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人物

一、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

1953年春，重庆市西南税管局宿舍大院。5岁的陈宗周仰着头，看墙壁上的告示，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好多汉字，端详许久，认不全，他猜是人名，然后突发奇想，爸爸妈妈的名字是不是也在上面？很快，他从家里找到户口本，折身返回，比照户口本和告示，一笔一画，最终得以印证，这让他很兴奋。多年后，那张告示榜，成了陈宗周童年最深的记忆。

宗周在上海出生，没几个月大，就跟着父母一路奔波，由上海，经湘潭，过洞庭湖，最终落脚重庆。

陈父一生颇为坎坷，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民国政府做税务官，1930年代末，任四川省富顺县税务局局长，1946年解放战争开打前回东北，任三个省的税务局局长。1948年，跟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1949年没去台湾，之所以留下，一是认为国民党太腐败，身在税务系统更容易看清这一点。二是宗周的弟弟宗光即将出生，一家人不愿奔波劳苦。建国不久，陈父任职西南税务管理局，主编西南税法，还担任西南税务培训班的班主任，为新中国培训税务干部。

陈母是四川人，与陈父在东北结婚。解放后努力干革命，曾被评为全市劳模，还作为调干生，在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念国民经济与统计，那是一套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治理方式。改革开放前，重庆日化系统的工厂建厂工作，陈母几乎都有参与。

父母工作忙，无暇顾全四个子女的学习和生活，长子宗周不得不学会照顾自己。大人没时间管，宗周无忧无虑，跳房子、滚铁环，都玩过。最开心的还是读书。父亲带他去税务局的图书室，他几乎翻遍所有的画本，识字后，常常一个人从住处米亭子跑到解放碑的新华书店，那儿有新出版的单行本苏联小说，他最喜欢讽刺小说。1950年代，正是中国和苏联老大哥的“蜜月期”，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加上权力的“助推”，全国各地形成一股苏联文学热，很好地弥补了当时社会阅读视野狭窄的现实。

宗周7岁读重庆大同路小学，没两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母亲从区委下到工厂做工人。宗周最直接的感受，是不停的换学校换住处，短短几年，换了4所小学和4处住所。有段时间，母子几个住曾家岩，恰好在周公馆对面，房子很好很高档，但很快就被某领导找借口调换，逼到别处，父亲还在农村改造，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父亲被划为右派，只因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考试用人。第二句，不要事事学苏联。第三句，光明伟大的事，不要自己说，要让别人说。1979年平反时，这些说法又被承认是对的，不构成右派言论。可惜，20多年的光阴一去不返。

家庭出身的压力，小宗周也感受得到。同龄娃儿骂他“右派右派，像个妖怪。”他不喜欢骂人，也不知道怎么骂，总不能说“右派右派，不像妖怪”吧？为了维护父母，他跟人打架。只有打，才能回击。日后回忆，他认为赢多输少，毕竟，自己挥舞着正义的拳头。但再正义的拳头也抹不去那道阴影，“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戴在头上有多沉重，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母亲担心儿子上不了初中，跟他讲高尔基的故事，鼓励他自学，还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幸运的是，从重庆实验小学（后改名重庆市人和街小学）毕业后，宗周还是进了重庆四十一中，这所学校后来恢复旧名巴蜀中学，以名人辈出闻名。2013年，巴蜀中学值80周年校庆，推出“杰出校友”名单，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物理学家刘寄星以及陈宗周等数十人名列其上。

不幸的是，陈宗周在班里有点孤立，跟几个走读生勉强聊几句，与那些住读生，则像两个世界，无话可谈。其中，既有出身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更是社会与学校氛围使然。在那特殊的“三年困难时期”，连学校足球场都做了菜园，种牛皮菜，作粮食充饥。可是，还有位同学，居然告诉别人，他家吃荷兰炼乳。现实，比讽刺小说更为讽刺。

同学眼里的陈宗周，是另一副样子。“开学第一天，他在桌上画了一道三八线，稍一过界，他举拳就打。”多年之后的一次同学会上，任育浦还记得这个男同桌很难接触，不敢跟他说话，不过，“他做几何题，辅助线画的非常好。”任父当时是个比较大的干部，在陈眼里，任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没法交往。

他也想有所改变。入团申请书，提过很多次，但是，写简历要与家人划清界限，令他痛苦，感觉备受侮辱。宗周不滑头，不瞒报，有一说一，最后当然没有结果。彼时，陈宗周自觉唯一出路，是努力学习，读高中，上大学。

可惜，生活从不依照小人物设想的道路前进。

1964年夏，陈宗周从班主任手上接过一张“不录取通知书”，一时无法接受，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念叨——“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老师听完，默默无言。说不录取出乎意外，也不合理，只是宗周不愿承认，念念不忘自己是初中部数学竞赛第一名，作文比赛第三名，甚至连长跑都是第四名。

当时的社会，总号召青少年勇攀科学高峰。这种召唤，从小刻在宗周骨子里，抹不去。今天再回忆，他仍黯然，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梦想依然是当科学家。

班主任名叫周天应，后来成了重庆很有名的化学老师，他也多次提醒陈宗周，如果考不上高中怎么办？16岁的陈宗周怎会想到这个问题早有别的答案。

哭了两天，不能解决问题。初三毕业生陈宗周去新华书店买了高中课本，还拉来生死兄弟何健生一起自学。第二年，二人再考，成绩都挺好，但只有何被重庆电力学校录取。何父不像陈父，没被明确的划为黑五类，领导认为何这种家庭可以读书。陈宗周继续自学。说是自学，也不算，一是课本找不全。二是许多知识点理解不了，一个人死抠硬记，学不到精髓，顶多搞清楚高中要学什么。三是还得考虑如何养活自己，补贴家用。

上学的路断了，另一条路不由自主地在脚下展开。

二、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1965年，“工业学大庆”运动依然蓬勃，四川展开石油大会战，相关部门韩信点兵，要求身体健康，有力气，肯吃苦，不问出身。陈宗周们大声高歌“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进了“四川石油钻前二团”。所谓钻前，就是钻井之前，包括修路，平井场，运土石方，这份工作与民工无异，与石油工人无关，要知道，当年全靠人力，没什么工程机械可用。这群年轻人苦中作乐，创造出一个名词：“✕✕工”，既不是合同工，也不是正式工，一个没有身份的“身份”。

半年后，一批表现良好的年轻人，被选入四川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陈也进了205地震勘探队，还是不明身份的“✕✕工”，还是繁重的体力活，但是，哪怕感受到现代科技的一丝气息，也让他们大喜过望，唱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这样的《勘探队员之歌》。

1966年5月，连在校学生都放下了书本，无助的陈宗周默默调整自学方向，从高中课本中抽离，开始自学《电工学》和《电子技术》，甚至请母亲买来一本苏联版的《地震勘探》。稍有余暇，也是在阅读中度过，遇到什么读什么，阅读更多，内容更杂。

慢慢地，在这段岁月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报刊广播中的宣传已失去兴趣，对官方批判的事物，反而格外关注。批判孔孟之道，让他们了解儒家学说。批判“投降派”宋江，让他们读起了《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名著。反击右倾翻案风，让他们对邓小平的“反动言论”佩服不已，甚至对这位实事求是、善于用朴素语言表述真理的领导人，满心崇敬。这些年轻人，在黑暗中叛逆、摸索、前进。

离地质调查处很近的南充石油汽修厂，有几名年轻的汽车机修工，与陈宗周关系好，听陈抱怨无书可读，顿时萌生“洗劫”学院图书馆的大胆想法。想到就做，他们真的闯进藏书室，拿走一批封禁的翻译图书。周先福是领头人，他招呼大家把禁书全数交给陈宗周，还说了一句让后者终身难忘的话：“你以后当了工程师，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书里，有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它教人发散思考，考虑事情不能只有一个方案，要在多种方案中选择一个。《蓬皮杜传》里的戴高乐令陈印象深刻，一个要求选票超过2/3才肯连任的总统，是何等的骄傲和自信……

那段岁月，因为阅读的乐趣，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不再强烈。令人欣慰的是，物质上已有不错的回报，40多元的工资，大大超出周边许多人。

1971年，陈宗周离开地质调查处，回到重庆，在金属冲压厂做电工，靠着自学的电工知识，评到三级工，工作轻松，工资将近50元，而同时期从农村进厂的同龄人，只能拿18元的学徒工资。知识对收入的贡献，显而易见。

此后，陈宗周陆续在重庆第二轻工业学校、重庆轻工局的食品日化技工学校工作，做电工，做电工代课老师，做图书室管理员，读书，写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多年之后，他更加相信母亲说的这句话。

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发生深远变化。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国策。顿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

也是在这段时间，陈宗周通过四川省电视大学电子专业自学考试，拿到了“电子专业”大专文凭，甚至还结婚生子，人生，焕然一新。

三、偶然做了编辑

1982年5月的一个下午，陈宗周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展览，偶然间看到一张手写招聘广告：重庆市科协的《科学爱好者》杂志招聘编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34岁的陈宗周走进藏身科委5楼的编辑部，见到了60出头的曾昭闿–《科学爱好者》杂志的负责人。后来，陈说，曾老师是他这辈子最要感谢的人。而曾老师也在晚年的自述文章中，把发现陈宗周看成工作经历中令人欣慰的重要事情。

此前，陈写过多篇科普文章，有篇谈英国科学家巴贝奇的原始机械计算机，文章在《重庆日报》发表，还意外地拿到16元钱稿费。更意外的是，那个下午，那篇文章改写了陈的一生，使其从70多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两个月后，陈宗周报到第一天，还没坐稳，分管领导赵义熙给陈安排了18个版的任务，超过整个编辑部三分之一的工作量。陈赵两人此时还算“陌生”，起码陈不了解赵。赵老师却通过女儿掌握到陈的情况，赵女苏宁与陈同校同级不同班，这位出身“另一个世界”的女同学，对陈的评价颇为客观：很聪明，成绩很好，因为出身不好，没机会念高中。

曾昭闿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学系，是编辑部唯一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学生。赵义熙念的是育才学校。二人都是老党员，吃过不少苦，经历过大风大浪，对年轻人包容。二人都很照顾陈。曾告诫陈：“编辑出版工作一定要细心认真，稿件一定不要出差错。稿件上一处错误，刊物印刷出来，就会变成几万甚至几十万处错误。”

编辑这份工作，有一定“弹性”，一篇文字的质量，通常由投入时间多寡来决定。这对人的自律性，也是一种残酷的考验和磨砺。在曾的示范下，不出错，是折磨陈宗周编辑生涯的基本要求。

陈也争气，不停地编，不停地写，参与刊物制作的所有流程，组稿、编稿、采访、写稿、校对、排版、打样、印刷、发行、组织活动、搞经营……经验逐渐丰富。1984年，杂志改名《课堂内外》，陈宗周升任编辑室主任，而曾、赵两位前辈即将退休，二老找陈商量。陈自我评估，做内容，他在行，搞管理，他不行。所以，他欢迎新领导。陈对搞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能指导下属做正确的事。对此，二老有点失望。赵甚至提醒陈宗周：“如果有一天，你们关系处不好，你怎么办？”陈想也没想，说，“那我走呗”。

自信和谦虚，一体两面，谦虚是外在表现，自信是内在表现，一旦反过来，就变成傲慢了。以前，赵忍不住会批评陈的这种“傲慢”式的自信，他说，“陈宗周同志，你还是谦虚点吧”。但陈没想那么多，他以为，所有人都做得到就事论事，而且，所有事都可以就事论事。

四、为了生存办《电脑报》

1987年夏，陈宗周突然接到通知，从《课堂内外》杂志调任重庆市计算机普及中心做负责人。这个结局既意外又合理。他第一时间想起陈登凡，电话打过去，那边却哈哈大笑，登凡说，“来来来，我们的蜜月开始了”。

陈登凡是重庆市科协普及部部长，比宗周小4岁，多年来，宗周一直称登凡是他“年轻的老领导”。在一次全国性的青少年科技发明与科学论文竞赛上，登凡是重庆的带队干部，宗周是记者，二人结识，彼此印象深刻。登凡是工农兵学员，学化学，中学基础好，知识扎实。宗周服他，有两点原因，首先，登凡尊重他，他能感受得到。其次，登凡为人厚道，值得欣赏。

登凡是聪明人，考虑到做宗周的领导有一定难度，他找宗周商量，订立出相当明晰的相处之道：第一，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吵都很正常，但所有争吵不过夜，当天就得解决；第二，解决的方法，最好就是喝一顿啤酒。十多年来，两人喝过几次啤酒。有回住在省科协招待所，相持不下，要喝啤酒，一时又找不到下酒菜，只好用泡菜下酒。现在也喝，逢年过节，宗周总会邀请登凡和几个好友到家里喝几杯。

在邓小平“普及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下，陈登凡亲手组建重庆市计算机普及活动中心，做重庆市青少年计算机竞赛，也选拔人员参加全省全国的竞赛，顺便做点计算机设备供应的工作。登凡明白，不能只靠国家拨款搞发展。他想过做贸易，进口计算机到国内销售，但没找到换外汇的渠道，最后不了了之。

宗周到岗后，为活动中心明确了三大工作任务，第一，青少年的计算机普及。第二，全重庆市市民的计算机普及。第三，计算机普及的规律研究。对此，登凡认可，同时强调要有稳定业务和稳定收入。二人合计，办刊办报，能一举多得，满足所有要求。二人设定的目标也很实际，自负盈亏即可。

1988年初，在重庆市科委软科学处支持下，陈宗周争取到一笔调研经费，联合重庆大学，做了5000份问卷，了解家庭电脑在重庆的现状与前景，并成功预测：到90年代末期，重庆家庭的电脑普及率会达到20%。这项研究获得“重庆市科技成果奖”。再做夏令营，有5000人参加。然后配套夏令营，又做营员家长培训班，让家长们直接体验Apple II 八位机的魅力。三件事反馈超乎预期，增强了陈宗周办电脑普及刊物的信心。

1990年下半年，在重庆市科协负责人王华炳和重庆科协党组书记王子源的支持下，《电脑报》成功申报，先以内部刊物形式试刊。等到来年6月，《电脑报》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陈宗周为法人代表，任常务副总编（后任社长），主持日常工作，陈登凡兼任副社长。二陈的“蜜月”，有了胜利果实。

创刊初始，除聂荣臻元帅为《电脑报》亲书的刊头之外，还缺钱缺人。陈宗周找钱找人。缺钱，做培训，办书店。陈为活动中心争取到一块新招牌，“重庆市计算机软件人员培训中心”，培训发证，一年最多能赚20万，一直到1993年上半年，培训业务都是《电脑报》的主要营收来源。缺人，自己动笔写。陈宗周用武楼、于普、家笠、健生等做笔名，“感觉这样可以把自己的队伍壮大一点。”前前后后，他在《电脑报》上写了几十万字。

1992年1月3日，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电脑报》创刊，拿到3万份订单，一年订阅费7.8元，邮局拿走小40%，到手剩14万元，收支不平衡。第二年，订单翻倍，还卖出去十几万套合订本，收支实现平衡。

此后，《电脑报》进入快速发展期，到2003年，这份由开培训班赚到的2万元起步的内部刊物，已成为旗下拥有独资和合资20多种科普报刊、年营业收入4.6亿元、利润6000万元的电脑报集团，单期发行量达70万之巨的《电脑报》，覆盖全国2300多个县市。那一年，《电脑报》社还成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35家试点单位之一，是全国媒体同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对象。

2010年11月21日，方兴东与陈宗周座谈3个小时后，记了一篇2万多字的《影响中国互联网100人-陈宗周访谈》，详细叙述了《电脑报》快速发展的里里外外。陈宗周解释，《电脑报》的快速成功，“是因为顺应了计算机普及的大潮，然后又引领了计算机普及的大潮。”方兴东认为，“《电脑报》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通俗实用，《电脑报》还有一些人文精神在里面，这是它跟其他媒介区别的根本所在。”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每个参与甚至围观《电脑报》发展的人，都有一份不同的答卷。

五、《环球科学》等了34年

2009年4月2日，香港，87岁的杨振宁亲自开车送61岁的陈宗周到沙田车站。当日，二人与江才健（中国台湾学者，《杨振宁传》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共同追忆《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的前尘往事。

1972年7月1日，周总理请杨振宁吃饭，席间，总理问如何提高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杨先生大着胆子提了两条建议：第一，现在中国对基础科学不太重视。第二，在中国要加强科普工作。他还特别提到，像《科学美国人》这样优秀的科普刊物，值得引进和翻译。

1845年创刊的《科学美国人》，堪称全球科普杂志的领袖与标杆。其作者包括爱因斯坦、玻尔等一百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多数是在成为其作者之后，才摘得诺贝尔桂冠。其读者，更是从爱迪生到比尔•盖茨，无数人从中受益。

实际上，杨振宁的建议，周总理明白，只是有些话，他不方便讲，由杨先生开口，事情变得好办。总理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主席点头，总理再推动。两星期后，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的文章，此事有了开始。最终，到邓小平复出，批示负责科技的方毅副总理亲自督理，《科学美国人》的中文版《科学》于1979年创刊，落户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情报所），成为我国最早引进版权的外国期刊。一本科普刊物进入中国，由杨振宁推动，前后三位总理支持，足见其意义重大。

不过，《科学》在情报所的发展不如预期，至2001年，发行量仅4000来份。当年7月，科技部决定将杂志由重庆迁到北京，改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信所）主办。2005年10月，在当期《科学》扉页上，一则公告宣布了美方提出终止合作的消息。

2004年秋天，时任《科学美国人》全球副总裁的迪安·桑德森来到重庆，第一次见陈宗周，二人探讨《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的未来。桑德森的问题是，已在中国落地多年的老牌杂志，如何让最新的前沿科技知识，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得到更有效的传播？陈宗周的问题则是，如何让全球最优秀的科学资源，在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显然，是同一个问题。此时，创办《环球科学》杂志，已是水到渠成。

从科协大厦到情报所，直线距离100多米。陈宗周从窗口往外望，《科学》杂志曾经在情报所的办公室，清晰可见。情报所一度拥有《微型计算机》、《新潮电子》和《计算机应用文摘》等三份响当当的科技媒体。其中，《微型计算机》、《新潮电子》都是情报所与《电脑报》社深度合作的产物。

陈宗周为何敢做《环球科学》？在《百期少年》一文中，陈提出三个理由，“其一，《科学美国人》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发行多年，原主办单位和编辑团队付出了心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其二，中国科技发展已进入自主创新阶段，科技的自主创新需要引进和借鉴，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国内介绍国外最新科技成果，是长期的重要工作。其三，中国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也要借助较好的平台传播出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科技和东方文明，我们需要借船出海。”

《环球科学》于2006年1月创刊，陈宗周担任社长至今。到2011年，杂志发行量突破10万份，成为中国科普纸媒第一品牌。从1972年到2006年，等了34年，《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终于走对了路。

六、都是为了年轻人

2019年4月4日晚，《科学爱好者》杂志前总编曾昭闿老师逝世，享年97岁。第二天，噩耗传来，正在小区散步的陈宗周，呆在原地，泪水涌出眼眶。平静下来，他写了一篇题为《叫我小陈的那位老者走了》的文章，详细回忆他与曾老师相识相交相惜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全是怀念和感恩。

文章写道，“曾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于年轻人的态度。发现年轻人，善待年轻人，积极培养和提携年轻人，关键时候坚决支持年轻人，我从老师那儿学会很多。”

回顾陈宗周作为年轻人的经历，从背负家庭出身的压力，不允许入团升学，到有人指引，凭着自学，走过那段漫长的艰苦岁月，既有被歧视和压迫的不堪，也有被信任、鼓励和成长的感动。对一个以“厚道”来判断朋友品质的乐观主义者来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已成天性。

在2003年之前的《电脑报》，曾出现“24岁现象”。黎和生成为《电脑报》编辑部主任是24岁，廖丹、刘寅斌、李大学、林军、胡喆，也是在24岁左右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与其说陈宗周愿意给年轻人机会，不如说陈宗周体谅年轻人的艰难，这一点，人生没有经历起起落落，可能无法理解与认同。

1999年6月6日，黎和生离开《电脑报》社。当时，这位1991年底加入电脑报团队的元老级员工弃“报”从“网”的故事，由刘韧写成《报人黎和生的Internet抉择》一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影响甚广。但创业不易，黎和生的新事业《现代计算机》杂志连受挫折，发行打不开局面。此间，陈宗周9次约谈，劝黎回归，直到2002年，黎和生才肯答应。二十年后的一个晚上，已成著名投资人的黎和生喝醉酒，打电话给陈宗周，说，“真的，陈老师，我就像您儿子一样，您就像父亲一样关心我。”

1996年夏天，哈工大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林军，在哈尔滨打电话给远在重庆的陈宗周，自称是《电脑报》的读者，希望毕业后加入编辑团队。陈宗周没有片刻犹豫，在电话里表示欢迎。1997年初，还在念大四的这位年轻人，成为编辑部的一员。到年底，《电脑报》新开网络版，林军遂成为这块新园地的负责人，后又出任天极网创始总编辑。几年之后，林军离开《电脑报》，创办科技媒体“雷锋网”，著成《沸腾十五年》一书。

2001年春天，即将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喆，在校园里闲逛，看到成果展中有上届校友在《电脑报》的身影，被打动。这位年轻人也成为“24岁现象”中的一员。胡喆离开《电脑报》后，参与了UCWEB和百度早期的工作。2021年，他与林军合著《沸腾新十年》。

曾昭闿体谅陈宗周的艰难，放手让他磨砺。陈宗周体谅黎和生、林军、胡喆等人的艰难，才有了《电脑报》的成长和“24岁现象”。谁都年轻过，谁都艰难过，年轻人最大的艰难，不是相信自己，而是如何获得成长。必须得承认，每一份艰难，都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甚至命运。

七、尾声

2003年7月9日，55岁的陈宗周卸任《电脑报》社社长和天极网董事长等职。

头一年的10月13日，陈宗周写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当企业家》的文章，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影响，他提到，“我只敢鼓吹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去当企业家，中国也需要更多的企业家。而我自己，还是待在书房里不去当企业家为好。”

他告诉一位年轻人，“不想当企业家，也一直是我的真实想法。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护照上有职业这一栏，我填的是编辑，而不是经理、管理人员等。”

他还说，“现在，我是以一个退休的科技工作者的状态，在工作，在生活。”（完）

手记

稿子写完，请陈老师指点，两天后，除校订事实外，我注意到，他删了几处。他解释，不想这篇文字给任何人造成一丝不便。这样一来，我觉得连文章标题也不够明晰，不能让读者一眼看懂他的故事为何与众不同。

我明白他的考量。的确，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呢？但我担心对他不够公平。他笑着说，“看看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公平了”。他忘了采访过程中自己几度哽咽。

时光流逝，你很难分得清，哪些事真的放下了。所谓“公平”，在时间面前，与许多其他信念一样，不再坚韧。

我写陈老师，理由有三：

其一，2000年之前接触互联网的中国人，有谁没读过《电脑报》？这份内部小报，如何做到全国赫赫有名，其中的艰难，值得了解。

其二，艰苦岁月不仅仅是他的，也是你的，也是我的，有否觉察而已。个人改变不了环境，但起码可以先改变自己。如何走出，靠的又是什么？

其三，《电脑报》、《环球科学》或同时期的其他报刊，无论是引进全球最新知识，还是输出中国式的答卷，其连接与转换的媒体价值，熠熠生辉，其对中国科普事业的贡献，不可磨灭。而今，我们又为什么要做媒体？我们这一代媒体人又当有什么样的抱负或使命感呢？

的确，“使命感”也是一种信念，但在垃圾资讯大爆炸的今天，它是一个奇怪的论调，不合时宜，令人尴尬，让人不知所措。

但有一点我能确认：如果不幸想起什么信念，就该提它一下，也许有作用呢！

朱芳文，2021年6月3日写于北京。

采访、撰稿：朱芳文
图片：陈宗周提供

本文写于2020年2月13日，首发于虎嗅。

2011年秋，北京。冯唐四合院，有树。张琨、冯唐一见如故。冯父下厨，二人边吃边聊，临走，冯唐签他最后一本老版《万物生长》，送给张琨。垂杨柳、医学生是他们的共同记忆。冯唐忍不住劝张琨：“你做咨询，总归隔靴搔痒，实现不了梦想。与其做军师，不如撸起袖子跟我一起干。”冯唐知道张琨是同路人，“都想做不一样的医疗。”二人同为北京八十中校友，冯唐大五岁；大学念的都是临床医学，冯唐在协和，张琨在北医。后都从事管理咨询行业，冯唐在麦肯锡成名，张琨在埃森哲、IBM磨砺。

2个月后，张琨加入华润，挂职战略部总监，华润医疗正式成立后，作为创始团队成员之一，任投后管理高级总监，后任信息技术与管理部总经理，同时作为集团投委会成员协助医院投资团队做尽职调查，参与投后医院管理。没出冯唐意料，张琨和他一直配合默契，但喝酒除外。张琨喝酒看场合，有时一瓶倒，有时千杯不醉。冯唐酒量好，三四瓶红酒没问题。华润各种餐叙联谊，常见二人结伴，冯唐敬酒，张琨做酒司令。本该替冯唐踩刹车，不想太实诚，每次斟酒都满上，冯唐哭笑不得：“你太爱我了！”张琨笑笑，下次依旧。

如何建立华润医疗在国内医疗领域的高度，两人都想到JCI（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JCI是块金字招牌，像餐厅界的米其林，被其认证的医院，意味着品质和安全。”2012年5月，张琨联络上JCI CEO Paula Wilson女士。对方邀请去曼谷晚餐。冯唐、张琨和战略部总经理，直奔曼谷，在Wilson下榻的万豪酒店见面，确立合作意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张琨作为项目负责人，历经“华润内部各种上蹿下跳式的游说以及与JCI团队的艰苦谈判”，直到2014年春节，才在芝加哥JCI总部签署合作协议，拿下JCI在中国品牌、培训、出版、咨询业务的独家权益。冯唐感慨，“成事之难！协议文件过百页，厚度不输一本时尚杂志。“ 项目落地后，有业内人士调侃，对比个别同行为拿到国外医疗机构冠名而进行的巨额花费，华润与JCI的合作堪称为国争光。

新成立的华润JCI医院管理研究院，志在提升中国医疗机构管理水平。这是一项极富情怀但艰巨无比的工作。展望JCI在中国的未来，张琨为其取“济世爱”，既谐音，又很中国。冯唐说，名字体现了我们做事的初心，但用做公司名和商标，显俗，冯唐定名“杰思爱”。

2014年7月，冯唐离开华润医疗。辞职当晚，二人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叫了华润最好的脸谱雪花，一人一瓶，却都没办法把酒喝完。华润医疗创立时，冯唐许下大愿，至少要干5年，没想到世事难料。冯唐叮嘱张琨：“你的使命还没完成，在华润要好好待着，把我们为行业打下的基础再夯实一些！”张琨送冯唐回房间后，觉得胸闷，却又无法痛快地喊出来，一个人绕着深圳湾体育场跑了又走，走了又跑，整整两个小时，直到筋疲力尽……

春雨医生

2016年10月8日，春雨医生CEO张锐去世第三天，北京女人街咖啡馆，蓝驰创投合伙人约见张琨，问要不要去春雨医生做CEO。合伙人也是北京八十中校友，同届不同班。有意向后，春雨医生董事会成员陆续登场，有时在华润办公室，有时在张琨家，曾柏毅单独见过一次，之后跟李光辉结伴，又见了一次，二人力邀张琨一起干。李光辉与张锐是发小，2011年11月，李光辉、张锐、曾柏毅三人共同创建春雨医生。

曾柏毅坦述春雨财务状况与运营困境，眼下最紧迫的，是跟时间赛跑，赶快找到融资。张琨在犹豫：第一、在华润，工作和生活非常稳定，团队成熟干练，到新的平台还要从零开始；第二、春雨医生股东利益及股权分配，太复杂，理不清，创业公司还付不到和华润一样的薪资；但是第三、春雨医生貌似可以打造“不一样的医疗”平台，不尝试，太可惜。一个唾手可得，一个定时炸弹，像新上市的玩具，让人心痒。最终，好胜心胜过担心。

2017年5月1日，张琨降薪加入春雨医生。入职前两周，张琨即在个人公众号“张琨随笔”高调宣示，要在春雨医生大干一番。张琨到位后迅速调整企业战略，建立与患者链接，赋能线下医疗机构，做互联网医院，与合作伙伴一起建立场景变现的盈利模式。不光明确生意模式和业务的打法，张琨还将春雨国际、奇点网等非核心业务要么被砍掉，要么被剥离。公司组织结构也被精简，办公室面积缩小四分之一，员工人数直线减少到100多人。公司收入却一个月比一个月提升起来，春雨恢复生机。张锐一个老部下讲，张琨到来，让大家又燃起了希望。“他在办公室里出现，即便不说话，坐在那里，同事们就觉得踏实。”

在线问诊是春雨医生核心业务，张琨鼓励团队围绕服务质量、服务体验和服务广度做强这个业务，但张琨也看到了在线问诊的瓶颈：一是价格低，在线问诊不可能超过门诊挂号费；二是频次低；三是服务链条短。要突破，得靠线下实体，利用春雨的线上运营能力，改造传统医院的服务模式，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增加收入来源，张琨找来自己老下属，组建了互联网医院事业部，又利用在医疗圈子的影响力，一路拿下燕达医院、中信医疗、华润医疗、华润凤凰、无锡二院共建互联网医院的合作机会，张琨和团队设计的以互联网为医院赋能的模式，获得亚洲医院管理奖、IDC亚太区医疗创新奖等有分量的行业认可。

但融资并不顺利，虽然在线问诊、互联网医院业务攻城略地不断创造佳绩，但行业政策并不利好，用丁香园董事长李天天说，2017年是互联网医疗的最低谷。见过100多号投资人，融资故事用中文、英文讲了上百遍后，终于迎来转机。“张琨的出现，不是我投资春雨的核心原因，但他的学术背景、谈吐和大局观是加分项。”长期关注春雨发展的梦百合董事长倪张根对媒体表示。2017年乌镇世界围棋公开赛期间，倪张根邀请李光辉、张琨观棋，在现场吃完一顿午饭后，敲定这笔投资。

2019年1月9日，春雨医生对外发布声明，宣布张琨不再担任春雨医生CEO，声明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张琨先生与春雨医生的质控团队一起……构建出与医院管理体系更兼容的线上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使得互联网成为医疗服务分发手段真正成为可能……”同日，伊美尔宣布张琨出任公司总裁。张琨对媒体说，“我在春雨医生的使命完成了。”张琨曾表示，要把春雨医生从危机关头救回来。离职前，春雨医生单月已盈亏平衡，收费转化率也接近80%，成为少数找到自己盈利模式的互联网医疗企业。但是此后，无论是曾柏毅、李光辉，还是董事会其他成员，没有一人再跟张琨提当初追求他时承诺的股份行权之事。所有人或事，都在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前进。不利的只有张琨。

张琨离职后，曾柏毅出任CEO，半年后再次调整，曾柏毅退回CTO职位，张锐遗孀王羽潇继任CEO。高管里不见了李光辉、万静波、肖建波、顾晓波，那一批和张琨经历起死回生的春雨老人。张琨在朋友圈送上祝福，“感谢那酸甜苦辣的18个月。”

医学世家

2000年8月，张琨从北医毕业，毕业旅行目的地选在约旦。亚喀巴湾，此地位于红海最北端，是全球闻名的旅游圣地。坐在湾区的长椅上，往西望，温暖的红海近在咫尺，水色湛蓝，湾深浪平。目光穿过亚喀巴湾，隐约可见埃及。在阿拉伯语中，亚喀巴意为“障碍”。

张琨小时候没烦恼。每年暑假都在姥爷家的四合院过。姥爷是新中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医生，在天津马大夫教会医院学习，后来自己开医院行医，抗战期间救助军民，建国后又将医院交给政府，成为当地的人民医院，是对国家医疗卫生事业有突出贡献的高级干部。四合院的东厢房是药房，姥爷时常在屋子里熬制山楂大蜜丸治孙子们的积食；张琨和表弟常常偷里面的针管，玩医生和病人的游戏；四合院门口的胡同里经常排满了拎着鸡蛋玉米等看病的穷人。姥爷说，穷人来不收钱，给点吃的意思一下，有钱人我上门，但收的贵些。这些美好的记忆，在幼年的张琨心中种下了济世救人的种子。

张琨爱阅读，爸妈鼓励。相比武侠小说，他更喜欢读企业家的传记，对洛克菲勒、卡内基、松下幸之助、丰田喜一郎的创业史印象深刻。那种从无到有、忍辱负重的成长历程，抓住了他的心，激发起他对商业成功的莫名渴望。母亲很耐心，总是鼓励他，时常跟他说姥爷的故事，讲述家族的奋斗经历，渐渐让张琨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自己肩负着更大的使命。“我要做出改变这个社会的事情。”但是具体做什么，那时他说不清。

直到初二，张琨才开窍。地理课上，老师让张琨背诵一个章节，张琨没准备。老师退一步，那读一遍吧。张琨念完，对老师说，我会背了。老师让他试试，结果一口气背完，还一字不差。老师吃惊，立即鼓励，“你绝顶聪明，要是用功，成绩肯定好。”受了赞美，来了兴趣，成绩突飞猛进。初中毕业，从刚进学校时的100多名，升到全校第2名，北京市前100名。择校，爸妈为了保险，选八十中，错过北京最好的四中寄宿班。到了八十中，张琨开始懈怠，高二滑到全校100多名。高三上学期，缓过神来，冲刺大半年，都追了回来。填志愿时，老师为了保险，建议报首都医科大学，这次张琨坚持填北京医科大学，他那句“死也要死到北医去”后来成了他高中同学圈里的名言。虽然，语文差点不及格，只得了91分，但凭借其他科极其优异的成绩，张琨仍然考过了清华、北大的录取线。张琨母亲曾是北医附中的第一届学生，本该保送，历史原因没能如愿。母亲鼓励张琨，开玩笑说替她“复仇”。张琨做到了，长辈们都很欣慰，算是延续了家庭传统。

进北医，念临床专业，张琨对当时刚冒起的互联网同样兴趣浓厚，他的计算机课是班里最好的。自学HTML，用Dreamweaver搭网站，他可以没日没夜捣鼓计算机，但念医，要记每一块骨头的沟、孔、坎、壑，越念越枯燥。他郁闷自己引以为傲的理科脑子，迷失在了“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的走向”当中。

张琨在北医三院实习时，见到一位高年资的医生前辈，把其他患者用剩的药集中起来，帮门口的流浪汉免费治疗眼睛。尽管医德好，医术好，但50多岁，职称却不高。老师抱怨这么一大把年纪每年还得参加各种考试，想办法获得晋升。张琨想做治病救人的医生，但不想重复前辈们一样的路。“在20岁，便看到50岁的模样，是一件愉快不起来的事情。” 他开始思考，如何把临床医学的训练和信息技术的热情结合起来，闯出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赶上第一代互联网

2000年9月，从约旦回来，面临几个offer，包括三甲医院的小大夫、跨国药企的医药代表等，薪水3000起步。张琨选择了互联网，做医学编辑，1500元的薪水。这样可以参与一段完整的创业过程，丰富人生经历。清华同方招聘者很惊讶，竟然有临床医学背景的北医大学生，对互联网有兴趣。张琨加入，丝毫不像个新手，借鉴英国NHS门户的样子，张琨和团队迅速搭出了中华医疗网（ihospital.com.cn），做医学知识科普。“既提供完整医学书籍的在线检索，也有一些外文网站的内容编译，还得及时回答BBS上患者的咨询，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打印出来转给合作的医生，再将医生手写的答复手工录入论坛，没有周末，每天忙到晚上10点多。”

创业团队人少事多，张琨一人做内容，感觉吃力，摸索一段时间后，觉得购买成熟的医疗知识库，更划算。他发现100md.com信息更新快，跟创建者小杜聊，对方开价颇高，领导不应允。给了一小笔钱，让张琨看着办。张琨拿着现金3000元，加一支价值1000多的清华研发的光动能手表，软磨硬泡，拿下了网站的全部内容授权。

中华医疗网运营不过半年，团队由三个人发展到十几个人，融资500万美金。有人戏称这笔投资是“中国互联网泡沫崩盘前的最后一笔投资”。钱到了，投资方要求业务从To C转到To B，做医院信息化。张琨把网站内容打包，封装成健康教育光盘，跟同方电脑一起贩售。至于个人前途，领导提醒他，如果掌握HL7（Health Level 7）医学数据交换标准，月薪能上2万。张琨整理出几千页的英文文档，每隔一两周就给团队做讲解培训。一开始，只是想知道HL7是什么，很快，张琨就成了在2000年能把HL7讲清楚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并建立起第一版HL7中国的网站。

2001年11月，新任总工程师决定再换方向，清华同方退出医院信息化领域，专注在实验室信息化上。懂HL7在同方前途渺茫。刚融到钱的太平洋医信公司乘机找到张琨，请他负责推广普及HL7的应用。与清华同方的师承文化明显不同，太平洋医信是标准外企，职业氛围浓郁，流程制度完善。上班着西装制服。工作语言、邮件，甚至文档，都要求中英双语。张琨喜欢这些，“更职业化，更体面。”

2001年冬，张琨拜访李包罗。李被誉为中国医疗信息化奠基人，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文革”后回母校进修，是中国第一批计算机系毕业生。李在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任职30多年，开发了中国第一代医院信息化完整的解决方案，堪称业内教父级人物。跟李的会面是张琨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是师徒二人二十年情谊的开始。之后，李一直把张琨视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悉心培养。那次会面，李包罗建议张琨出国读书。理由很简单，在医学信息学领域，国内的学术体系不如国外成熟。李也曾赴哈佛作为访问学者求学多年。此外，李还叮嘱，多实战，勤写文章，注重学术积淀。张琨听进去了。他做互联网医学门户时模仿NHS，张琨对英国情有独钟。2002年8月，拿着父母的资助和部分奖学金，进华威医学院（Warwick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攻读医学信息学硕士学位。在英国，华威与牛津、剑桥并肩，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韦尔·哈特是该校杰出校友。

医疗行业咨询服务的开创者

2003年10月，张琨与女友一起回到北京。回国后第二周，张琨去北京同仁医院报到。新岗位是知识与产品部总经理，具体工作就是把同仁医院的管理经验标准化、资产化，然后输出到各地的新建医院里。张琨直接领导是来自301医院的苏元福副院长，苏院长非常欣赏张琨的能力，支持他在医疗质量、医疗信息化领域一线积累经验，还鼓励他多思考、总结，并一气儿让张琨在自己做主编的杂志上写了很多医院管理的文章。后来301医院信息中心主任薛万国对张琨有个点评“勤于思考，勇于实践，乐于分享“也是有感于此。

2004年4月，同仁医院在南京的项目，坑挖好，打进100多个桩，却发现设计图纸不符合同仁的运营要求，要废掉重来。光桩钱就浪费200多万。张琨明白，必须借助第三方大脑，整合内部不同意见，清晰业务战略规划。张琨牵头，在十几家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中，选定IBM全球管理咨询部帮助梳理出答案。2005年初，华威大学老师邀张琨回英国读博，同时，埃森哲也向张琨示好。张琨觉得当下在埃森哲打天下的积累更有价值，决定加入埃森哲。此时，埃森哲在北京有好几千人，但医疗行业咨询团队，张琨是第一个人。没有目标和任务，一切从零开始。张琨想从建立区域卫生信息网和全民电子健康档案开始，带着公司介绍拜访卫生部领导，领导问他，你怎么卖服装了？张琨尴尬地解释，是埃森哲，不是范思哲。他和中国医院协会信息委员会合作，发表《中国医院信息化白皮书》，迅速打响埃森哲在行业里的名号。

埃森哲的对手，只有IBM。张琨带团队击败给出更低报价的IBM，赢下深圳市卫生局的战略规划项目。完成深圳的工作后，IBM邀请张琨负责所有医疗咨询项目的交付，先后完成了国家疾控中心CDC新的IT战略规划、四川灾后重建的卫生信息化总体规划、云南省的卫生信息平台的规划一系列国家和省级的大项目。“到四川考察一圈，看到很多基层社会的现实。在汶川人民医院，见到很多贵重的医疗设备，竟然都没有打开使用。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员培训不足，没人会用。另外，不得不承认，捐献物资过多，也是问题。”四川省相关部门原来的规划是，在所有震区建设综合医院，由各省市对口支援。张琨建议，四川地大，民众居住分散，不宜搞大医院。应该建一个大医院作为中心点，辅以多个诊所作为卫星点，通过信息技术连接实现远程医疗，更为高效。这个方案后被当地广泛采纳。2010年的11月份，埃森哲又找张琨，希望他回来，重建医疗服务行业的业务。张琨觉得有这个责任，答应了。一回到埃森哲，他就肩负起重振埃森哲医疗行业的重担，很快，他的团队陆续拿下北大国际医院、燕达医院、新华医院等项目，直到2011年秋，遇到冯唐……

（朱芳文写于2020年2月10日，杭州）

手记

张琨要去春雨医生，来问我意见，我坚决反对。我在电话这头斩钉截铁地说：“张锐去世，张锐家人成大股东，春雨成家族企业。你首先是在替他们这些外行打工，你愿意吗？” “对他们而言，春雨只是份遗产，他们并不会拼事业讲情怀，他们只会急着兑现。”张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但我还是想试试春雨医生，而且，我认为，也只有我知道怎样救活春雨医生。我想试试创新医疗服务模式的想法。”“我做了那么多年咨询，也操盘过医疗机构，我希望回到最初的梦想—用互联网改变传统的医疗行业。”

我换个角度，继续劝：“拉你入伙的人，我认识。他站在资本方，急于拉你去救火，此刻什么都会答应你。你真到了春雨医生，他帮不上你。投资人投资后，就是弱势群体，没话语权。一切都掌握在创业者手中。”

张琨最终还是不顾周围朋友的反对，去了春雨医生。我们从此都闭了嘴。

2019年1月9日晚，得知张琨要去伊美尔，我一句都没有问张琨离开春雨医生的原因，我立即发了个朋友圈：“欣闻好兄弟张琨履新伊美尔总裁。鉴于人好看话可信，建议创业者融资前都先整整容。”好友纷纷留言祝贺张琨，大家默契地都不提春雨医生。

2019年11月9日晚宴前，我问伊美尔董事长汪永安，“为何请张琨？”汪永安答：“需要张琨将伊美尔带上市。”那晚张琨必须参加清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博士班活动，他作为第一届同学代表做主题演讲，很晚才赶到，期间，《断舍离》作者山下英子先回去休息了，而我一直在等张琨到来。我和张琨最后走出会所的时候，环顾左右无人，我悄悄对张琨说：“这次你要先落实自己的股份。”张琨应了一声。至今我依然担心张琨还没将自己利益落实，就急着干活了。

相比医疗的理想，张琨总是不愿意谈利益。一次，我和他说：“你将你同学地址给我，我给他寄个扫地机，感谢他两次为我家人开刀。”张琨：“不用，都是亲人。”因为认识张琨，我才听说托医生看病的规矩，吓了我一跳。此前，张琨从未向我提过要给医生红包的事。此时，我才明白，为何几年前，张琨帮我妹妹约协和医生看病时，让他夫人顺便也看了病。约一次协和医生，不容易啊！但张琨不会和人说这些，对朋友，他总会全心全意的帮助。

2000年我做Donews，张琨用“无翼天使”ID在Donews写专栏。张琨用了很多年的微信头像，是那张他穿着手术衣，灯光向两侧打出翅膀的形状，他说像无翼的天使。那时，张锐用“锐张大人”ID在Donews当传媒版版主。那时，我们都在想着怎样用互联网改造世界；那时，没有几个人懂互联网，也没谁关心互联网；那时，我们可以在理想里畅想，没人理会我们；那时，日子真好！

（刘韧写于2020年2月13日，新加坡）

采访：朱芳文
撰稿：朱芳文、刘韧

本文写于2018年7月，首发于链英雄。

2018年3月7日，一篇题为《庄家杜均》的文章在币圈炸裂，文中，杜均被强烈质疑是超级大庄家。杜均读完，笑言自己“被‘缺席审判’”，但再无多余反应。李林耐不住发朋友圈，替好哥们打抱不平。李林说“（杜均的）性格比跟他合作时好多了”。2018年5月31日，一家名为“标准共识”的新创区块链评级机构发新闻稿称，他们接受了节点资本等六家创投的联合天使轮融资。两篇文字事关杜均和他的节点资本，而《庄家杜均》的作者正是标准共识的联合创始人之一。2018年6月21日，接受链英雄采访，杜均否认这两件事有直接关联，说只是看好标准共识自身的潜力。他又说，“从这几个月的市场反应来看，我都以为那篇文章是公关团队的功劳呢”。在杜均眼里，被人注意不完全是坏事，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

网赚少年

2004年下半年，家人亲戚都认为杜均在重庆邮电学院涪陵分校念书，杜均也从未向他们否认过。其实杜均从来都不是学校在籍学生。“我在别人家的校园里晃荡了一年。”第二年5月23号，杜均回到重庆开县大进镇，对妈妈说，“学校不要我了。”妈妈没怀疑。从高中起，杜均就被学校开除过很多次。

在妈妈眼里，杜均不是读书的料；在杜均眼里，妈妈管得太严，一直让他很抗拒。杜均不觉得自己念不来书，“我语文成绩一直不错，化学也拿得出手。”这两门课的老师对他好，他也喜欢他们，愿意学。物理和数学成绩好坏，跟妈妈与老师关系亲密程度成反比，物理老师是妈妈亲戚，数学老师是妈妈同学，这两位老师老在妈妈面前，指着杜均。这让杜均很厌烦。但读到高二，杜均觉得班主任人好，上学期期末还考全校倒数30多名，下学期中考，杜均考了全校第13名。

对未来，母子俩仅有的共识是，“读不好，也没关系，大不了像爸爸那样，去上海打工。”开县其他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大部分人在十六、七岁外出打工，到了年纪回来结婚生子，接着再外出打工，所谓“北京开馆子，上海拆房子，深圳捡瓶子。”杜均不喜欢这样，“先混着。”

父母教育杜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杜均看到镇上日子过得好的人家，都是会赚钱的小混混，卖米卖油卖自行车卖摩托车。杜均看不惯那些打工赚点钱回来烧包的小老乡们。杜均更喜欢上网，网上是另一个世界，可以玩游戏，看书，听音乐，不用拿着小老乡们馈赠的一港元硬币，装出一副既好奇又佩服对方的样子。“那个不帅。”杜均看不惯别人，也被人看不惯，有回被别班几个学生围了，吃了亏，没吭声，隔天削尖了一根筷子，找到打他的那些人，随便抓住一个，把筷子扎进人家大腿，那娃流了好多血，杜均才肯罢休。轻易不打架，要打就来狠的。那个才帅。

初二下学期，杜均偶然发现，帮人申请QQ号可以赚钱。接着，“帮人写情书也能赚钱。”这让杜均有理由不再担心学习成绩。要说赚小钱是好奇心作祟，等到初三复读，杜均对赚钱的兴趣，堪比任何一个自谋生计的成年人。用QQ群发消息拿佣金，一天下来几元钱；从同学那边以6毛钱的价格收米再以8毛钱卖给镇上粮店，一周能赚好几十元；跟修电脑的学徒工搭班子四处帮人装系统，一年下来竟赚了好几万；杜均还发现了，倒域名能发财。问杜均怎么找到这些赚钱门道，他答不上来，只记得从小学四五年级，他成袋买进芝麻糖，再按根卖给同学，一袋能赚3毛钱。进了高中，靠帮人玩游戏打私服，杜均一个月能赚1000元。

等杜均把自己存的大部分钱交给妈妈，然后说要去北京，妈妈没有太多犹豫。2005年6月1日，怀揣3000多元钱，17岁的杜均跳上了开县开北京的大巴，48小时后，北京到了。

通州伙计

杜均到北京，投奔当兵的哥哥。哥哥大他六岁，杜均能在三岁读一年级，全靠哥哥照顾，哥俩关系从小就好。进京第二天，哥哥先带弟弟去买手机，600元的二手索爱，杜均知道哥哥收入低，坚持自己付钱。买完手机，去看朋友介绍的工地保安工作。哥哥陪着去，一看在荒郊野外，想起不久前有个保安被小偷打死的新闻，哥哥拉着弟弟掉头就走。回来路上，在八里桥一家驴肉馆请介绍工作的朋友吃饭，哥哥觉得驴肉馆老板娘很靠谱，随口一问，还没拿到身份证的杜均被留在驴肉馆端盘子。因为“我嘴甜。”不到两天，杜均就算在北京扎了营。

杜均吃住在驴肉馆，早上七八点起来，晚上十一点睡觉。450元的薪水用不完，寄200元给妈妈。无聊时候听听MP3，不忙时候，帮后厨师傅切切菜，让他自以为刀功练的不错。两个月之后，妈妈对杜均说，“你可以回来上学了”。杜均不答应，对妈妈说要在北京做点东西出来，杜均在QQ空间写下一段话，“我一定要在北京，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买一辆自己的车。”那个时候的腾讯QQ论坛，有个弹劾掉好多位版主的ID叫“渝豪君”，就是杜均。

端盘子的杜均一到轮休，就去网吧。有一回，他发现有个大他好几岁的网管，“是真懂电脑。”很佩服，就买瓶可乐送给人家示好。两人熟了，杜均提议合伙做私服，他清楚这个能赚钱。2005年8月份，连FTP都不懂的杜均辞了驴肉馆的工作，出了2000元本金，做起了这个事。当时已有专门的服务商，出私服代码，出服务器，月服务费1900元。两人租来第一台服务器后，杜均便花了200元做推广，引来2、3百号人，同时也惹了麻烦，被人攻击，还被勒索要2000元。杜均不服，不给。停了广告，一两天后，看到还有几十人在线，杜均找到一些免费宣传的地方，避开勒索的家伙，又招进来一百来号人，没忍住，两人急吼吼地卖装备，500元一套，价格不到别人的五分之一。做了三个月，如果不是盛大在云阳县对私服大打出手，杜均还不知道这事违法。一心想赚钱的杜均立马收手，合计了一下，两人赚了6、7万，对半分掉。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杜均认识了一堆做域名和服务器的人。

2006春节一过，杜均回到北京，在驴肉馆附近的KTV里找了一份网管工作，一个月挣1000元。静等机会。做了五六个月，一哥们拉着他去卖服务器，在那家六七个人的小公司，杜均结识了很多IDC行业的人，让他有机会接触各种业内会议，有一回，他指着台上的讲者对同伴说：“总有一天，我也要上去讲。”

卖出2万个域名

2003年某一天，高中生杜均无意中注册了自己的第一个域名，xihoo.cn，这个仿雅虎的域名，花了杜均325元，注册没多久，就有人想花600元买走，被杜均拒绝。“原来域名可以这么赚钱？”此后，杜均一有空就泡在易域网上，学习这方面的经验。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杜均陆续买进卖出2万多个域名。先是别人怎么买，他也怎么买，连d1c.com.cn（意思是“第一次”）这样傻的域名都买过。买来卖去，琢磨出了门道，比如地方论坛火的时候，跟风注册了一堆“两个字母+365”，“两个字母+info”，即便他心里也瞧不上这种“不知从哪儿流传来的审美标准”。

杜均100元买来的域名，卖给湖南电视台员工2000元，让杜均尝到甜头，更用心地去琢磨这个事。杜均发现，学会分析甚至提前预判会让他赚到更多。他找到一份知名品牌的名称清单，一边求证一边注册，一晚上搞定两百多个域名。渐渐的，手里囤了一堆品牌品，后来，关注创投风口，又抓了一大把与团购、车、云，甚至区块链等概念相关的域名。

千团大战的那几年，市场上有七、八十个域名都是从他手里出去的。他甚至还有自己的定价逻辑，比如，1元钱买来某音箱品牌的域名，8000元卖回给这个品牌。1元钱买来的uhui.cn，卖给中国电信8000元。8000元正是域名仲裁费的最低门槛。还有更多是高价交易，比如3000元买来juxiang.com，20万卖给中国移动；4万元买来fengche.com，25万卖给千橡，加上zenggao.com的收益，杜均换了一套房子的首付。最疯狂的还是2012到2013年，手里200多个均价在3万元买来的3声母.com域名，统统在20万的价位上出手，那段时间，进账近三千万。

杜均很早就看到，域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品，一个域名能赚两个月工资，既不浪费时间，也不用四处推销。哪怕外国人来买，只需回复一个数字加上一个美元符号就好。他还发现，除了投资之外，域名也能做人情，甚至换股份。2013年，一哥们创业，杜均送mingtian.com，这份人情的成本价就花了杜均30多万。

康盛经理腾讯员工

2007年4月27号，身高160多点的杜均，头发弄的油油的，踏着皮鞋，穿着一身150元买来的西服，到康盛面试。面试官问，为什么想来？杜均回答，想搞清楚免费的Discuz!是怎么赚钱的？面试官继续问，为什么想知道？杜均继续回答，想以后创业。面试官问薪资要求，杜均说有吃有住就好。最终，杜均被录用，定薪2300元，到手1800元。

其时，康盛跟奇虎合作一个口碑营销项目，杜均被安排在这个项目组，负责邀请草根站长，在站点上放置客户的广告或帖子。为此，他写过一个手册，教自己的同事如何找到那些站长，教不懂技术的站长如何添加广告代码。在这个过程中，杜均结识了各地站长，也得到了公司各阶的认可。可惜，即便销售业绩不错，却没提成，也没加过薪水。但杜均对这方面似乎没有顾虑。

李明顺对杜均有知遇之恩。2007年10月，杜均循例发起线下BD聚会，200多人参加，康盛二把手李明顺不请自到，杜均致完开场辞，邀请二老板上台发言。李明顺上台就说，“在座各位，都是杜均兄弟姐妹，今天之前，我不知道杜均有这个能耐。我向你们承诺，一周之内把杜均调到市场部。”

三周之后，杜均从销售部调到市场部，负责“手助手”平台。到手薪水还是1800元。一个月后，部门给杜均配了一个实习生。实习生干了一个月，临走发邮件投诉，说受不了杜均做事风格。为此，李明顺找杜均谈话，没有责怪他，而是教他如何带人，如何让手下人感到爽。直接领导也安慰杜均，教他做任务和目标管理。比如每天列出工作计划，然后分析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这让杜均意识到，只有符合部门及公司发展目标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

2008年4月康盛第二届站长大会，杜均一个人拉到35万元赞助，赞助商名单上，谷歌和百度赫赫在列。而一年之前的2007年站长大会，康盛总共只收到2万元的赞助。

2010年底，腾讯全资收购康盛，原康盛的老人们陆续出走。在几个小产品上有经验积累的杜均，开始负责腾讯时期的Discuz!产品。

火币杜均

杜均和李林共同的熟人，是康盛的胡东海。2010年底，李林找到胡东海，请教如何做营销，顺理成章，胡东海推荐了同事杜均，“他认识很多人，名片几千张，QQ都加满了，啥都能卖出去。”第一次碰面，李林见与杜均相谈甚欢，便试探他，我们做个团购网站吧？杜均没答应。当时，腾讯刚刚收购康盛，23岁的杜均定级P3-1，被委以重任，手底下有七、八个产品经理，正欲一展身手。虽然提议被否，但两人私交就此展开。那几年，千团大战正酣，互联网创业形态千奇百怪、此起彼伏。连杜均都没料到自己身在其中有多幸福。

2013年4月，李林问杜均，“知道比特币吗？”杜均盯着他哥们，很认真的说：“这是传销啊，你别碰！”就在四个月之前，杜均在12美金的价位上，通过日本mtgox买了2000个比特币。他觉得，这完全是基于自己多年来投资域名的经验，不适用其他人。李林又问，“你觉得比特币怎么样？”杜均说，“太费劲，没什么用”，啰啰嗦嗦抱怨了一大堆，他用在康盛做论坛产品的经验来理解比特币。在杜均眼里，比特币跟域名一样，不过是一个投资品。李林听出意思不看好。不甘心，又问，“做比特币交易所怎么样？”杜均稍一考虑，说，“这个事可以干！”两个人赶紧算了一笔账，彼时正逢比特币迎来一波从200人民币直冲1990元的狂潮，稍稍一算，一天能赚好几十万。“这个太性感了！”

说干就干，5月，花12万买下域名huobi.com（本意是“货币”，后来改成“火币”），先付8万，李林和杜均每人各付4万，另外4万约好年底再付，域名卖方是杜均的朋友，答应了。而经历过千团大战的李林，更想要的是报价6万元的meibi.com（美币），杜均嫌它听起来像“没币”，否了。8月，先出一个模拟版本，做储备用户。9月1号，火币正式上线，杜均还没从腾讯辞职。到了10月底，火币每天达到几百万的交易量，杜均正式离开供职6年之久的康盛。

这时候，李明顺新创好贷，想说服老部下加盟，相约在原康盛办公室嘉华大厦楼下喝咖啡。杜均不好直接拒绝这番美意，便拿出火币项目请老领导指点。李明顺是个性情中人，听完项目介绍，觉得有戏，要求把李林也叫过来，三人没聊几句，李明顺立马投了20万，占了3个点。这位老领导还承诺帮两个年轻人搞定后面的投融资。过了两天，李明顺就带着杜均和李林去见真格的徐小平，当场拿到几百万人民币，虽然徐小平没太搞清楚比特币是什么。隔年4月，红杉资本投了七百五十万美金。

杜均布局

2016年5月，李林要做财猫，想杜均牵头，做COO，给4个点的股份。杜均不愿意，一不喜欢这个项目，二是觉得股份结构不合理。便跟李林提出这些看法。李林没听进去，依然用三年前创办火币的状态来激励杜均，让他先做再说。其时，杜均已有离开的打算。而此刻，李林心里也很憋屈，觉得杜均不够兄弟，不能替他分担。没多久，李林忍不住向杜均倾诉，还特别提到，他两天前晕倒在办公室。两人对待健康问题，态度截然相反。杜均觉得颈椎痛是小事，不必反应过度，他也有这个毛病，小病小灾的挺正常。李林觉得没那么简单，为此休息大半年。甚至有一次，李林叮嘱杜均，“我要是挂了的话，你要照顾好我的老婆孩子。”杜均当他开玩笑。

杜均很容易把这种问题抛诸脑后，可是李林放不下。不仅仅是身体状况，也有火币业务属性不明，国内对于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政策模糊不清，这让李林始终觉得头上高悬着一把利刃，不知道何时坠下又砍向何方。彼时，业内甚至传闻李林患上了抑郁症。的确，李林一度想要卖掉火币网，结束这摊折磨人的生意。有人报价8个亿，做完尽调，甚至派驻团队之后，却不知何故，最终退出。

到了11月，杜均决定离开做了三年的火币。当时，在免交易费策略的推动下，火币的业务状态非常良好，只是李林的身体状态，尤其是心理状态不太乐观。事后回想，杜均觉得内疚，毕竟在好哥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走开了。

杜均想要深入去做区块链生态，不仅仅是开交易所牵线搭桥帮人做嫁衣。他投了几家天使，包括眼下当红的FCoin，创始人张健是杜均在火币的老同事。他也尝试别的机会，比如内部孵化的媒体“金色财经”。杜均甚至也为某个ICO站过台，顾问完，项目方要给杜均打币，杜均怕项目不好，被骂，没立即给地址，说等等啊。没想到这个项目超级好，顾问费从几十万人民币变成了几千万。杜均就将钱包地址发了过去，对方没吭气。杜均忍住没问。和杜均同样遭遇的顾问去问，无果。杜均忍住，再没和对方联系。“免得自讨没趣。”

2017年4月，ICO很火，杜均观望，不出手。到了7月，杜均发现市场上还是骗子多，于是反问，域名、商标、手机号这种数字资产上链，要比空气币们货真价实，要不要发个ICO？很快，杜均通过朋友圈，就为“域链”项目募到几千个比特币，有个朋友就出了1000个。这让他深感意外。可惜惊喜没几天，反成一场惊吓，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ICO。政策一出来，身在韩国的杜均决定立即回国，立即退币。朋友劝他等等风向再回，他没听，“若真犯了法，也该他去承担”。ICO项目夭折，杜均没出事。现在，杜均上午在家带孩子，中午到节点资本的办公室，日子过的平平常常。

采访手记

杜均不同

一

“在这里呢！”

话音未落，几米外说话的人已经重新闪回了屋内。看背影，像是刘韧。

2018年6月21日，19：02，北京清河水鑫茶楼。

我走进茶室的时间，比约好与杜均见面的时间，晚了两分钟。此后的十几分钟，是刘韧“守时与家教”科普时间，案例主角柳传志。直到杜均女助理和杜均相继来到，气氛才逐渐正式起来。

杜均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专业到描述细节的同时，不忘记提醒我们，他这段讲到的事情，在过会儿说到的“另外一条线”中会有新的补充。

此后四个多小时，杜均故事脉络逐渐清晰，准九零后职场和创业圈、投资圈先进工作者形象丰满起来：

2005年，17岁不到的杜均自川入京，一年之内，餐馆端盘子、KTV当网管的经历之间，还以投资人角色与网吧管理员合作，在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游戏私服为何物之前，就先赚了一笔六七万的快钱；

2007年，杜均入职康盛，通过两届站长大会，杜均在站长圈为代表的个人互联网创业者群体中从铺展人脉到一呼百应；

2010年，随着腾讯收购康盛公司，22岁的杜均成为腾讯最年轻的P3级员工，手下六七个产品经理，此时，他的同龄人还在上大学，要挤破了头才能参加腾讯的校园招聘；

2012年，用几年来倒腾域名积累的财富，杜均以不到百元人民币的单价，购入两千枚比特币；

2013年，还在腾讯打工的这个25岁的年轻人，与李林等四人一起投资火币，踏上了今日全球虚拟货币实力派的不归路。此后的杜均，在虚拟货币道路上开挂狂奔，投资金色财经、创立节点资本,更是奠定了杜均的江湖地位。

现在，这个坐在刘韧和我面前，依然有着少年般笑容的29岁年轻人，真的是那个在全球虚拟货币市场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杜均吗？

采访中，我经常穿越到2000年的那段互联网创业时光，与今天中国九零后区块链创业者在全球虚拟货币市场攻城略地不同，那时在我们面前讲故事的，是海归创业者李彦宏、邵亦波、唐越，他们带着美元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

有人说，拿2000年的互联网创业故事经典文章，把其中的“互联网”三个字改成“区块链”，也基本上能够与当下的区块链创业氛围吻合，这说法大体也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个套路，对杜均这个不到三十岁就身价几十亿的纯粹中国式草根创业者例外。

当下这个巨头割据的新经济世界中，杜均让我们依然能看到草根创业的希望之光：即便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只要你机灵、努力、敢于动手，一样可以少年成名，甚至，会因为你出道更早，而成就更大。

长江后浪推前浪。10年后，依然青年的杜均不一定是全球区块链经济最后的王者，但他一定是区块链创业故事的早期传奇。（文/杜红超）

二

知道杜均，是4个月前，微信上狂传《庄家杜均》一文，我只看了标题，没看正文。当时，很多人以为此文过后，国家就会抓人。弄得人心惶惶。某某已被边控，某某不敢回来，不绝于耳。我那时在建BCF群，有人拉杜均进群，我没去打扰杜均，没去蹭热点。只是给杜均朋友圈点了个赞。

2018年3月26日，多年没联系的DoNews网友陈黛，微信我说：“刘老师，前几天杜均说过阵子会考虑接受采访，认真讲讲。但没那么快，应该是要观望一阵子国内形势。我可以介绍您去采访。”我回了个：“赞。”

2018年4月8日，参加冯新在火币举办的碳9圆桌，会上得知，此时此刻杜均正在和《庄家杜均》作者谈投资他。币圈无奇不有。

2018年5月6日，《链英雄》主编问杜均：“还采访吗？”我跟着问。杜均先在群里三个拥抱，然后说，“我怕没啥采访价值。”

2018年5月30日，现在金色财经的《中国经营报》老友李学宾告诉我：“老刘，杜均的采访基本上搞定。但敏感问题这次不要问他。”

2018年6月21日晚，杜均迟到20分钟，冲进北京清河水鑫茶楼，我一愣。和头像上的成熟老练不同，面前的年轻人，还像个孩子。杜均笑嘻嘻地坐下，问大家吃饭了吗？先叫外卖，然后，笑嘻嘻地说：“刘老师，不好意思啊，我是看着你办的Donews长大的！”我心里说：“这是在怕我误会，他讽刺我，老不退休，不高兴吗？”

杜均不笑不说话。嘴也甜。Frank看过4小时采访录像说：基本可信。但你要注意，杜均叙述卖域名赚大钱经过不详细，不像前面生动，栩栩如生。他可能想用卖域名已赚过大钱名义掩盖转移洗白区块链赚大钱的事实。

2018年6月29日，海航早班飞机飞杭州。突然有人微信我：好像看到你了？在海航？上次你说的那事我知道。我回：杜均？回：嗯。我坐到你身边？之后2个小时航程，他告诉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交易所，请杜均站台。杜均站台了，很大很大交易所，破发，跌掉一半，杜均不敢要站台费，但后来，别的交易所都退出了中国，很大很大交易所当时没退，大涨。站台费从几十万变成了几千万。此时就不愿意给了。我问：“几十万，还是要脸的？为几千万，就可以不要脸了？找中间人，给了几百万，了事？”答：都有道理。都能理解。都有合理性。都是朋友。（文/刘韧）

采访：刘韧、杜红超
撰稿：朱芳文、杜红超、刘韧

本文写于2018年7月，首发于链英雄。

1999年10月，方旭初（虫哥）来到上海，第一天就花光身上仅有的1万元现金。先是一部新诺基亚手机花了3000元，再是6000多买了一台二手IBM TP600笔记本。借住在城里亲戚家的这位农村青年，突然觉得对过往生活有点理解不来……

离开柯桥很糟心

几天前，方旭初费了一点心思才从表兄口袋里讨回这1万元钱。说到这笔钱，他不停摇头。表兄在绍兴柯桥开漂染厂，跟台湾设备商买来价值60万的机器，款付一半赖掉尾款，也断了售后维修的退路。孰料三个月前，机器故障，温度湿度不受控制。表弟求助，表哥不推脱，捣鼓了好几天，换零配件，调试软件，恢复如初。不出意料，除了口头致谢，对其垫付的1万元物料费，表兄只字不提。方旭初没吭声，找个机会，给机器种了木马。而这笔钱就是表兄再次求助时不得不支付的一半款项。方旭初取回这1万元，清掉木马，离开柯桥。

此前的糟心事，不止这一件。1996年4月，暗恋同校女生无果，大二学生方旭初从浙大无线电专业退学，在杭州高新电脑城做起掮客，卖电脑配件。没有门店没有柜台没有本金，接单后在市场里调货配售。时逢电脑DIY兴起，全国各地对主板、显卡和声卡需求旺盛，方旭初的小生意做的风风火火，月收入最高能有2万。“喜欢交朋友，喜欢请人吃饭喝酒。”两年下来，方旭初没攒下一分钱。

柯桥有个朋友欠方旭初几十万的货款，没钱给，解释说正计划做一个纺织业网站，眼下缺钱缺人。方旭初听完，觉得是个机会，主动要求参与，欠款算作入股。对方惊喜，立即答应。没过几天，22岁的方旭初在柯桥干起了“纺易网”，一个中英文版的黄页式站点，搜罗当地纺织企业，鼓噪其上网宣传，营收主要靠广告费，每家五千一万的，经营颇顺。启动此事前，方的父母和二哥都到了柯桥，改做纺织品生意。能与父亲多年后重聚柯桥，极可能是方旭初果断离杭的一个主要原因。

1980年，三兄弟中最小的方旭初刚刚4岁，仍有特权依偎父母身旁，哪怕他们要千里迢迢去银川做服装生意。从乐清到银川，得先从乐清到温州，再从温州坐十几个小时的大巴，到杭州换火车北上，最后再从北京西进银川，每年如是。这条路线来来回回，小旭初至少走过六趟，一路走一路看，不止温杭两地间险峻的盘山公路让他印象深刻，也对早早就看过北京天安门而自鸣得意。“我从小就见过大世面。”到7岁，小旭初开始留守在乐清农村，跟表弟不睦，俩人整天打架，爷爷管不了，送到县城的姑丈家借读。去乐成镇小学报到的第一天，小旭初一脚踹破了教室大门，“门板太薄了。”说到这段，他大声笑。到中学，开始逃学，爱看香港武打片；再到高中，更调皮捣蛋，学电影里古惑仔，威胁管教自己的代课老师，“出门小心点”；又爱恶作剧，把校长家晒的腊肉偷出来，跟几个同学烤着吃。“成绩差，连高一都读了两年。”至于大学，也是父母花钱走后门，读自费委培。“大学两年没学到什么，后来用到的东西，基本都是自学。”可能是不甘心受父母安排，也或许如他所说，是不懂与暗恋的女生如何相处，总之，方旭初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最终退学，既告别了校园，也告别了青春期。

其实，离开柯桥，也事关存在感，即便合伙的生意正在赚钱，方旭初仍决定净身出户，眼不见心不烦。

人人有本一夜破产

刚到上海的方旭初，很快从那台二手IBM上嗅到商机。那时，国内还买不到全新的IBM笔记本。以方旭初在电脑城里混事的经验，猜这台机器或有一两千利润。他回到买笔记本的市场，跟店家套近乎，陪打牌陪斗地主，赢钱了请吃请喝，混了一个多月，熟了，探到货源。遂跟嫂子借十几万，南下深圳，“背回一麻袋二手IBM。”

方旭初觉得租门店没前途，应该在网上卖。他泡PCHome论坛，发现笔记本版块的斑竹不活跃，随即注册一个账号，来解答网友的各种提问。问软件问题的，回帖，问硬件问题的，回帖，问完感谢的，回帖，问他不懂的，照样回帖。他想做到任何一个用户，打开这个版块的任何一屏，都能看到他的ID，这个叫做“小虫”的ID，后来出名，被尊称“虫哥”。

这样干了一个多月，名气有了，人气也有了，才开始卖货。生意只好了一两个月，就被不作为的斑竹发现，踢出论坛。这逼小虫搭新论坛，粉丝们很快跟过来，日积月累，有了自己根据地。后逢Discuz!商业化，方旭初付了几千元，做了戴志康前三位付费用户。

到2002年，小虫生意几乎做到全国第一，货源也不限于二手，卖价高达一万七八千的新机T20、T30，一天能卖出三十台。一年下来利润200多万。“人人有本用”，是他经常喊的一句口号。他希望人人都有一个笔记本，最好都是从他那儿买的。那一年的一个下午，外面下着雨，方父不打招呼，出现在小儿子面前，让方旭初不知所措。父亲没做解释，直接帮儿子干起跑腿的活，上银行，对账、收付款，不知不觉，接掌财政大权。三年前，方父不满方嫂借钱给方旭初做生意，曾痛骂大儿媳妇，“你借钱给这个败家子，亏了别找我，我不认这个儿子。”当父亲出现在方身边，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尽管有点意外，却让方旭初感觉到温暖。唯一不开心的是，此后连花个几千元，也得跟老爸伸手。“好处是这十几年来，父母一直在身边，有机会敬孝道。坏处是，父亲严格看守，错失了在互联网黄金年代更进一步的机会。”不过，他自省也存在别的问题。2002年，方旭初做“阳光数码”硬件评测网，专门评测笔记本电脑，提供专业的拆解和技术分析，连索尼、惠普等厂家都提供原型机做测试，以获取改善建议，但“广告价格太低，回款又慢”，烧完200万后关张大吉。投资失败让方父更有理由卡紧儿子的资金使用权。2003年，淘宝蓄势待发，业务员登门拜访，承诺“客人没收到货，也可以先结账”，审批未果，虫哥摆谱，拒了，“错失一家皇冠店的机会。”除管理和决策问题，遭工商局判定偷税漏税，更是致命一击。其时卖二手电脑，没有合法合规的发票是业内常态，结果摊上事了，仓内货品被全部没收，还挨了巨额罚款，一夜之间破产。“一分钱都没了。”

方旭初原计划往线上商城发展，甚至连代码都已写好。突发意外，元气大伤，不能推进。而此时的刘强东，仍在中关村开实体店卖光盘，生意远远不如线上服务全国的方旭初。之后的七八年间，方旭初规范管理、守法经营，但也似沉沦，无所事事，不知做什么，甚至一度沉迷“魔兽世界”打发日子。间或做过一些小买卖，有赚有赔，比如开过十几家土家烧饼店，赚点小钱。给山东某地政府做道路绿化外包，事干完了，钱却拖着至今没给。

穷挖矿富炒币套牢反赚钱

2013年5月，方旭初无意中读到比特币白皮书，被其理念吸引，特别对他这种自认为财富受约束的人来说，有现实作用：把钱换成比特币，带一个私钥就可以到处走，“让财富成为自己可以掌控的东西。”

小虫花了一晚上，读完了比特人论坛上几乎所有的帖子，得出一条新的生财之道：“挖矿。”他先设定三个月的回本周期，又结合币价暴涨暴跌的行情，再计算哪种玩法性价比更好，更抗风险。他发现，若用30万的阿瓦隆，一天能挖20个比特币，一个比特币卖500多，只需一个月就能回本。不过，当他知道这台机器2012年初在淘宝上众筹才8000元，就无法接受30万的高价。他对阿瓦隆的设计者、北航计算机博士张楠赓（南瓜张）在淘宝店上的宣传方式印象深刻，南瓜张用的卖家头像是曹操杀杨修的剧照，上面写道：“汝妻子我养也，汝勿虑也。”意思是买我的矿机，生活无忧。“当初能看懂而且敢相信的人太少了。”

再考虑用7850、7970显卡挖莱特币，3000多一张的显卡用三个月，处理给网吧还能折价七八成。币价稳定的话，只要半个月，就能回本。想过不算，他还当场用台式机上的7850显卡试了一把，折腾到半夜，“果然挖得出。”考虑周全，熬到天明，急急打了一圈电话，问朋友们哪儿有特别便宜的电。两天后，福建龙岩有了消息，当地有处政府拆迁房，土地证还没办下来，已有村民入住，政府为了确保生活用电，装了一台300千瓦的变压器，电免费用。这为村民们出租房子增加了优势：只收房租，电不要钱。

小虫算了一下，6000元的房租，电免费，大约能放300张显卡，符合预期。京东上100元一个的鞋架，方买来十几个，每个架子有四层，每层放一张有6个PCI-E接口的主板，显卡吊在上面，一屋子满满当当。可是，币价的不稳定，让方旭初颇为犹豫。他思考此事的时候，莱特币还是15元一个，等他租到房子，币价跌到9.9元。纠结几天后，币价回到12元，小虫才下定决心做下去。方父不懂这笔投资，说服了很久才拿出100万，让方旭初做了矿工。还好，这一回，三个月回的本。

那段时间，在比特人论坛的矿工群，小虫是活跃分子，与十几个关系要好的矿工交流颇多，包括森林人、Alex、七彩神仙鱼、深圳的胖子等等。大家吐槽挖矿如何苦逼，配套产业不发达，线要自己接，插头要自己做，啥事都得自己干，“不如炒币？”，有人提出新想法，有人立即分析可行性，结果发现，他们手里的显卡，的确有能力把大部分的羽毛币（FTC）挖到自己手里，如此便可锁仓拉高币价。也就是说，这个事可以干。

2013年7月1日，大家约在东莞，大热天里开了场热血沸腾的“中国比特币投资联盟第一次会议”，除了碰面联络感情之外，重点是募资，募比特币炒羽毛币。很快，12500个比特币到位，其中，森林人跟合伙人出3000个，并且还借了1000个给七彩神仙鱼入股，虫哥出的2250个，是在温州人杨林科的比特币中国买来的。这一回，方旭初又花了100万。

这个新组建的炒币联盟决定，留6500个比特币护盘，拿6000个出来炒。进去第一个礼拜，就拉了10倍，但贪心，没出货，很快被人砸了盘，然后，想出也出不来。熬到10月，正逢比特币从炒币初始的525元，大涨到8000元，带高一波山寨币行情，才有一个从BTC-e 上逃出生天的机会，赶紧出尽羽毛币，换回比特币。算了算，尽管亏掉2000个比特币，但在法币上，反而大赚一把。“如果不是被套牢出不来，以这群矿工向来更信仰人民币多一点的性格，比特币一到2000，就被抛光，哪有本事忍到8000元？”有惊无险，一群人乐呵呵的按比例分账，接着，炒币联盟宣布解散。

壹比特被黑赔光能再起

2013年8月，虫哥花1000元钱买到yibite.com，取名“壹比特”，寓意一人一个比特币。股东仍是炒币联盟主要班底，请来李均做CEO。办公室设在老孙临安的家里。这原是炒币联盟的副业，联盟解散后，“壹比特”似被赋予聚合消化联盟资源的意义。壹比特10月正式启动，众多投资人闻风而来，光速创投曹大荣给壹比特估值一个亿，有股东不同意，要两个亿，谈不拢，被搁置，待到12月遭遇国家五部委–由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印发《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为“网络虚拟商品”，而不是货币。币价应声而落，仅剩一半。原来跃跃欲试的风险投资家们，目睹此事真有风险，作鸟兽散。

为发展计，李均找朋友投500万，占百分之十几的股份，壹比特快速推进，栏目不断完善，包括矿机评测、钱包下载、币种大全等等，也有自己的论坛。社区激励也很到位，作者踊跃投稿，读者买杂志都有机会拿到免费的比特币。有一回，《失控》的作者KK来中国，壹比特还花了10万元赞助专栏作家火星人去参加活动。壹比特虽地处偏远的临安，往来却不乏币圈大佬，包括V神、李笑来、宝二爷、李林、徐明星等，都来过。那时，整个圈子全靠壹比特和巴比特带风向。

与此同时，Alex又找来一位会设计莱特币矿机的大牛，谈定合作后，壹比特宣布做矿机。神奇的是，公告一出，短短6秒钟，就募到3000个比特币，价值1200万。半年后，由台积电代工的55纳米银鱼矿机面世，因性能好功耗低广受好评。紧接着，这个团队又匆匆推出一套全新的挖矿模式，并上线51BTC交易所，采取按月分红的模式，让收到莱特币的矿机用户，直接在这个交易所换到比特币或者别的山寨币。短短两个月，壹比特完成资讯、矿机和交易所的三架马车架构—-这也是如今加密数字货币生态里的典型发展模式—-意图大干一场。

遗憾的是，除了政策因素，这个行业最大的风险，还有忽晴忽雨的币价，以及飘忽不定的信仰。2014年初，矿机刚刚上市，比特币即从8000多元跌到2000多元，莱特币也从380元跌到5元，“电费都挖不出来”，不得已，18000元一台的矿机，处理价只有200元到500元。眼看初始投资的500万快用完，CTO主张大幅裁员。结果交接过程中导致风控混乱，被黑客通过邮箱截获密码，登陆服务器，从中找到漏洞，潜伏两三个星期后，一夜之间黑走了交易所里所有的币……

一连串的打击，让这个雄心勃勃的团队，一夜间丢了客户，赔了本，折了斗志。众人赔了所有的币，勉强收拾完烂摊子，互道珍重，各奔东西。

后来，森林人抵押房子借两千多万投给阿瓦隆，据说3年时间获益几十亿；暴走恭亲王回上海和沈波做区块链媒体ChainB以及ICO平台ICO AGE；七彩神仙鱼回北京做矿池；2015年，虫哥也回到上海，继续折腾，做链基金，投资链圈生态，所投项目较知名的有唯链和GNX，天使轮进去 ，获益颇丰。

2018年，虫哥又找到新项目，要做公链。他发现，传统的PoW（Proof of Work）的工作量证明机制，最终都演变成矿机、矿场与矿霸之争，不能让普通人低门槛的参与，这场游戏终究不公平。他的新项目要采用PoC (Proof of Capacity)容量证明机制，俗称硬盘挖矿。“在安全上，PoC 不输PoW 。而且，PoC 还胜在电力消耗低、噪音小，无热量，全民皆可挖矿，更接近中本聪‘One CPU One Vote ’式的公平。”

花花轿子人抬人

2018年2月，虫哥重组爱思微信群，找回从前的老哥们，每天吹水撕逼。直到6月，一枚报价400万的爱思币，让该群爆红。坊间议论，谁人操盘？割韭菜的新方式吗？

实际上，爱思币跟爱思群一样，也是个临时起意的产物，并没有操盘筹划之说，不过是借Token激励，杜绝群发广告而已。大多数微信群，都因为沦为小部分人的流量池，慢慢失去价值。虫哥接手后，大力改革，把早前的社区运营经验，统统贡献出来，其中一条，就是禁广告。某天，币小白的产品上线不小心发了2条广告，群里众人纷纷叫嚷不能这么发，森林人就提出一个建议，每人免费发一个Aisi令牌，以后谁发广告就剥夺令牌，踢出去。很快，群里有位叫Kevin的技术大牛，花半小时写了一份合约，并向所有群友配发爱思令牌，一人一枚，达成共识：“发广告者不发红包，令牌收回，逐出社群。”令牌总共只有500枚，第一批发了160枚。到今天，仍有30几枚存档，等待赠予资历合适的贡献者，其标准在于受赠者的行业地位、贡献、资源以及在社群里的活跃度。

尽管媒体报道爱思币，传说和臆想成分较多。但其社群价值与市场价格，倒也确有其事。币圈神曲《我们都是比特币》的创作者张张，曾用一枚爱思令牌换得100万人民币。另一位父亲罹患癌症的老韭菜，换币救父，也拿回100万。这两人如今已不在群里。单看这两例，坊间传爱思币价值400万，不算夸张。

虫哥解释说，免费的爱思币，其价值全赖所有群友的贡献。他对买卖爱思币的行为，不支持不反对。若因卖出爱思令牌帮到真正经济困难的老韭菜，倒也欣慰。但如果有人拿它当生意，就会模糊这个社群的真实价值，这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希望社群里的每一个人，对其他群友都能有贡献、有提升。这也是推出爱思实验室的目的，他说，后续要推出新的服务，包括对爱思令牌的监管，空投合作伙伴的权益回报，以及贡献者的评定办法等等，总体提升这个社群的社会价值。“这还只是实验。”他不确定未来会怎样。

采访尾声，聊到币圈格外爱撕逼的现象，虫哥认为没那么多的争吵，老韭菜们都是为做社群，炒话题，吸引新韭菜关注。但个别不懂行的家伙，会当真。真正的老韭菜，早上隔空互怼，晚上一起喝酒。

2018年5月，虫哥到北京，朋友请吃“笑来鲈鱼”。菜上桌，自称币圈第一厨的虫哥先看后吃再评，“品相难看，味道一般。”他跟一桌人解释，“这道菜就是‘蒜蓉蒸鲈鱼’，既然是清蒸，就对食材要求很高，养殖鲈鱼本身不太适合清蒸。”回来之后，他很爱跟人分享这件事，还秀出自己亲手做的美食……

怎么说呢，加上这个故事，连我都能说出两个关于李笑来跟鲈鱼的段子。虫哥这个抬法挺有创意。（朱芳文）

采访手记（刘韧）

2018年4月15日，刘志安得知《链英雄》在寻找烤猫采访线索，就将我介绍给了虫哥和爱思群。我2014年已加了虫哥微信，只是不知道虫哥是虫哥。我微信中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牛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被一个点赞或者回复激活后，立即相见恨晚。这是我拼命发朋友圈的原因。

虫哥立即将烤猫淮安矿场中间人蜜蜂介绍给我。我采访完蜜蜂。虫哥又将烤猫股东小强介绍给我。《烤猫没死》成文后，虫哥亲自帮助订正错误，并提供大量历史照片。小欧最终不愿意删除重发，虫哥也没生气。我夹在中间，不知所措。我怕虫哥误解，小欧不办，是我的主意。

5月14日，我想将papa拉进爱思群，虫哥踢了一个人腾了一个位置。虫哥没生我气，又如此好说话，5月25日凌晨，我微信虫哥：“若方便。我想请你当BCF理事。不方便，也没关系，不影响，我们友谊。”虫哥爽快答应出任BCF理事，临了说了一句，“如果有人问我站台，我得声明公益站台 ，希望理解。”虫哥将一直帮我理由归结为，2003年DoNews点评过他的阳光数码网站。DoNews报道过无数网站，像虫哥这样，念念不忘的，太少了。

在爱思，虫哥是火车头，拼命在前面拉，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搭便车，虫哥不计较，继续更卖力地在前面拉。我一直不是太明白，虫哥为何愿意带着一群不太相干的人一起玩。我猜，虫哥自己得人滴水之恩，总涌泉相报，他可能也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另外，共识即牺牲。发起人不牺牲，不首先付出，不首先释出善意，共识不可能进入正循环。虫哥愿意牺牲，也牺牲得起。在币圈，我没有遇到过传说中的割韭菜，没有遇到过翻脸撕逼，可能和我先进了虫哥、大地、冯新的圈子有关。不要骂币圈，你就是币圈。

虫哥特地从上海赶到杭州接受《链英雄》采访，采访完，没时间请我们吃饭，又要立即赶回上海。虫弟将我们领进办公室，虫哥正在和朋友谈事，我立即打断他们，也没和虫哥朋友寒暄，立即进入了采访。后来，我才知道，虫哥的朋友是币圈超级大佬。

虫哥一点都不会装，打架失恋父子矛盾，一股脑和盘托出，我一边听，一边嘀咕，这些能写进正文吗？虫哥到时都会删掉吧？越怕素材不能用，我越尽力挤别得素材。好在虫哥语速快，做过媒体，会讲故事。我本可以让虫哥沉着地娓娓道来，而我却一直在加快节奏抢内容，虫哥被我催得也不断提速。很多细节被省略掉了。本次采访，从一开始就在赶。一点都不放松。

芳文写好，让虫哥过目，虫哥并没有删这删哪，我担心不能用的素材，全用上了。我想多了。（刘韧）

采访：刘韧
作者：朱芳文

本文写于2018年5月19日，首发于链英雄

“仗义？什么仗义？”

“像乔峰？不可能。”

新加坡科学院院士，新国大计算机学院前院长、世界顶级数据库专家黄铭钧（ Beng Chin Ooi）否定了朋友圈对他的评价，侧身，从右手边的抽屉里取出一份厚厚的文件，A4纸，14号字，乳白色的封面上写着《Efficient Query Processing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地理信息系统的高效查询处理》），捧在手里，约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那么重。这是他1988年的博士论文，也是一切的起点。

随遇而安

1980年，黄铭钧赴悉尼念设计，三个月后糊里糊涂的跑到墨尔本，改念计算机。“只因为姐姐在那儿。”黄氏兄弟姐妹十人，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三个妹妹，黄铭钧排行老七。少年时父母做生意很忙，兄弟姐妹又多，“不能变坏，努力读书就好”是父母对孩子的基本要求。

好在几个孩子都很懂事，没让父母烦恼过，长大后父母都送他们去国外念的书，大姐去了英国，别的兄弟姐妹要么在新西兰，要么在澳大利亚。表面上，黄铭钧没经历青春期叛逆，甚至可以用“乖”来形容他的成长。多年后，他依然保持着小时候的良好习惯，11点睡觉，6点起床，健身，在关键时候刻苦努力。

初到墨尔本，黄铭钧常在课业闲暇无事可做，找个地方发两三个钟头呆。“我是那种能安安静静坐在街角观察路人言行的人。”转眼到了大四，不能再发呆，不由得用功。1985年，他拿下计算机科学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学校看他学业优异，鼓励他继续读研，但开课没多久，传来父亲生病的消息，黄铭钧回家陪护了一段时间，等再回到学校，被导师告知由硕士改念博士了。这个消息令他有点意外。黄铭钧原本计划读完硕士就回马来西亚帮父亲做一些金融方面的工作。但如果要念博士的话，就得想清楚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考虑了几天，黄铭钧听从导师的建议。但同时，也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既然要读博士，就要5年成名，10年内做一个大牛。

从院长到创业家

自莫纳什大学完结博士论文后的30年间，黄铭钧在国际顶级的会议（如SIGMOD, VLDB, IEEE ICDE）和杂志（如《ACM TODS》,《VLDB》,《IEEE TKDE》）上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平均下来，每年大约七篇，数量不多，但被引用数却多达18500余次，H指数为72，这意味着，在他发表的所有论文中，至少有72篇论文被引用了至少72次。“从1995年开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术氛围日益向美国看齐，不再看论文数量，而是更注重影响力。”

2007年到2013年，在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期间，黄铭钧将新国大在QS计算机学科的排名提升到世界第8，这是该院有史以来最好的名次。数年来，他本人也多次受邀担任SIGMOD、VLDB和IEEE ICDE等多个数据库业内顶尖会议的程序委员会主席, 而这些会议和组织是整个行业的风向标。黄铭钧还连续两届参加了国际数据库前沿展望会议（2008年在Claremont ，2013年在Beckman )，与世界顶尖数据库专家共同探讨未来几年数据库发展方向。这个会议只邀请全世界最顶尖的二十几位数据库专家聚在一起闭门讨论，而他是当中唯一的华人。他将会在今年十月再次应邀去西雅图参加会议。

在学术和管理方面逐步建立的赫赫声名，并未让黄铭钧停止过创业的步伐。1992年，他从事图像数据管理方面的研究，并与两位同事一起，在1999年发布了用作照片共享的GeoFoto图像管理系统，这套系统允许用户给照片打标签，并设定每张照片的访问权限，例如是否分享它，以及分享到哪些指定用户群组等等，同时，GeoFoto还支持基于图片内容的搜索。彼时，web 2.0 应用和社交网络尚未兴起。

2001年，黄铭钧团队为新加坡富士胶片公司提供了端到端的照片冲印技术，用户可在互联网上提交照片，并指定照片的冲印及收取点，而系统会自动将照片传送到相应冲印点的打印设备上。而普通人对这类服务的认知，则在2014年前后由微信打印机的带动，火遍了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供人们就餐等位时消遣之乐。可惜，新加坡的市场太小了。

此间，黄铭钧和团队还研究设计了区块链系统。“创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系统研究员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创业，就必须关注整个系统的研发，而不仅仅是做局部的设计，来支撑自己提出的理论。”

今年，黄铭钧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杭州萧山创建和注册铭之慧科技有限公司。并获得了政府资助，在萧山区钱江世纪城成立。公司将致力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ABCD）辅助和改革医疗和保健服务领域。铭之慧开放数据操作平台在2018年5月12日苏州“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荣获公众投票第二名。

MediLOT链

NUH（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是新加坡最大的国立医院，正尝试把病人健康数据放在区块链上。黄铭钧创建的MediLOT Technologies，是支持这项服务的底层系统。在MediLOT上，医院、医生、患者和第三方都是它的用户，它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医疗保健数据管理和分析平台。借助机器学习、算法和分析模型，通过大数据和知识库，帮助医生分析预测病人病情的发展，以做出最精准的医疗诊断。

2018年初，MediLOT启动ICO，很快就拿到两笔大额投资，政府部门也表达了参与意愿。

对医院来说，面对MediLOT，可谓有喜有忧。短期内难免有不适，但长期看，医院却是数据上链的最大受益方。英国早已建成一个大型医疗数据库，每个人的病例都放在同一个数据库里，无论去哪一个城市，哪一家诊所，病人的数据都会完整且安全的呈现给他的医生。“MediLOT确保任何一方的数据权益归属。愿意授权分享数据的任何一方，都将获得代币或者服务等奖励。患者用奖励来购买医生的门诊服务，医生用来买病例分析服务等等。”MediLOT不贩售数据，而是将数据视为数字财富，帮助分享数据的所有人从中获益。“任何一方都可以无条件的分享其链上数据的收益。”用数字财富管理平台的概念看待MediLOT ，或许是其潜在价值的一个体现。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优质医生资源的缺失，也是医疗业一直在克服的难题。有了MediLOT的大数据分析，集合了更为完整的临床诊断数据，这对年轻医生的经验成长以及提振中小规模医院的医疗水准助益良多。

目前，新加坡有包括NUH大医院和几家规模略小的医院接入了MediLOT，连杭州萧山的一家三甲医院，山东省远程医学中心、深圳静康医院等三甲医院、也在为接入MediLOT做准备。MediLOT是一个底层平台，在上面加入不同的应用，不同的知识库，就能应用到不同行业。比如针对银行业的信贷服务，MediLOT就能更为高效的完成KYC (Know Your Customer) 。“它不做数据贩售，只提供分析预测，以及具体使用场景的分析模型设计。”

寂寞江湖酒

西临马六甲海峡的吉打，盛产稻米，是马来西亚“鱼米之乡”。辽阔的田野，苍翠繁茂的热带雨林及烟雾弥漫的山脉，既朴素又奇特。

黄铭钧出生于此，老家离马六甲海峡仅一公里远。他在槟城读中学，爱读古龙、金庸，也被故事中的武侠人物所感染。黄铭钧说，“我没什么侠气，我只是讲话算话、不爱敷衍。”但他没有解释，他对酒的欲迎还拒，是否也受到小说的影响。

无论古龙笔下的李寻欢、陆小凤、楚留香，还是金庸书里的乔峰、令狐冲，无一不对酒情有独钟，叱咤风云的江湖人物，只消一壶酒便足以出卖内心，曝露柔软。喝酒的人，喝的是一种“寂寞江湖”感觉。

黄铭钧多次提到酒，但传达出来的态度有点矛盾：喜欢喝酒的感觉，但喝酒本身是个不好的习惯。他甚至在个人博客的主页上标识“已戒酒”。

读博最难忘的，不是每周五晚上步行去导师家请教课业，而是课业结束后，在路过的小酒馆里买上两瓶啤酒带回宿舍。

每次健身之后，他也会喝上两杯红酒，而他每周健身五天。偶尔喝杯威士忌，好舒舒服服地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新加坡常年夏季，他冬季有时会到哈尔滨，手举一杯冰镇威士忌，驻足寒冷的窗前，静静地欣赏千里冰封的松花江和漫天飞雪。

他对别人说，酒是个减压的方式。也许，在他心里，酒就是寂寞。

自2009年起，他陆续得到各界褒奖，如2016年曾获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海外杰出贡献奖，尤以2016年入选新加坡科学院院士为最。黄铭钧也是浙江省聘请的人工智能专家委员会(AI TOP 30) 42位成员之一。鲜花掌声不断，让他觉得压力好大。

问他未来有何打算，“到中国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海外院士；或者回到吉打，重温童年。”

采访手记（刘韧）

从车上下来，司机问要不要拿酒，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带上了酒。

黄铭钧、王平、蒋明亮已在饭桌前等我和幕僚长，蒋明亮说：今天是五四，我们喝五四青年酒？我说：喝白鸦送的30年肥酒吧。

王平娴熟地将一坛50度的药酒往5个茶杯中倒好，梁山聚义那种倒法。黄铭钧举起杯说：干了。跟着，率先干了。我们跟着喝。

黄铭钧魁梧，健壮，肤色黝黑，像健身教练。蒋明亮是黄铭钧学生，毕业论文根据Google学术统计，被引用过996次。这是名校正教授羡慕嫉妒恨的数字。但此刻大家不谈学术，只谈区块链江湖。药酒甜，易入口。我说：2002年在烟台喝王江民的三鞭酒，像可乐，结果喝到打点滴。

没人接我的话。王平继续娴熟地将一坛50度的药酒往5个茶杯中倒好。5个茶杯聚拢在一起，酒从坛中飞流在5个茶杯之间，气氛正好。黄铭钧举起杯说：干了。跟着率先干了。我们跟着喝。1.8升50度的肥酒喝到一半，王平说：2点要见银行的人。没人接话。黄铭钧继续举起杯，我们继续跟着喝。酒喝干了，黄铭钧和王平回酒店见银行的人。我睡觉。

当晚6点，杭州区块链老大谭磊在宋宴宴请黄铭钧，我作陪。只喝了半小时，隐约记得王斗来了，后面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们继续喝。凌晨1点，谭磊等我醒来，才叫个车，将我送回。车上接到白鸦电话：“你在哪？司机还在等你。”

第二天下午ChainClub聚会，黄铭钧耐心地听年轻人讲区块链，直到他必须去赶飞机。我赶紧请飞熊停一下，让黄铭钧说两句。黄铭钧中文不好，勉强用中文说他最擅长的数据库，没谁能懂，我为他无法表达出他的牛逼着急。我忙介绍说：“黄教授是新加坡科学院院士，当国大计算机学院院长时，国大计算机世界排名第八。”在坐不为所动，他们等着听哪个币会涨。

送黄铭钧上车，我说：我喜欢你，因为你不像教授。黄铭钧望了一眼，我解释说：你不装。

幕僚长说：喜欢你只需要一秒，信任你，需要一年。酒诉诸喜欢，所以，我们需要酒。

黄铭钧在国际上声名显赫，他在新加坡接受《链英雄》Rosalie专访，是为了他在中国创业和发展。他知道树大招风，但为了项目的发展，他认。

“赢家只是要做失败者不做的事情”，黄铭钧最喜欢的一句励志名言，出自《百万美元宝贝》

本文排版时，找到一张新国大领导向黄铭钧敬酒的照片，我们眼前一亮，但黄铭钧立即让下属收回这张照片。“我不能把老板放在困难的境地。当我做事的时候，我从别人的角度考虑结果和影响。我拒绝解雇任何人，因为我担心他们的家人会受到影响。例如，这会影响他的孩子。我问：“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你压力会越来越大？”黄铭钧答：“我提出了我的要求，给他们新的机会，我改变了他们，寻求他们的合作。”说完这句话，黄铭钧和我们告别：“a full life is full of pain。当教授并不好玩 。I am going to drink with……it is good to go.”

采访：刘韧
撰稿：朱芳文、刘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