我心里也就多了一点安慰，能生存才是王道。
为啥说公民社会是个陷阱呢？上级领导分析：『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容易使人们产生对现实生活的高期望，反而把人们欲望的“胃口”吊得越来越高，社会情绪就无法安抚；政治上，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如果不“遏制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综合体。领导强调要抑制极端个人主义，对于我爸是李刚这样的行为，对于药家鑫的行为，对于韩方奕的行为，对于已经形成的群体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比方说官二代、富二代、商二代、妓二代……上级领导的意思是都要抑制、打击，对此，屁民表示坚决拥护！
这些人，有了钱和权利，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想着要做衙内了，就想着要鱼肉百姓了。幸好我们的领导看得非常清楚，深刻洞察这一切，这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在捣鬼，什么公民社会，就是个陷阱。
屁民个人觉得上级领导还有一个很明确的意思要传达，就是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要积极举报这种情况，对于各地的极端个人主义情况要积极反映，口口相传，让领导们处理起来更有信心。
对此，屁民表个态，我会积极利用微博来向这些极端个人主义宣战，努力做好一个屁民该做的工作和义务！领导们，你们放心、大胆的工作吧！
对于我所不喜欢的安庆来说，我一直想做件事，让它变得让我喜欢（理解我这种变态心思的人，定能成为我的好友）。或许，一件我认为值得去做的事能让我超脱所谓的喜欢或厌烦，低级的心情游戏咱该无视，都已成年了不是？
于是，利用着业余时间做了一个小型社区，想法很幼稚，动机很单纯，行动很快捷。从有想法到最后上线，花了一个月多点的时间。我期待围观的人能看出我的诚意和好意。
D.L叮嘱我，不要老想着给别人什么，得看看人家需要什么。能做到这点当然更好，问题是凭什么让人家主动来告诉你他的需要呢？所以我会担心这份好意，未必会有人心领。
但我的“担心”又是“多余”而“危险”的，我发现掩藏在内心深处的某个欲望在闪耀。不是说“无欲则刚”的吗？好吧，灭了它。
除了宣布网站上线的事，我还想征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的身份，我想该称做“公民记者”。
说公民记者，或许又要解释上许多，对于《宪法》我了解的又太少，只隐约记得在《宪法》上，我该称作公民，如是而已。
而在传统社区里，也早有“版主”一说，但看懂这四个字（公民记者）的人一定知道我要的不是他。折中下吧，我们不如叫做“平民记者”或者“百姓记者”。
这个人或许刚从田埂里走回家，脚上还是一脚的泥，但双手已经洗的干净，他想告诉我们这个季节该做些什么样的事，要除草还是施肥，或者告诉我们麦子缺水没法生长，该从三里外的大坝引水过来才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告诉我他们村的哪户人家生产了，生个男孩，有9斤9两重……
我希望从百姓嘴里知道百姓关心的事，而这个人就是百姓，他的眼睛就是百姓的眼睛，他的嘴巴就是百姓的嘴巴，他就是我要找的合作伙伴，他就是我的同道中人。
当然，他不一定能受到世俗的尊重。但一定可以让专业的新闻人瞩目，我确认这一点。任何一切以事实为基础，以民众需求为中心的观察和写作，都是值得尊重和关注的。
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人，最终我们会组成一个独特的团队，最终，我们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社区。
前两天出了“故宫盗窃案”，北京公安很神勇，很快破案了事。同为公家机构，故宫博物院得表示下。于是这两面锦旗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很明显，写锦旗的朋友玩了一把黑色幽默。将“捍”字写作“撼”，真正让人大滴“汗”！
一网友调侃道：故宫，你伤不起！文化单位，有木有？错别字，有木有？是捍卫，不是撼卫，有木有？
让人喷血的是，故宫相关负责人居然表示，“撼”字没错，显得厚重。“跟‘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撼’字使用是一样的。”
于是晕倒一大批围观者，好事者赶紧去查下这家伙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屁民总结下根由就是“不怕你是小文盲，就怕文盲搞文化！”
《扬子晚报》报道，华中师范大学彭晓辉副教授受邀在南师大做了一场名为“性与人际交往”的讲座。讲座中，彭教授语出惊人，尤其是“遭遇性侵犯，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观点一出，当堂激起一名男生的强烈反驳，网络上也为此展开激辩。
作为“人类性学”的研究专家，有理由相信彭教授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鼓励或默许性侵行为，或许他想的只是如何“保护被侵女性免受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等，但做学术研究的往往喜欢将所有的人（包括强奸犯）当作同一种个体去对待。要知道，性侵本身就是犯罪，犯罪本身对受害者而言没有轻重之分。
屁民的思维与那位男生一样比较传统，接受不了前卫的观点。不仅是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强奸犯吧，从被侵女子手里接过安全套，接下来该怎么做？或许他也会傻眼，心里直犯嘀咕：这女子是什么人？别搞出病来……若按屁民这等想象，或许还真可通过一个小TT阻止一起大侵犯。但，事实会如此吗？
即便是女子本人也不一定会接受，没人想着自己今天或将来某个日子会被性侵，包里放个TT不是给自己的脖子上套一道绳索吗？这种压力彭教授可能体会？
退一万步，女子们出门在包里放个TT，整日里提防着会不会被性侵，如此，一定也会闹出不少的笑话来，搞不好原本担心的事不会发生，到会发生其他的一些什么事，社会岂不一样变得不和谐。话说到这里，突然觉得彭教授可以去帮一帮中国编剧们的忙，给他们上堂课，灵感或许就来了。
好吧，我是支持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面对性侵，比方说去学点自由搏击，随身携带某些防狼药水，尽量避免一人单独出门，尽量固定自己的行动路线、时间，并让家人或朋友熟悉自己的行为等等。
改变下自身的行为习惯，要比改变我们的道德底线可行且有趣的多，彭教授，你说是不是？
有人曾经调侃，所谓的偶像，就是让人呕吐的对象，如今又多了一个例证。
先来回忆下药家鑫案发生的时候，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公开发表过的言论。
@高晓松：朋友问我怎么看药家鑫案？我说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至于有人能一手遮天，那纯属杞人忧天。另外鉴于西安音乐学院学生集体支持药家鑫，今后音乐界将不接受他们，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
对这段话做个小结，他的认知该是：连生命都漠视的人谈何爱音乐？
好吧，且看这两天的娱乐热点，除了孙兴这帮人吸毒被拘之外，便是这位高先生因醉驾被捕。对比下先后发生的事情，还是印证了“娱乐圈就是一个马桶”的定义，干净的时候让你想洗个脚，肮脏的时候让你吐口唾沫都会嫌弃。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是人都喜欢把自己幻想成道义的一方，不愿意去做“坏人”，这种向善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举着向善之心做着让人恶心的事，就难免让人作呕了。
屁民无法奉劝公众人物们该做些什么，只是希望自己和朋友们能够从中学到一点谦逊和敬畏，用我外婆的话来说，就叫做“活不到八十岁，都莫笑人孬”。
除了那张保证书之外，我很想知道高晓松是如何评价自己的醉驾案。
诗人苏菲舒在一次诗歌朗读会上，一脱成名，世人开始关注他为何要裸体读诗，大多都是臆测，无非与名利有关尔。虽然诗人可以证明诗歌与裸体并不矛盾，且有依存的可能，但世人哪有那么多的想象陪你去玩。媒体没法说到清楚，因为媒体人不懂诗歌。
而大S最近在婆婆张兰到台湾休假的当口，被媒体爆出早些时候的香艳床照，引得张兰又对着媒体发飙。前几天我看到李敖大骂张兰，还觉得李敖就是一个流氓，现在看到张兰，不过多了一个泼妇，流氓对泼妇，旗鼓相当。所谓豪门，不过是一个标签，豪门泼妇，更具看点。话说回头，大S还需不需要靠曝光这些香艳照来维持生计，还真值得媒体注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未必。
前几天，微博上传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嫖娼被抓，少林寺官网赶紧辟谣，新闻通稿到处飞，比如中国新闻网、新浪网、斗牛士、搜狐等等，一片通稿就能看清一个世界。这么说吧，没有新闻调查的新闻是伪新闻，伪新闻也如裸体男女，当它一丝不挂的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却没有得到非议。好比妓女成了名伶。当年的小阿妹，你今天在哪里？
再谈成力。57岁的艺术工作者成力在一次邀约式的封闭展览中，与女搭档在阳台、地下室等地方，以实际的性爱作为行为艺术作品。事后成力接受了警方调查，警方认定其为淫秽表演，被判处劳动教养一年。有媒体赶紧跟上批判这种行为，什么道德、风气等等托词，对比下媒体们经常发收钱的软文，就觉得这世界太过矛盾。说到底，能说话的比不能说话的要好生活些。
不必过多解释这种种事件背后的关联，我是想说在今日社会，我们认知上还是处在一个受限的阶段，公众对于一件事情，能够用来做判断的事实太少，往往只是媒体说公众听，或者媒体说公众不听，除此之外。所以，媒体是不是个好女人，就TM的太重要了！
据各大媒体刊发的新闻通稿报道，中国启动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屁民试图探讨下个人未来的社会角色，好适应新的发展趋势。
报道中称，这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2010年3月《选举法》修改后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也就是说，不分城乡，每一个数量级（假设为100）人中将选出1个代表，城市人与农村人的代表比率将均等为1：1。在此之前，城乡有别，比例为4：1，看上去城里人要比农村人优秀个4倍以上。
于是，关于农村代表的人口素质问题被人关注。在屁民看来，那些依据人口素质来决定代表权的家伙，与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鼓噪者其实就是一个逻辑：优胜劣汰。并未理解“民主”本身所具有的与“生命”同样的平等意义。
对这种认为是被恩赐的权利，屁民表示难受。更难受的是，报道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屁民是开始有了选举权，还是也同时拥有了被选举权？当你不能保证自己也可以被选举，你怎么能确定你要选举的人愿意为你服务？如果只是做个围观撑场面的观众，屁民还是洗洗睡睡更加实惠。
当然，屁民也该乐观点，相对于以往来说，屁民似乎多了3倍的机会，如果走走关系，搞搞帮派，说不定也能混个代表做做。好日子快到了。
我对网友们的智慧一向是佩服的，网友说风我就当风，网友说雨，我就当雨。最近，网友们又搞事评了个中国四大逆子，限于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所以，评选自然就从他们当中开始了。
据中国广播网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年届50依然没有一子半女的香港天王巨星刘德华排名榜首，已有20多年没有和家人一起过除夕的“央视春晚小品王”赵本山位居次席，宣扬“儿女不必赡养父母”、呼吁取消“母亲节”的80后争议作家张一一名列第三，蔑视传统、父亲去世而不戴孝的台湾作家李敖则斩获了最后一个“逆子”名额。
媒体还说，围观的网友们对此评选表示“基本在理”。也有一些记性更好的网友对曾放言“地震时不救母亲”的网络红人范跑跑的落选表示质疑，纷纷认为范跑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逆子’，漏掉他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从范跑跑的落选，其实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娱乐至上的社会，传播及娱乐将决定成绩。而“真正意义”实质上则是一种讽刺。
我收集了他们几个的照片，做了一张拼贴图，好让大家一睹“四大逆子”的风采。说句实话，之前对于逆子是痛恨不已的，但今天来看，这些“逆子”还是蛮可爱的。不晓得评选者是不是想颠覆下“逆子”的形象？如此，这又是虚虚实实的一个玩法，估计会有不少小朋友上当受骗，希望不要害了他们才好。否则等下一代都以“逆子”做偶像时，该郁闷的人就是我们了。
这边药家鑫的事情还没了，重庆那边又出了一个新情况，21岁的货车司机田厚波撞伤一名女乞丐，一个小时之后返回事发现场，用车轮将伤者碾死。与药案相似的是，死者死于非正常交通意外。
之前大家热议药家鑫的一个原因，在于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平衡，但现在看田厚波案，大家就会发现，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并不一定就是放在天平的两端，受过高等教育的药家鑫与可能没受过太高教育的田厚波在遇到同等情况（交通肇事）之下的共同心理反应（怕有后患）而做出的同等残忍行径（故意杀人）。
可能这家伙的那辆货车也是当泥腿子的爸爸妈妈从牙齿缝里省出来的，就为了儿子能有一个工作可做。也可能这孩子刚刚接到了第一笔业务，正准备好好的大干一番事业……当然，与药家鑫案不同的是，央视这次不会再派专家出来为田厚波辩护，不会向观众解释田厚波身上也有的种种可能，更不会有心理学家出来表示，这就是所谓的“迟钝杀人”。
总之，个人地位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态度，试问，公平在哪里？
幸运的是，重庆警方没有因为死者是个女乞丐，就放弃追查真凶。更幸运的是，重庆警方这次没有遇到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背景的杀人犯。田厚波最终会怎么判，似乎已经不需要多论，那么药家鑫凭什么就可以多活几天呢？
换个思路想想，如果药家鑫“激情”杀死的是一名女乞丐，而事发点又在别处，结果又会如何？
再想想这个冤死的女乞丐吧？会有人担心她的身后事吗？会有人为了她而微博义捐吗？会有人在乎她是如何沦为乞丐的吗？
这社会始终会给人一连串的问号！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说：个税体制设计极其简陋，甚至弱智。这种税制毫无疑问打击了劳动所得，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与GDP相比差距更大。因此，这样一个设计非常不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事实上已经沦为工资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局部的修修补补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
我举双手支持李教授，屁民每月拿个几千元的生活费，去掉吃喝用住，能剩下的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说句惭愧的话，每月担心的就是财政赤字，钱不够花。
我特想有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在包吃包喝包用包住的基础之上，老板还能再发点钱，这才像“工资”嘛。若针对“工资”部分抽个税，我也就认了。但理想总是离现实遥远，话说回头，如今可以安分的打份工也不容易，我得换个心态去感恩……自慰完之后，继续围观着等待着以及默默的忍受着。
以屁民的肤浅智商都不相信没有贤达能设计出更为合理的个税制度来的，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愿意不愿意或者需要不需要的问题了。谈到这个问题就难免尴尬起来，想不愤怒都难。嘿，我的无产阶级兄弟，昨天我们都还是龙的传人，今天就成了两个阶层，你让我怎么接受？
还记得《龙的传人》这首歌吗？或者，还记得侯德健（照片提供：阿袁）吗？听到侯德健在鸟巢献唱的消息，我有点小激动，按照我的年纪来说，这种表现略显牵强造作了点，不如直接就说喜欢这首歌来的简单。歌词里写的，也许才是中国人吧。所以，今天不打算写点什么了，认真听这首歌吧！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虽
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
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当选为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的黄艺博，在新浪开博，才写了一篇“开博宣言”，就引来五万多次点击，好事者转贴过来，请大家围观，同时请认真思考下自家孩子的出路。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出自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儒学大师 “横渠先生”张载之语。此句以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承继先贤、泽被后世的立业精神，济世安邦、造福天下的博大胸怀，不仅为广大学者所传诵，更为历代王者所推崇。本人今天在自己的博客里，拿来这四句作为开博的前言，是想借此言志，表达自己为了“中华民族之复兴，续写汉唐之盛世” 的修身齐家、济世安邦之信念、气度、襟怀、理想和抱负。总之，我将会把《易经》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传承不朽的伟大精神作为我的座右铭，奋发图强，立国立民，坚信中国雄居东方，称霸世界，必将在我们这代实现。因此，我将会在 “恰同学少年”开始，以风华正茂，豪气冲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凌云之志, 来抒发胸纳五湖四海的乾坤心胸，来造就笔扫九洲万国的巨椽恬笔 ，放眼评说天下大事！ 敬请您和您的朋友们光临指导！！！辛卯年二月二日辰时于武汉西北湖
这种糟践文字的作文虽然有点恶心，但也带点黑色幽默的意味。我能确定的是：第一，这些都不是人话。第二，正常人说不出这些。第三，正常的孩子不可能懂这些。
于是我无法理解这孩子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加上这孩子自鸣得意的表情，就更让我疑惑。最后只能说，幸好他不是我儿子，否则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换当事人的思路去想想，就不必大惊小怪，既然有总队长这样的一个位置，总得有人去坐，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另一个孩子。既然当了总队长，就得来点与众不同的东西，不是在这方面不正常，就是在那方面显得超常，以非常超越正常，算不得什么过分。你个屁民在一边呀呀的叫唤个屁啊！
好吧，既然你们习惯了把孩子养坏了当成养熟了，屁民们就一边围观好了，看看最后是谁来拯救谁！
人至贱则无敌！？
这句话最初是从朋友的QQ签名上看到，猜测他不过是不屑一些人的一些行径，万万没料到今天也会借用来发出这样的质疑，如果你也耐心看完这段视频（重点从第16分钟开始）的话。
换一般的农民思维，比如说偷了邻居家的东西，一定会远走他乡，或与邻人通奸被捉，那必定是喝农药决个死活收场。对应到唐骏的逻辑，一切事又会改变，这或许也是城乡差别？
那唐骏们为什么就那么强大无敌呢？
屁民没有他们的逻辑，怎么猜都猜不到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即便是对他们恶意的揣测都感到茫然。想一想这一个是被脱去了新衣，后想一想身后还立着无数个裹得严实的精英们，再想一想这些人之于今日中国的意义，脑袋里就剩下一片空白，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失落就突然发生。
但屁民反思下自己，与其说是唐骏们的强大，不如说是屁民的懦弱。换作是我，确实不敢像女孩那样去质疑唐骏。一来是不想驳了他的面子，二来是怕引火上身，三来对这样做的结果没有期待。
屁民清楚，这三种理由个个无耻，连自己都觉得像是在脱罪。如果人人都像这姑娘，唐骏们就没地方去复制他的成功了不是？
其实，这个社会也不缺改善的基因，但只在暗处躁动，又因为缺乏勇敢和担当而没有力量，甚至看到至贱之人，屁民们还虚伪的拿出礼数去对待，这本身也是一种下贱吧。
我呸！我呸我自己！
这段时间以来，老觉得时间不够用，老觉得生活里少了点什么，老觉得正在做的某件事总是不得劲，但又拗不过来。只好将就着，将就着。是时候该改变了。
总理前两天在国外也说，人应该独立思考问题。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喃喃自语算不算是一种独立的思考，或者，我只是一种纠结。说到思考，大多数该有一套清晰的知识系统作为支撑，可是我呢？永远不了解真相，永远生活在怀疑猜忌中，甚至永远生活中无聊的惶恐中，知识的匮乏，让我难以思考，更不要说独立。
独立是一个敏感的词汇，就像男女在一起讨论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哪种更可怕类似，思考独立与身份独立，似乎都是不能被容忍的但一定又是必成现实的，我期待那一天。
今天是五一小假的第一天（其实也就一天，不需要求太多），看看4月份都发生过哪些操蛋的事吧。至于其他的，就放在一边吧。
提到人口数量，我总会想起毛泽东说过的那句“人多力量大”，好像人多了，什么事都好办。也确实如此，毛用人海战术取得了对国军的大胜，那是善于用人的一个实证。但今天的办事者却认为，人多事难办，和平年代，要吃饭的人多了，想吃的好的更多了，众口难调，自然让办事者心烦的很。
总之，人口数量在办事者嘴里，就是一个好借口，好事坏事都可以赖上。所以，在中国做一个办事者，是办事者的荣幸，但在中国做一个几分之一，幸或不幸只有你自己知道。
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已经增至13.3972亿，其中，我们的父母辈，已经没有太多劳动能力的60岁以上的人口大约为1.782亿人，而我们的子女辈，暂时还不可能参加工作的14岁以下的人口大约为2.224亿人。
按照现实的竞争社会思维来说，你与我都有13.3972亿分之一的生存权利，但很明显，一人一个均等机会的可能性并不大，我的意思是说这个13.3972亿分之一与那个13.3972亿分之一是有不同待遇的。
不必举证说明，你我也许早就有了感触，只是一直压抑着不说。对于屁民而言，我必须希望自家的人口可以更多一点，理由很简单，一来我养老养小的压力要轻松很多，二来一旦被人欺负之后，反抗报复的动力也会更强一点。
再补充个轻松的理由，围在一起打麻将，也不必左等右等什么三缺一，你说呢？
人在烦躁的时候，是写不出文字的，更谈不上什么好文字。这几天我比较烦躁，一则是无趣的与工作有关的琐事太多，另一则又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心里面没有想到通透，于是便早早的睡，迟迟的醒，这样或许会好点。但对看这些字的你来说，我是充满愧意的。希望你能谅解。
这样下去终归不是办法，我得把它当作挑战或磨练去经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哈，都快四十的人了，还抱着这档子没边际的空想，也是一种天真吧，我喜欢自我安慰。
周末的时候与熟人们坐在一起聊天，恍如时空错乱。听到的大抵是某人过世了，某人生病了，某人创业了，某人发财了，这些事在熟人身上发生，被我听到，会有不同的感触。这种感触与我的天真较上了劲，让我始终不能脱离那种难受的情绪，他们的那些坏消息，让我想起了P君。
我知道，去年P君的离世，一直让我有点感伤。他刚走的时候，D君问我，为什么不写篇文字给他，我没有回答。其实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以前关系好过亲兄弟，后来却形同陌路，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我又不能对第三个人完全清楚的表达这些，这是我的痛苦。
而又听到的其他消息，让P君浮上脑海，让我不得不去回忆，去痛苦。于是，我对熟人们说，今后我们只聊大家的健康，不聊富贵贫穷。话说出口，有点后悔，但又不想再去解释。健康就是幸福，不是吗？
上海车展已经开展了，布展之前我恰好路过新国际博览中心，拍下了这张照片。
路人看我仰头拍照，也都跟着仰头围观，我很想知道下面的几个怎么看上面的几个，也想知道上面的几个有没注意下面的几个。
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如果我用某种同情的心态去看这几个贴广告的人，说明我的态度很有问题，甚至包括我现在用这种语调去说这件事也是不对的。但我想表达的是，其实他们就是生活的一种缩影，我们都有同一种生活，为了生存而生存而已。
听的人或许会随意笑笑，说你太多事了，“这”跟“那”根本不该扯在一起。好吧，但愿如此。
昨晚和旺11点多到的上海，我早上6点不到赶到他住的酒店，带着一种欢喜。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从工作、家庭到孩子的教育，从后半生到前半生，从同学到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在跟和旺聊天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这张照片，这也是促使我要把它贴出来的原因。
我会想到那些人也有这样的交谈，与他们喜欢的人。大多数的时候，他们远离熟人，在远远的某处，过自己的生活。这点与我向和旺交代的一致，我说我的快乐源自我远离熟人，没有他们给到的压力（这话不全对），我不用想着去攀比，我可以活得像我一点。
或许他们也这么想过。
WSJ报道，成立才三年的新闻网站Propublica今次二度获普利策奖。Propublica主要靠慈善赞助运作，专门从事深度的调查报导，许多采访成果会分享给实体媒体。去年，他们与《纽约时报杂志》一起分享了“调查报导奖”，今年又独获“国内报导奖”。
这等荣耀让人羡慕嫉妒恨都来不及，或可模仿它做点什么，好平复下自己的虚荣心？我在揣测如何做出一个中国版的Propublica，当然，我的合伙人必须有能力搞定各类繁琐的手续才行，虽然这个也不是绝对要做的事。
简单来说，做Propublica需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聚集一批有理想的新闻人，使其义务供稿或采取得到某种资金协助雇佣最好的新闻调查记者；第二，与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媒体合作，将自己定位在专业的深度报道提供商这个角色上，与其分享报道；第三，采取收费阅读方式；
很明显以上这几件事都不好做，也做不好。有理想的新闻人很多，但有共同理念的该怎么找到？有影响的大媒体多，但不重商重利只重内容的都成追忆！愿意付费的读者也多，不过，与其花钱买你一两篇新闻，不如好好的看看CCTV一团和谐比心里憋屈要强太多。至于那些繁琐的手续，更是一根缰绳，让你往东，就不可能往西，你怎么可能会绕得开？
于是梦醒后检讨自己，所谓的理想和抱负大多来自我的这种虚荣、嫉妒和占有，但也源自某种天真，对于环境和周遭的认知落差，让我习惯于白日做梦，只是梦醒时需当醒，不沉溺就好。
那天有人问某教授，你是如何实践环保的。教授回答，我已经到了不需要靠汽车这些东西标榜自己的状态，所以，我每天上下班都是骑着我的小电驴。回答完之后，台下听众一顿热烈掌声。
很明显，这顿掌声献给“意外”。尽管很多人都明白这位教授的答案或许就应该与此类似（其他也无非散步、骑自行车、或坐公交等），但从教授口中说出，听众会得到一份认同，对于自身的猜测也能被印证，听众是激动的。而无论这位教授说的与实际上的情况有什么差异，大家都会给予“鼓励”，这种场景类似于好莱坞大片，某个小镜头里，人们情不自禁的报以掌声，用以渲染自己也有相同的价值观，这有点自私。
在这里，我并不是怀疑教授的诚实，也不怀疑听众的造作，我只是惊诧于我们的逻辑。如果一个刚刚吃饱穿暖的老百姓这么去做，大家会觉得应该的很，他们会想，你不这么做又能如何？而另一个年薪数十万，社会身份较高的人也这么做，大家就崇拜起来，他这么有能力还这么去做，真正值得学习。
于是，财富在评判道德的时候，成了一个重要的砝码。换你单独想这个问题，你必然反对。但似乎大家早已认定，人们获得财富之后的某些行为就是必然的，并把这种必然理解成一片淤泥。人们更喜欢淤泥中的莲藕，而不是清水里的红菱。
环保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标签，精英人士拼命往脸上去贴。但现实主义者终会发现，真正的环保要的是实际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实际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环保”这个词汇延伸出的某些道具。
请问，我们为什么环保？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
药家鑫该不该杀，不是一个问题，药家鑫会不会杀，一定是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摸摸自己的良心就能知道答案，第二个问题你得摸着某些人的口袋才能知道答案。
这个时候，我特别渴望中国的教育能做到这样的一条：无需依靠法律，当一个人做出像药家鑫这样的事情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首，而是自裁。中国教育可以做到这样，就算成功了。但听上去好像跟某朝某代也差不多，古人该做的榜样都在哪里放着，学或者不学就是教与不教的问题了。
将法律问题寄托于教育，这个蛋扯的忒远了点，法官们乐享其成。教师们会连忙摆手，我只负责教他弹琴，当艺术家，但他要做一个有艺术修为的杀人犯，与我何干？最多也是家长的责任。家长那边也会摆手，我只生出这么一个儿子，想着要他成为某样的人，他不小心杀了人，大不了赔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说了，与你何干？剩下不会摆手的只有受害人了。
好端端的一条性命，就这样丢了，实在是惨。换我知道自己也有这样的遭遇，我一定也会随身带把刀子，遇到状况时，先捅你到半死不活，到最后我会痛快的认罪伏法，免得围观的人到今天还在议论纷纷，我没弄明白，这事有什么好议论的？
药家鑫被判死刑是必须的，他的家人做出巨额赔偿是必须的，他的教师和学校做出道歉是必须的。但这一切“必须的”成为“必须的”之前，什么“不可能的”都会发生。说不定哪天又传出消息，人家家属接受赔偿要求，放了药家鑫一马呢？到那个时候，“金钱买命”可就明了，想想那些没生命的钞票可以摆平一切，就不敢多想这社会要怎么才收得回来？
工作的自由或者自由的工作，其实是不同的，但任何一样，都是你我该得到却又不在意的。重点在于自由，你懂？
而如果说某人的工作就是自由，对此句的理解力就需要再上一个层次。或许你也懂？只是我重复这句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其含义的。只是隐约觉得这里似乎也包括我。
包括我，这个短语也很重要，无论我是观众，还是演员，或者只是幕后的工作者，我的参与让它“包括我”，可惜我却不能理解，懂的太少，是我经常的感叹，不是谦虚，是真话。
不仅仅是自由，几乎一切与“自己”有关的名词，比如自尊、自爱，我们都懂得不多。仿佛也只剩下怀疑与谴责，伴随着羞耻心的破碎而沉寂下去。
……
总之，这个早上我说过什么播过什么不重要，我想过什么才要紧。你懂？
每周更新的《世界概况》（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上有网民数量的“各国对比”数据。该数据显示，中国有3.89亿网民，这与之前其他媒体普遍报道的4.5亿相差6100万。即便拿这个数字与维基百科对比，也要相差3600万。大部分人认为维基百科的4.25亿更为可信。
但无论是哪个数字，中国都是头号网民大国，几乎多出美国1.44亿，而且这个差距还在被不断拉大。
可惜的是，网民大国不代表网络大国。诸多网民只是增加了政府管理上的难度和工作量，但他们不能对网络发展有着本质的促进。在以“创新”著称的网络公司领域，还找不到一两家堂堂正正的公司或品牌。
当然，我们不该以百度或者腾讯为荣，我们也不该把像360那样能在美国上市拿钱当成王道。事实上，正是我们的这些观点造就了现实的浮躁。
好吧，对于有志于做番事业的人（不限于年轻人）来说，3.89亿网民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属于我们所有人，问题是，我们是在模仿中结束，还是打算在模仿中开始？
或许另一个问题要尴尬点，这3.89亿网民的质量如何？
“把自己当作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把自己当作自己，把别人当作别人”
有智者说过这样的四句话，算是人生顶重要的一个哲理。我不确定我是否排错了顺序，按我的理解这样也可以。
第一句话让我想起艾伦，这个狗娘养的说“嘿，哥们，别把自己当回事”。第二句话让我想起了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将心比心”。第三句话让我想起校园里的墙壁上写着的“自尊、自爱、自强”。而第四句话则告诉我们要尊重别人。
一段话，让几个没有关联的想象交集在一起，让我觉得我该理解了这个道理，也能勉强说懂。但是该怎么去做，如何做到，并使之成为习惯，那会好难。
周末时光，不该说这些玩意儿。费脑子，也容易让人“消沉”，人过度的沉溺于思考，尤其是这种不得要领的乱想，也是一种消沉，那种情绪并不好，我体会过。当然，大多数潇洒乐观的人，是到不了冥想的地步，庸人才会像我这样无病呻吟。
前两天放了一首鲍勃迪伦的歌，才知道不喜欢的人还是很多的，包括我的妻子。今天换一首披头士的《Yesterday》，希望大家不要拒绝。
“死无葬身之地”算是中国人熟知的一句最毒最狠的话，原是用来诅咒那些罪恶滔天的人，但不想如今成了多数人的魔咒，大家像是同时犯了什么错。
中国十大天价坟墓出炉之后，在800万的豪华墓穴面前，“死不起”一时之间成了屁民们热议的焦点，而“坟奴”则成了新阶层的称谓。可怜见屁民现在脑子里算计的不是当前的营生，而是身后的琐事，这种逻辑也该见怪不怪了。
有人应该指出，这都是“富裕”惹的祸。极富阶层的财富值早已膨胀，对财富的管理方式堪称甚至变态，从买奢侈品、炒楼、炒黄金、炒古董、到炒墓穴，都是这些人做的好事。而另一极的极贫阶层，骨子里的“跟随”心态帮了对方一个大忙。
对比房奴或者车奴，坟奴的面子或者益处在哪里，我一时还没找着。就跟房子一样，我也不必思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该做何抉择，我总觉得，不合理的现象都只是暂时的。但这样的自我安慰是无助于思考的延续。
既然怨不得极富阶层有钱乱炒，只好骂骂屁民们不该跟风助长，至少在“坟奴”这件事上，屁民没那个实力，就别跟在后面玩吆喝，站在一边围观不是更好吗？
来自“WSJ”的消息，据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所有者说，在最近几周其已达成的交易中，共出售了五层高层楼面，已公布的第72层业主为台湾地产商集团汤臣集团，其成交价格2.67亿元，每平方米8.23万元。
正如买家代表所言，这种购买并非“常态”的市场状况，我们也不能以屁民的心态去评论这样的价格是否合适。如果换我来卖这样的楼，定价也应该在这个级别。若是让我遇到汤臣这样的客户，甚至我该有理由超越汤臣一品，将价格再往上翻上一番。
看上去买楼卖楼在中国无论炒到多高都算“正常”，但屁民又觉得这里面会有其他猫腻。
有回我坐在浦东星河湾销售中心里的宽大沙发上，只有一个感慨：这些富人们将左边口袋里的钱装进了右边口袋，那些开发商们则努力保证着在周转的过程中，那些财富不至于贬值过快。当然，如果他们同样清醒的话，他们就会一起期待不断有买家入场离手，再入场再离手。
对于高端房产的认知已经超出了屁民的理解范围。住宅不在是住宅，不在是三尺之地，不在是父母膝下。也不再是什么身份，什么标签，什么圈层，看上去，无论你有多少的金钱，你的社交或者说你的交际思维都不会有本质改变。一切都没变得更有趣味。
但这个交易本身很重要，造就了某种繁荣，虽然并没给社会带来真正的促进。
屁民最关心的还是能否给我一块地，让我自己盖间茅草屋，只要可以遮风挡雨就好了，什么水啊电啊煤啊宽带啊春暖花开啊面朝大海啊，统统都可以不要。我只要属于我的一块地一间房，无论是在哪个角落。
请允许我用这么啰嗦的标题来称赞安田，我相信看完这段视频的成年人也会认可这点。可惜这样的男人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是永远不会出现的。我们的教育只是一个工厂，把孩子加工成一个冷漠的标准社会人。作为一个父亲，我最害怕的事情无非如此。但幸运的是，从安田身上，我和朱注都可以学点什么。当然，那些学历背景并不是重点。
我说安田可能是这世上最好的男人，多少还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并不喜欢这样的男人，尤其是那些真的有能力去这么做的家伙们。可这个世界永远都是这样的“好玩”，像是故意考验好人们的意志那样。但我们也坚信，斗士是永生的。
我说的“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怀疑安田能在这个社会里坚持多久，最后会黯然离去？还是能像个英雄一样的凯旋？我期待是后者，因为会有人跟我一样，通过安田，意识到那么去学和那么去做真的很重要！
谈到赚钱，肯定不是再说我，虽然我没有叫穷过，但说实话，也没有赚过什么钱，与现在的遍地富贵相比，我混了十多年还是一无所有，这简直就是在“犯罪”（就连这句狠话，也是一个好友与我分享的真言）。但无论赚多赚少，赚本份钱这一条却是我的原则。
这几天在公交车上注意到一则广告，由国内体育名人郎平代言的一个保健品。看着已老去的郎教练大言不惭的说自己还是当年的那个铁郎头，用以吹嘘产品的功能……一边回忆起女排五连冠时的激动，一边揣测着郎平按着广告片台词说这些话时的心理，是激动与厌恶交集。
让人厌恶的是，一切的荣耀最终都会指向为个人谋利益这条路上，能简单的问下，这人究竟是怎么了？
在屁民眼里，像郎平这样的人一不缺名（国内女排头号人物），二不少利（恒大女排主教练），可为什么还是要接拍这种商业广告呢？
一方面，郎平们合法赚钱没什么对错之分，最多也只是每个人的认知不同。
另一方面，制造了这种机会的广告人，其实更需要认真的检讨。在操弄名人的影响力或者商业价值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为名人们留上一两件遮羞的衣服？
说到底，在屁民看来，还是一种安全感的丧失。如今的中国人需要极强的物质与经济做基础才会有自信。连郎平这样的人都不顾声誉去抢金夺银，更不要说底层的芸芸大众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能做出各种小动作来了。我们经常看到法制栏目里在劝导这类受难者，却极少问责名人们的示范作用，这又是一种什么逻辑？
但安全感这个词，似乎也不能说明一切。引申点来问下，这些人除了想着要把自己的荷包装满之外，为什么就没有一点别的追求了呢？这个问题，该谁来解答？
等了很久，还是将系统升级到wordpress3.1，与老版本不一样的是，登录后会在首页出现管理工具条，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布局，但看上去确实方便很多。
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等”。
按照常理来说，如果一个人去等什么，总该有一个计划或期待。比方说这次升级版本，我就等了好几个月。在这个期间，我本该去研究下其他人升级后的反应，是好是差，都搜集起来，好用来确认我是否尽快升级，这样做才能体现我当初“等”的初衷。
但我什么都没做。似乎它没发生过，也似乎它只是在昨日发生的，好像我早已认定这些东西在一开始都不会稳定那样。我的等待其实就是一种拖延。
生活中遇到其他事我也喜欢“等”，但依习惯，我是等不到什么超越期待的东西，能等到什么就算什么的那种态度，让我难以启齿，这样的结果一定“可悲”。
你可能会笑着说，这生活就是一个“悲剧”，即便如此，为什么就不能从观众做回演员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找到。
有的时候，屁民们最好可以试着用公仆们的思维去想问题，如此一来，很多误会也就消除了。譬如说最近传出淮南市决定斥资3亿元建造一个外形独特的体育场馆（乒乓球大厦），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猜测公仆们的思路是：签赛事，建场馆，推广体育及旅游，提升服务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品质。更重要的是，公仆们还很无私的做了20年的中长规划，也实现了不久前大领导提出“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期许。
老实说，这样的发展思路也没错，只是啰里啰嗦的屁民们总觉得这样的规划放在上海更合适一点而已。小地方的公仆们就会问了，这难道不就是屁民们的区域歧视吗？
如果这个百万人口的小城市（对于国内已经有数百个类似规模的城市来说，这个“小”字无可厚非）真的“有着浓郁的乒乓情结”，并打算真的致力于以体育产业来发展经济的话，那这样做是不该受到质疑的。这个城市之前是靠什么起步的，屁民们稍微百度下就很了解。而新的发展方式至少不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问题出在哪里？我是说假设，这幢建筑物造型即便独特但更符合建筑要求（主要是更安全、更环保），这笔总投资超过18个亿的预算能做到进出透明。假设可以确保做到这两点，屁民们是否就是另一种态度了呢？
好吧，别活在想象里了，祝屁民们周末快乐！
公交车上播着刘德华的一首老歌《如果有一天》，其中一句歌词叫做“人善天不欺”，某些特殊的时刻，这句话很能给人一些安慰，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容易纠结的话。
我也不是喜欢纠结，但纠结似乎就成了性子，改不掉的一种习惯，任何思考都夹杂着这个因素，反反复复，里里外外的不断扑腾着，我也觉得累，但放不下。
纠结或许也有好处，我没有看到。但我深陷这种困苦之中。既然放不下，只得去找一些解决的办法，用另一些稍微好点的思考去替代。简单说，这是一种自我安慰。心里头总想，这事不至于会如何如何吧？退一万步来说，人善天不欺，我是能得好报的。
你可能会想，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你才会如此纠结之后又这样严重的安慰自己？我如果解释下并不是所有情况下我都那么难受，你就会多点理解。我只是习惯的将自己的某个细节放大来看，不为别的，就为个究竟。好像知道答案远比答案能带给我什么更重要。
昨天与一位第一次见面的朋友聊天，因为合缘，不知不觉是说了很多。
他判定我是一个“苦行僧”，我不知道该不该否认，或许我们对“苦行僧”的理解是不同的。关于苦行僧，我原以为是一种生活态度，尽管我觉得这与快乐或者阴郁的表情没有太大关系，但人人总喜欢拿这些来做联想。或者，他只是觉得我看上去显得抑郁寡欢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倒希望自己可以做好一个苦行僧，如果那就是我的话。
但他的很多判断基本准确，点出我的种种缺点，这是我感谢他的地方。比如他说我是一个面相亲切但很容易将负面情绪传染给对方的人，我会很容易给我周边的人带去压力，我会对一些事情哪怕是外人一眼看出就是错误的事情很固执，即便到最后一定是一场空，但也不觉得做错……他警告我这是一种自我麻痹。
他说我缺乏狼性，不适合做销售，但一定是一个很好的HR，可以让对方很自然，很放松（这与前面的说法有点矛盾，但好像也很准确）。
他说我似乎在追求一种精神大于物质的生活（原话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面对生活在上海的压力，即便如我口头所言，对物质的要求不高，但谁可以保证那不是安慰自己的话呢？
自我麻痹、安慰、苦行僧……我对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居然不敢否认，多半出自对自己的怀疑。我总觉得我是一个欲望极其“庞大”的人，但我不说或者不承认，只是一种逃避，觉得远远的看，得不到也没关系。换成另一种说法，就是想卸下这份期待，少一点压力。
可是实际上，我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一点想法都没有的人呢？我不知道，万一是，岂不是比“隐藏”更为可悲？当然，写完这篇文字，就再也不用想苦行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说的小炮仗就是指那些个头很小的炮竹，在年边上容易看到，男孩子一般比较喜欢玩，但我算个例外，自从某次被一粒极小的炮仗伤害尝到火药的辣味之后，我再见到火药系的玩意儿总是避开很远。
但你也知道，我今天不是聊它怎么玩，在学校历史课或者工厂的防火训练中，老师们都说过火药的作用和危害，因为这危害性，火药反而给了人某种依赖，如果你能把握好它的话，即便只作精神层面的联想。
和X坐在一起，聊聊近期的工作和生活，被X说到痛处。徘徊了三四年之后，还是身处在当初起步时的状态里，没见到一点进步或者“让他眼前一亮”的东西，实在是“让他失望”……这样的感受也让我沮丧，但仔细想想也很有道理，我虚心接受。
我有没有在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做什么准备？如果说自己变的势利或者现实其实都不对，相比过去我习惯于长远规划，而现在又变得“极简”，将目标量化，都只是将自己做了捆绑。我似乎很难找到一个起码让自己还觉得不错的平衡点去做什么事情。这样下来，我就只能做一颗小炮仗，到最后，“砰”的一声结束使命，连烟花都看不到。
但仅仅有道理是不够的，需要知道该怎么去做。我总在听到某些人的话之后，会多点激情和动力，这些话一则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二来又能让我看到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我又多了点对自己的期望。我总害怕“时间不够，不如这样算了”，但事实上也没有时间限制，没人在意你能怎样，只是自己太在乎自己而已，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自信心的体现。这是好事。
要知道，我很喜欢满天烟花的场景，你明白的。
甲帮助了乙，甲认为乙应该感恩，但乙觉得甲的做法是一种补偿。中国人的思维怪诞但也形成了一种共识，人人只捡于自己有利的来看来听来对待。这也是中国人的关系基础。
我不能举实际的例子，因为有人会说，这需要就事论事。我也不牵强，我可能是说大部分的时候，人人总是如此。即便意识到需要感恩，但也还是能找出是对方补偿自己的理由。遇到极端的，也会反着来做，总之，该怎样的不能怎样，这就是别扭的人际关系。
我也试过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上去思考体会所谓的不同境遇，但结果往往还是趋于对自己有利，总觉得在我这里是一个标准，在别处又是另一个标准，似乎每一次的审视都在转换着对与错的，但在放下的那一瞬间，还是趋向自己。这算是一种自私。
我一直想说很多共识都是错误的，但怎么可以让新的共识去取代那个错误的共识呢？甚至说，怎么样才能让人相信那些错误是错误的呢？
好吧，我说的只是我自己，甚至只是我所联想，与周遭的人无关，与实际发生过的事情也无关。但我实在想弄清楚这感恩与补偿之间的差别在哪里？难道仅仅是你与我的不同吗？
C君警告过我，在职场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得跟对老板。而P君也有类似的结论，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有什么样的成功。他们俩将人以群分做了一个具体的解释：要有好老板，要有好的同事，要有好的朋友。也就是说，你和谁站在一起很重要。然后呢？他们没有继续回答。
但我觉得，你站在谁的身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注意是“学”而不是“得”，“学”是互动且谦和的，“得”是封闭而卑劣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学”与“得”这么纠结，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划分这“学”与“得”或与其他的不同。但我隐约觉得这个“得”就是我那两位朋友所说的“好”的好处，要不然，我实在找不到如何判断老板、同事或者朋友怎样才算“好”？
可能，我只是对于不合理的“得”持有一种深深的敌意，但那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羡慕和嫉妒，为了掩饰自己，我说我不会去恨，但你知道，我那平凡人都有的浮躁已经成了我人性中的一大祸害，已经坏到不能掩饰，只能到了靠一记快刀解决一切的时刻了。但我的快刀又在哪里？
如何对待“学”，我又开始抱怨自己的懒惰与愚笨，我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与自己做斗争，才可以赢得一点微不足道的小进步，这不是谦虚的说法，这更多的算是一种自我激励，事实上，我能赢得的，是很多人早已明白或拥有的，我确实是愚笨的很，这种酸酸的感觉，我已适应过来。
我总觉得我有苦行僧的命运，这算不上一种悲观，我也没有什么压力，相反我觉得自己轻松乐观的很，这与行文的沉重或者矛盾不同，我所表达的只是这一刻脑子里杂乱的想法，我要记录下来，真实的面对自己。
最新出版的《南都周刊》（第7期）封面主题为『大国公关』，谈及今年初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播放8000多次的一部30秒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南都基本还原了这部片子的创意及制作过程，也找到几位生活在中国的外国友人，谈谈对这部广告片的理解以及个人的中国印象，来探究今日“中国形象”实际为何。
友人们来自德国、美国、英国、南非、墨西哥和加拿大等不同国家，尽管他们也可能只是一个路过此地的淘金者或投机分子，不懂得什么广告创意或者国家营销，但居然会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这部宣传片没有主题，没说清楚中国的特点，甚至连中国是什么都没有解释清楚。
这个结论让人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我们地大物博，解释不清太正常不过。但难受的又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只是难受而已。
很明显，这类宣传片的必要性已经不需争论。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注意力成了具象征意义的新诉求，无论这个诉求从长远来看是多么的肤浅和脆弱，但你似乎也得这么去做。我们经常安慰自己：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中国人应该主动来表达自己。
换个话题，如果由我来做创意，我该在30秒的时间里提供什么样的的信息给世界呢？这个话题也可以问到所有自诩爱国的仁人志士，在你们的脑袋中，中国与世界不同但又吸引世界的地方在哪里？
起码我的答案不是那些呆呆站立没有感情的人，那不是我，希望也不是你。
抱歉，你还在紧皱眉头吗？不如做点有趣的事，我们来比较比较，看看你更喜欢哪支片子，如何？
在谷歌BUZZ里读到一段李开复博士关于写微博的几个建议，貌似他已经以“微博达人”自居，甚至他还出版了一本叫做《微博，改变一切》的书。瞧，这个世界自我感觉很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很感恩能活在这样一个乐观、积极和愚昧、狭隘交融的时代。
好事者如我立即上新浪微博搜索一番，到目前为止，@李开复的围脖粉丝超过了389万人，这个数字超过那位靠写字吃饭的@冯唐十倍有余，更是我这等平民的一万多倍，我先强烈表示下我的羡慕、嫉妒、恨！
恨之余，好事者更加好奇，遂进入李的粉丝页面来围观下其质量如何，但在揭开围观报告之前，请允许我啰嗦的说明下我是如何看待微博粉丝质量的。
我对于粉丝质量的评判会关注三个方面，第一，我会看粉丝头像，以猥琐、阳光和神秘来划分，猥琐者如很久之前的@禹某某；神秘者如新浪的机器人粉丝，不用头像，故作神秘状；阳光者如我自己，真实、乐观，很明显，我喜欢同类。
第二，我会关注粉丝自己有多少粉丝，这点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微博首先是基于你的朋友圈的互动，连朋友都不愿意关注的家伙，我能指望与他有好的交流吗？
第三，我会关注其微博里表露出来的兴趣与观点，我特希望这个家伙有自己的个性，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最好兴趣广泛，更重要的是可以容忍评论者的无知，我也喜欢豁达的家伙。
当然，这只是我的评判标准，李老师对于粉丝的要求应该比我包容的多。
不客套了，公布下@李开复微博的围观报告，也欢迎其他围观者指出不恰当的地方，我会立即更正。
第1页，除了一名粉丝的粉丝数量为33人之外，其他的19人，只有一个粉丝，甚至为零粉丝；
第2页，仅有2人超过17人；
第3页仅有3人超过17人；
第4页，无人超过4人；
第5页，仅有4人超过11人；
好吧，直接进入第50页，仅有1人超过15人
……
还要再看吗？我没耐心了
以好事者的标准，这样的粉丝有还不如没有，如此，这389万人的数字就毫无意义，如此，李老师的那些关于微博的建议不知道还有几人愿意相信，几人能够去做？
当然，我并不是来挑战李老师的智慧，怎么写微博，李老师当然有发言权。我只是对这种自我膨胀的逻辑表示好奇和质疑：为什么名人会相信自个儿名气大了，连带个人素养也能同步升级呢？
微博给到人的虚荣确实够“毒”，它会把一个正常人推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对于名人的毒害甚至会更大，名人写微博，因为名气收获了粉丝，也因为粉丝暴增而收获了更多的所谓名气，虽说神马都是浮云，但自我膨胀在这样的一个怪怪的逻辑中循环放大，受害者到最后就真的需要一个强大的心了，祝受害者们好运！
好玩的是，写完这篇文字后，点开围脖私信，看到这样的一封邮件，特意截屏给大家看，或许会对你来了解我想说什么有点帮助！
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周末，刚刚打开电脑，就看到了LinkedIn被屏蔽的消息，虽然我的LinkedIn帐号几乎处于闲置状态，但这仍让人感觉不爽，我就像是一个被夺走玩具的小孩，我犯了什么错吗？
而一向比较“乖”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因为某篇文章被“关停”数日，到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还不能看到完整的网页。另外，邮箱里的谷歌buzz也停止了更新，而前几天还很顽强的某个谷歌浏览器插件也失去了作用，面对强大的“长城”，我想起了Beyond的那首同名歌曲……好吧，不提了。
至于LinkedIn为什么会在国内被屏蔽，CNN称与Twitter有关，简而言之，就是国人以前可以用Twitter做的事，现在只能通过LinkedIn来做，所以，多杀一个浮云算个神马。
我之前喜欢将这类捧杀与商业利益挂钩，但现在我得将“商业”两个字去掉，我终于明白，不只是商业才有利益纠葛。另外，我在想我该不该老老实实的关停在开心网、若邻、甚至新浪微博的帐号，以免到时候被动而显得惊慌失措，不够从容。
要知道，沮丧的事总是不断发生的。我提前安慰自己。
此刻，还有3万同胞身在利比亚，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安全返回。
起码在这段时间，我们还是默认卡扎菲政权的合法性，连接送包机都还需要等到对方的着陆许可。我祈祷同胞们能有充足的时间去等待100多架次包机的起落，最好还可以悠闲的喝上一杯比亚茶？
我只是在幻想，我们该派遣一支强大的空中营救部队，直接护送包机去利比亚接回我们的3万同胞呢？在利比亚内战胜负未定的情况下，同胞们的生命比个什么鸟主权要重要的多。这个理由我看行。另外重重的骂一句：CNM的“许可”！
至于利比亚为什么内战，我没有兴趣，在我眼里，剩者为王才是唯一真理。你懂的！
我总是喜欢说自己很焦虑，其实这个说法是一种调侃，起码在过去是这样。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描述我的那种状态，而“焦虑”这个词具有似真似假的意味，我拿来用，再合适不过。听上去我是掩饰自己，虽然说我总希望将一个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但你得知道，人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认知甚至还不如对一个陌生人的直觉。“直觉”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一种焦虑。
我习惯于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些直觉来自于对各类信息的第一判断，这个怎样，那个又怎样，我似乎忘记了作为一个旁观者应该保持安静，沉默的站在一边，我太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太习惯于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表达着，发表着，我也就越来越不了解自己，我也就越来越焦虑，我终于找到了信息的焦虑这个词组，用在我身上，不算太过分。
我不擅长描述这种感觉从什么具体的地方而来，我只能说这些都只是我当下的一种随着键盘与脑袋瓜子相互敲击带来的认知，写完之后，或许我会忘记我说了什么，但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这焦虑会从何时结束，我烦透了！
《非诚勿扰》看得多了，难免对嘉宾们说的话有点感触，原本只是想娱乐一下，不想也不小心被这些娱乐人士给启发了下。乐嘉在点评某嘉宾的时候，点出这位嘉宾缺少“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大意如此，忘记了原话是怎么说的），这是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的普遍。
自己对自己说话，算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交流方式，但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显得很奢侈。即便是那些整天显得郁郁寡欢的内向的人，大多数时间也只是陷入一种沉闷而空白的情绪里，很难有与自己对话的心境。与自己对话，比与别人对话更加困难。
与自己对话 ，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有一定的认识和反省，对话的目的是为了梳理。而与别人对话则可以没有目的，只是一种心理的排解。对话本身除了排解之外，还应该有认知自我的一个好处。在认知自我的过程里，与别人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但与自己的对话更为重要。
想想看吧，有多少个秘密只是自己知道，而不愿意告诉别人。但压抑的心理就像是堆满物品的仓库，需要你勤快的整理打扫，才能时刻保持自己的清醒。人总是认为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真正能付诸行动的，却是少数。就像你当下看这篇文字，你知道你为何而来么？
好吧，我们说清醒就是给别人的一种伤害，你说呢？
这几天关于电表在飞、电费飞涨的消息通过微博让更多的人知道：哦，原来这事不只发生在我一家。
以我家为例，从去年10月份开始看起，分别是81度（10月份）、96度（11月份）、187度（12月份）、253度（1月份），翻了三倍不止，重点是1月份，我们还只用了20天的电。一开始我怀疑家里电器较多，加上有些电器比较耗电。但能有这么大的耗电量，真的让人在这个目前动辄环保的城市里感到惭愧。
是谁让电表在飞呢？
对于收费者电力公司来说真是屁大个事，某外地电力公司不是刚刚拿出7亿元的分红吗？当电力公司的员工们都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变的怎样？下一步又有谁需要赶紧富起来呢？
假设在这次电费上涨中，每人比平时多交25元，以上海1500万人口来计算，电力公司每月将有3.75亿的收入，前面说的那家外地电力公司，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好在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同我的这个逻辑，纯属乱讲。
现在微博上有人已经在号召大家拒付电费。问题是那些已经支付的人该怎么办？一方面他也需要知道事实的真相，另一方面他又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样的拒付活动，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其他人往往还是以这样的一些人为证，来寻找千百个等待与观望的理由，要说改革，还真的有人能够坐享其成。
也有人比较乐观，大家总在讲被这个新型敏感的电表多收了电费，但少有人换位考虑，这么多年下来多使用了很多电，给政府和电力公司带来那么大的损失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你愿意活在完整的镜子里还是破碎的现实里？
我知道我之所以转发这个视频，不仅是因为我在安庆这个城市生活过那十年，也不仅是因为剧中那几个小孩和两个痞子跟我有着相同的语音，我想我还是感动于“破碎的现实”这句话，嗯，是的，这破碎的现实！
曾经，我也有一面完整的镜子，就像赵颖十年前的那个自己一样。但在生活面前，我们将镜子敲碎，将一个整体敲成很多很多块碎片，安慰自己的时候会说那是很多很多块小整体，一个大整体化成无数个小整体，虽然还是破碎，但意义完全不一样，好吧，这该称作乐观的破碎。
我喜欢这乐观的破碎。我不知道这剧中的几个男孩来自哪里，我多希望他们不仅仅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最好身上也流淌着这个城市的血液，我原先讨厌的自己和城市在看完这部小作品之后，显得这种讨厌是多么的造作与无趣。就像理智时候的自己那样，任何地方都有跟你一样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镜子，有的时候是被外人敲碎，有的时候是被自己分割。
我想起长我几岁的余哥，我表哥的同学，喜欢音乐，但很孤独，我知道他一个人学琴，一个人学打鼓，但后来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去了，我特想知道他今天怎么样了，我也希望他会把那些小整体好好的看守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我们这种人，看守或许比实现更为重要。
这部剧或许会让人想到《纽约我爱你》。但我不该将两部作品相提并论，如果说有可以比较的地方，或许只是因为安庆与纽约，都在相同的破碎中成长和招摇着。对于城市的这种招摇，我解释不了，希望你可以理解。
剧中出现了橙子酒店、长城汽车所谓的商业元素，让我不太舒服，作为一个以广告为职业的人，这种植入太过肤浅。但剧中也出现了安庆话、不知名的巷子、有“振风”字样的T恤……当然，或许那首慕容晓晓（也是安庆人）的歌安排的较为刻意，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认知这个破碎的现实。
好吧，最后一问，你的镜子破碎了没？
网传北京某高校副校长，为了劝朋友不要让女儿在国内读博，居然爆出国内70%的女博士被导师玩弄。自然，这样的潜规则与性有关。如果你想顺利戴上博士帽，好吧，请向那些头发花白的博导们贡献出自己的身体吧。
我对行业潜规则的认知是听的多，看的少，能被求证的几乎没有。可能潜规则的“潜”正在于它有隐蔽的特点。但我的意思是说，潜规则的双方是一种利益交换，几乎不存在强迫的意味，双方都是潜规则的获益对象。假设真的存在那位副校长所说的情况，博导们得到了身体，女博士们拿到了博士帽，似乎只是一种交换。但博士是这样念出来的吗？这样的博士你愿意去做吗？很明显，这种有性因素的交换，本身就值得单独讨论。换作是我，我就会追问，还有那30%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博士梦的呢？
况且，我对这位副校长的随口一说的百分之几，非常的反感。既然是潜规则，谁被潜了，谁没有被潜，又怎能被统计的真切呢？我宁愿去相信那些博导们为了面子，即便没有实施潜规则，但在口头上也不愿意承认。谁都不想游离在主流之外。如果是那些个性博导，更不屑于同主流合谋。
副校长酒桌上的一句话，无非是害怕朋友吃亏，夸张的表达是被允许的。但如何听得看你的了。
我忘记了去年的元宵节有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我也忘记了这之前的很多年的元宵节是怎么过的，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之后，元宵节于我来说似乎成了一个比西方节日更远的日子。
我想强调的是我还在家里的时候，至少这个日子会吃点汤圆、或者去公园里看看灯，或者跟外婆围着收录机听上一两段黄梅戏。当然，这些事情现在也可以做，虽然这是两种感觉。
我不喜欢同一件事情有两种感觉，那不符合我的记忆，我不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不错的人，让我费力的记起某种感觉要比让我适应多种不同的感觉简单一点。当一些感觉不对味的时候，我只好选择不去做它。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废话了，借用这段黄梅戏来祝福各位朋友元宵节快乐！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竞争中只有第一名，其他的都是输家。或者是类似的意思吧，我对于竞争排行的看法一直存在偏见，尤其是国与国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土地面积、地理区位、人口素质、国家制度等多方面的差异，靠一些量化的财务数据去排行分析出来的结果真的没啥意思。
比如GDP。这两天各大媒体都在报道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好吧，媒体为什么不说，100多年前，我们是世界第一呢？或者，媒体为什么也不愿多说，中国人的人均所得与日本人还有十多倍的差距呢？
鼓励是必要的，但媒体若也只能附和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心理去做这种无意义的陈述，倒不如什么都不做，不做的话，你还可以保持一份清醒，做多了，媒体也就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了，连读者都看得清的东西，媒体怎么那么没深度呢？
抱怨媒体看来也成了我的习惯，看上去我有点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我心里很淡定，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许说说话或者写写字就是调整我这种淡定心理的一个方式而已，不代表其他。我的胡言乱语只是在一个小地界里的喃喃自语，无甚影响。我活在这个小小的自由天地里，已经满足。
好吧，第二就第二吧，“老二”已经超脱了一种排行，更像是一种可以制衡上下的带有哲学思辨意味的战略步骤。但于我来说，我还是希望能做到整体第一，人均第一，那才是我们中国人努力追求的目标。
作为一个在外漂泊的农民工，我会经常关注家乡的建设消息。比如听到池州要跟铜陵合并成江南市、瓦陇要建核电厂、沿江高速要修到东至等等，每每传送这类消息的老乡总是浑身兴奋，满脸幸福。而听到的人也免不了一阵振奋，像小便时打个激灵那样。
但我听到这类消息总是高兴不起来，还喜欢泼泼冷水，末了还会多追问一句：“那你会怎样？”其实，我的意思大家该明白，无论这个城市的硬件有多好，对你自身的生活会有质的提升吗？但我也只对那些对自己有所期待的人才说那样丧气的话，而那些靠着屁股成功的人，是不屑与我争辩这些的，我懂，我收敛。
看来大家都有一种不愿意做小的心态。有一则新闻报道我国在200多个地级市当中，有183个有规划成为国际大都市。这点你可以从中央台早上七点左右的广告里看到，地方政府纷纷花着纳税人的钱在宣传自己的政绩。抛开这些城市的规划者对于国际大都市的定位本身存在重大差别之外，这些规划里还流露出某些近似的“气质”：虚伪、浮躁和不切实际。当然，我不能说，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如今的官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官场是个什么样，我哪里知道。
让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朱注学会自恋了。
妈妈给朱注洗头，他对着镜子大喊：我是帅气男生。
逼得我和他有了新约定，谁也不可以大声说话，否则就是土匪
是土匪就会遭到惩罚，我也可以利用这个约定降低自己的声调，跟他做斗争，挺累的。
嗯，帅气的土匪
有几天他都很晚才睡，为了多看几遍大姑电脑里的《喜羊羊与灰太狼》
于是朱注早上起来就会问妈妈，他有没有黑眼圈
嗯，黑眼圈
某天隔壁的小姐姐带着一个和朱注同龄的小女孩来玩
吃饭前，朱注先送巧克力给那个小女孩吃
“恐怖”的是吃饭的时候，朱注一边捧着吃饭的碗，一边去到隔壁房间镜子前整理整理自己的发型，才又回来和那小女孩聊天……
嗯，发型
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我该好好看看弗洛伊德，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样的一个状态。
先将你能做的事情分成两块，姑且称之为理想（为个人喜好而做）与现实（为生存而做的）。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总会屈服于现实，只能一点点的实践自己的理想。小人物们也会默认这条曲线对于自己是有意义的，或者说这就是游戏的玩法。
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会追求这两块的平衡，最好的发展状态是既可以服务理想又可以满足现实需求，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恰好又可以养活自己。
我说的是另一种状态。
当一个人真的经历太多太多之后，往往会显得或者“被迫”很淡定，对于理想与现实这种概念的区分已经没有十几二十年前那么认真了。理想也好，现实也罢，当下的生活是否快乐才最要紧。这样的心态一旦出现，人反而会在选择上患得患失，你可能不愿意承认，这种前后矛盾的事情怎么就会发生呢？在心理承受的范围上，觉得一切都可能发生，但在现实里做出选择的时候，又对一切抱有幻想……
算了 ，我自己都有点解释不清了。
当我以一个农民工的身份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我真的没想过永远做一个工地小工，我也没有设计好我该在什么时候可以转成薪水待遇是小工两倍的大工。我也没有想过今年去上海，明年去西安那样东飘西荡碰碰运气，我总以为运气这种事情与我无关。可是今年，我突然对于自己曾经没有这样想而“失落”，当我看到重庆的企业可以开出4000元的薪水给到农民工，当我看到深圳的农民工可以跳好街舞，当我看到北京的农民工可以在春晚唱上一曲《春天里》，我不知道是我没变，还是这个世界变了。
那天和人聊天，我现在唯一觉得飘在上海的好处就是没有压力，至于为什么这么说，我就不解释了，我很好面子。这种感受就像是在春天里，浑身都在躁动。
很明显，如果现在我还在问Twitter究竟是什么，显得不合时宜，这家被估值10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这几年来风光无限，但说到底无非是托了新闻自由的福。倘若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钳制新闻或者言论自由的话，Twitter又能有什么新花样吗？
是的，我在期待Twitter的新花样，不仅仅是140个字符，不仅仅是跟随，或许还该有点别的，比如我不知道的。那2亿人的资料价值何在？其中应该算上我的一份，2亿分之一属于我，如果我不告诉你那是我，你根本就不会知道有我。其他的2亿分之1.99999999亿呢？谁知道？
我不确定对于一家科技公司该如何去估值，但我始终怀疑类似于Facebook、Twitter这类公司的价值是否水分过多。而那些真正创造实际产品的生产加工型企业，却不能因为一件令人激动的产品获得更多的资金关注，这也是如今创业者的风向标。好吧，以为一个点子就可以撬动财富，这算是投机者的温床。也是如今社会浮躁世态的一个缩影。
从我的认识里去看，互联网里的这些不幸被苹果击中的先知先觉们更像是实验室里的古怪科学家，企图通过一些稀奇的发明和在大众对互联网的愚钝之间的差异寻求一种于己有利的利益输送关系。很明显，他们得逞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问下，Twitter究竟可以做什么？或者我能否简单的认为：如果我们可以言论自由，我真的需要Twitter吗？
让人担心的事情时刻在发生着，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别处。
一名叫做古尼姆的谷歌区域行销主管（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天生的行销人。当我注意到他的行销人的身份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想来也只有谷歌这样的公司才有资格聘用这样的人）近日承认自己是“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脸谱网页的管理者。该网页是号召埃及人展开反政府示威的主要工具（哈立德·赛义德是个28岁的商人，去年6月被密探打死后，引发埃及历时数个月的反警察示威活动）。古尼姆在迪拜（而非开罗或者其他埃及的某个城市）负责谷歌的中东和北非行销业务。
这样一来，埃及的青年起义便与facebook、google沾上了关系，但它们只是互联网精神的一种表征。我是说，无论是facebook、google还是其他的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有可能与之相关，因为它们都只是互联网的开放世界里的一个代表，简单来说，它们能量化的体现各类呼应。
有人感叹一呼百应的恐怖或者神奇，但有能力改变这种呼应关系的人却极少去思考呼与应之间的因果。事实上，大多数人往往害怕登高“一呼”，却无视沉默的“自己”在暗暗的积攒能量等到适当的时候做出无意识的“百应”。既不愿意去一呼，但也无法拒绝那一应，等社会自然发展到那个阶段，就已经脱离了追究谁是谁非的时候。
我觉得这世上没什么事情值得某些人去担心。如果想着去控制什么，不如反思下该怎么主动去面对甚至引导那些必然会发生的事。要知道，参与或者说在某段路上行走比坐在那里空想空谈重要的多。
从上个月的21号到这个月的8号，这个假期有19天，时间上显得非常奢侈。我很高兴自己敢用这么长的时间来与自己“对抗”，或许放下什么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只要够勇敢就好。用到勇敢这个词，心里就难免有点羞愧，这是我的弱项，虽然是我想要的，但我知道一直做不好。这个博客也不够勇敢。没有上当去使用卡的要死的无线上网卡，也不想借用别人的电脑写什么东西，这段时间里的博客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这里向关注这个博客的朋友们致歉，并祝各位兔年大吉大利。
20号的晚上，以为自己坐上了绿皮车，幸运的是，硬座变硬卧，不亏反赚了。一路上，朱注睡得的很香。就是难为了老爸，只能坐在那里睡觉。这几年，我对老爸有点“不对劲”，我再想我该怎么回到以往，或许只是妹妹说的心理感觉而已，没什么两样，我们都像从前那样好。妹妹这么说，我心里舒服一点点了。
21号回到石镜。院子里雪很多，朱注想玩搭雪人，没有理他，跟他打起了雪仗，他很快活。晚上进入了过年的主题：撮麻将。或许你不知道，在我的记忆里，大人们在过年的时候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打牌撮麻将，我就是拿着零食站在麻将桌前围观过了N多个年。这就是传统吧？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甚至可以称为农村里的“过年文化”。
22号，继续看雪，继续撮麻将，教朱注写作业。
23号，一早老陈开车过来接我去安庆（老陈终于舍得买了一辆小车）。与汪荣会合后走了好几个地方，为了同学会做准备，我们拍了点照片，学校、工厂、焚烟亭，这里都有我们的记忆。我还会抱怨，将自己的青春放在这里，真的是一种浪费。可恶的十二大时代，可恶的安达尔时代，可恶的农村与城市，可恶的……抱怨是没有止境的，今天能够淡定的去回味，我算是成熟了。
23号晚上，江镇从外地赶回来，邀上小孟子、老胡几个人一起腐败。我总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安庆人也说的过去，江镇带我去吃的安庆本帮菜确实是我没有听过的，但味道实在很好。嗯，跟我老妹烧的有得一拼。顺便提下，江镇也买了自己的小车。
老陈跟我调侃，说话同学们这些年变化都很大，物质上丰富了很多，早几年买房算是第一波，前两年买车算是第二波。我感兴趣的第三波又会是什么，老陈接过说，换老婆。想到几位梅开N弄的兄弟们，这玩笑也不算过分。
27号在石镜过的小年。
28号老陈开车送我们回黄泥湖，单程90公里路。芳抱怨我起的太早。说我每次回黄泥湖都会特别积极。这跟大姨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一点习惯，我是三十年不变。话说当年小时候（比朱注还小的时候），每次从大姨家回家总是冲在最前面，大姨总是要唠叨几句。让我回家装做无所谓，唉，我做不到。
29号，敏还没有放假，先去东至看她，顺便我们几个泡个澡。在东至的感觉我已有描述，不多说了。
31号，跟芳和莉去到安庆，一早先去给二姑拜年，中午约了华仔和包包一起吃饭，吃过饭就去参加折腾已久的同学会。这种感受我也有描述，只能算是一种没来由的纠结，不能算是理智的表达。最兴奋的事情是见到了张利军老师。我想起了毕业的时候，她和她的老公为了我的工作分配问题带着我去四处求人的场景。那年，她的孩子刚读一年级，如今，我的孩子也读一年级了。
晚上跟小多、包包还有胡学斌通宵，小胡同学技术很高，一吃三，我心服口服。一早6点多，跟小多送他到江边。希望他早日成家，这是我对他今年的唯一祝福。
1号，我去接小叔回黄泥湖过年，小多送我们回去。从安庆回黄泥湖，单程60公里。想想有点后怕，我们可都是一通宵没睡，这要是有一点点意外，怎么对得起小多。再次感谢勇敢的小多。下回绝对不会那么冲动了。
2号，过年。吃、吃、吃、撮、撮、撮、钱、钱、钱。
今年过年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守岁。有点遗憾。
4号，去给小姨婆婆贺寿。小姨婆婆长的跟我婆婆一个样，我就特想我婆婆也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
7号坐早班车回石镜，到石镜才8点多钟。一路顺利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8号回上海。
这笔流水帐记得不算太清晰，但比空白要好很多，我总喜欢将事情梳理的清楚点，好方便我能回味点什么。你说呢
这段时间我离开了网络。事实上从21号开始，我有两三次上网的机会，但只能用来回复下朋友们的评论。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即时更新博客，前几天的博客也是早已写好，存在这里做了预发布，我怀疑这样做不太合适，所以我该向真正关注我的朋友们致歉，这是一种不够诚实的表现，而我喜欢诚实点。
我今天人在东至，虽然我在这里出生，但在这个县城，我待上的时间没有超过一个星期。算算吧，我这30多年的时间里，给到这里不超过200个小时，越往细处算，越显得自己多愁善感，越显得自己土气，越显得自己难成大器……好吧，这就是我，酸酸臭臭的，自我感觉还不错。
我坐在车子里面，隔着右手车窗，望着远处高高低低的山头，看着前河的流水，看着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几匹骡马，看着河对岸来来往往的那些大车小车……右边看到的，是我曾经不愿意关注的，如今关注了，却只是看着，说不出一句话。
我下了车子，坐在这个二层楼里，耳边是大街上各种交通机械交集的噪音，耳朵根上晒着暖暖的太阳，格外的暖和。打开笔记本，写下这样无趣的一段，算是对东至的一种纪念。东至，你懂吗？
虽然我一直都不喜欢看数据，但最近有个数据让我很高兴，日本车终于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下降了。相对于总量还是达到22.7%这个百分比来说，去年下降的两个百分点还不够令人满意，但是小胜利也可以，成功要一步一步获得。
不过，我或多或少知道一点关于当代中国与当代日本的差距在哪里。就像每次谈论足球，大家都会叹气中国球员怎么就比日本球员少了那么一点点上进心。在其他战线，类似的叹息总是有的。比如杂志行业，我们的版式设计大多数的时候都会参照日本设计师定下的风格和基调，难有自己的创意。而日本人的思想来自哪里？如果说是中国古文化，你相信吗？
信与不信，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我居然可以为了这个数字而高兴。不知道这高兴来自哪里，最终又能转换成什么。难道真的像媒体所说的那种中国GDP超越日本意淫式的兴奋吗？我觉得不是，但我又说不清楚。
我不排外，但我抵触并讨厌日本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嫉妒。我知道，这种嫉妒可能不会将我引向另一个方向，而不是想着去学习并战胜对手，这点我得注意。
前不久，新浪香港发布相关数据表明，新浪香港的微博用户已经远远超出Twitter的用户，新浪在香港拥有60万的微博用户，而后者只有大约3万人在使用。对这个数据稍微思考下，你一定就会开始痛恨这种无意义的显摆，但商业本身或许就没什么意义，你懂得的。
假设你去一个国家，那里有450万人，原本大家既会说英语，又会说中文，彼此之间的交流本来是自由随性的。但有一天这里有了新规定，只能用中文，不能说英文。于是，这450万人就成了不会说英文的人。
我这个比方打的比较粗糙，希望不要给你造成误导。我的意思是说，在游戏规则有偏向的情况之下，你再来用数据说明你的胜利，怎么能算是正常人干的事情呢？我不喜欢这样的比较方式，让人有胜之不武的愧疚。胜利者要的是荣誉，哪里管得了你的感受。可是，真正的勇士应该想办法获得没有羞耻感的胜利，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真的没有“媒体”。
有一个外国人，花了20年的时间，把中国的汉字字源资料放上了互联网。
我跟同事聊起这个事，觉得他和他做的事都挺伟大。我妄自揣测Richard已经完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每天担心物价上涨，工资不动。但我想应该会是那样，这是我们的思维。甚至在我们看来，Richard可以称作多管闲事。但是等到别人的闲事管成功了，我们这些围观的人又该做点什么呢？
他是Richard，他的这个网站叫做chineseetymology，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一定要去拜访下。看看一个外国人是怎么管好这个中国人的闲事的。另外，我有想捐钱的冲动，我不知道这样做算不算是一个成熟的中国人的表现。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系列报道，第一期谈到了袁世凯。内容很多，我没耐心读完。对于袁世凯这个人，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袁大头”，小时候特别想捡到一个“袁大头”，那样我就可以打一只银戒指了。
好在袁世凯不在乎后人的种种想法，对比汪精卫的大汉奸形象，窃国贼的名声倒也不算太坏。人家说“小贼窃钩，大贼窃国，小贼坐牢大贼为侯”，谁成谁败是关键。
后世人特喜欢给老祖宗下定论。报道里说：“无论我们最终如何评价袁世凯，但是他设法避免了战争，避免了制度更张时刻人民生命与社会财富的损失，最终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逊位。”
为一些背负骂名的历史人物翻案算是现代人对“公正”一事的理解，但却解决不了实际“公正与否”的问题，得找出为什么会有歪曲的历史，这些历史又是谁人所写就很重要了。我是说，那些故意将袁世凯恶意处理的文化人，实在是阴险狡诈。
记得谁说过，写文字的人良心第一，我于这里有了新的认知。要说袁世凯这等军阀大老粗尚且懂得不可滥用武力，涂炭无辜。而那些用文字施暴的人却是没人懂得指责和抵抗的。这算是文人们的特权吗？
亏得我们小时候还读过的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的文字，什么少年强则中国强。强少年若是被你们这等居心叵测的人利用，越强不就越危险吗？
为什么人人都喜欢做老师，但却做不到为人师表呢？“已所不欲，勿施与人”应该改成“已所不能，勿教与人”才对，你说呢？
跟只翻过的书一样，很多人我们只会见一面。在某个场合，某个时间，因为某种共同的原因，我们见上了一面。又因为某种礼节，某种需要及某种安慰，我们彼此认识并相互承诺。但可惜的是，我们只有这一面之缘。
这一面，算不上有缘，但也只有用缘分来解释。你总不能用其他词来精准描述这种关系，想想也无必要，人不能活得太过清楚明白。当然，你懂得的，我不是在描述那种唧唧歪歪的一夜情。
我是在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only”给消费了。大多数的表演都只一次，大多数的美梦都不曾重复，大多数的人都不值得让你回味。可是为何，我们还要那一次呢？这是我的疑惑，或许在别人看来没有这个问题，他们会说，这就是常识。
原谅我不懂常识，懂得太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常识。这是我与你不同的地方，自然这不是高明而是愚钝，不需你费心，我懂得。
我很不喜欢在文字里频繁的提到“我”，似乎这没什么不对，但提得多了，连我自己都厌倦了。既然是写字，就是说真的自己，“我”的出现又有什么意义呢？连这样的意义，我都要追究，实在是愚钝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