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人大代表倪萍获奖”。这话题本已过时，但昨晚倪阿姨抹泪写成一篇博文，否定自己是脊梁一说，让人诧异。
事实上，倪萍获得的奖项全名该做“纪念建党90周年•共和国脊梁系列活动之‘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简单的说，这个奖项与彼“脊梁”无关。更何况你也看得出彼此有别。
于是李大眼一冲动，倪阿姨就感动了，终于又有人把她带回春晚梦境。可惜事如春梦了无痕……
很明显，“脊梁”有血有汗有生有死，偏偏无梦。它只意味着坚韧的意志、超乎平常的勇气和自立自爱自律的节操。
《朱子语类》明示世人：“况当世衰道微之时，尤用硬着脊梁，无所屈挠方得。”意思是说，在法律不公、道德混乱的社会风气下，更需要硬起脊梁做人的人，那样国家才不会衰亡。
鲁迅也曾解释过谁人堪称国之脊梁，大家不妨对号入座：“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可悲的是，同样的质疑难道还要我们带到下一个世纪去吗？
娱乐，语出“传广电总局将限制地方卫视娱乐节目播出次数”。俗称“限娱令”。与武侠小说里的“奖善罚恶令”不同，此令不公，甚至有独撑央视之嫌。
广电总局从节目同质化、内容低俗化、明星呕像化的现实，总结出既不利于电视业提升，也不利于媒体影响力建设的严重后果。似乎一纸“限娱令”将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限娱令下，州官放火，星星点灯，喜欢被包养的央视或可重振雄风？但万幸的是，百姓们向来习惯自娱自乐，或者苦中作乐。
宋人叶适在《东塘处士墓志铭》中早有感叹：“既苦志不酬，右书左琴以善娱乐。”意思是说，既然不能正正经经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如读读书、弹弹琴，让自己快乐的过生活。简而言之，娱乐，就是让人愉悦。
从愉悦出发，“限娱令”能做到的太有限了。这次广电总局的减法做的不好，下次是否该考虑下怎样做做加法，既不失公正，又能带来增益。
一句话，你得尊重“老百姓是有智慧的”这样一个现实。
1921年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曾提过该词。古代谓之“士”，世人惯做“文人”。在我看来，也可做“知识份子”，滥竽充数而已。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今日之“士”比之古时要“落魄”的多。
维基百科定义道：“知识分子是指运用其智力研究、反思和推测、提问以及回答有关各种不同思想问题的人士。”可见，研究、反思、提问、回答才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反应。
近日，崔永元先客气的把国内知识分子分成三类：曰拍案而起，曰洁身自好，曰随波逐流。接着质问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的“帮忙”？
中国之“士”已坏了很久。余英时曾指出坏的根源：“士”源于“道”。什么“道”？生存之道也！“士”们钻研的是如何安身立命，岂敢为民请命？
怪不得宋人刘挚要教育子女：“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意思是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讲究人格修养，做一个好人，千万不要堕落成靠知识谋功利的人。
但后人们呢？做起来恰好相反，且不知廉耻。
得益于电视技术的兴起，公众的偷窥欲得到史无前例的满足。
最早的一次经典直播，可能是在90年初，CNN凭借海湾战争的报道，告诉世人一个近距离的世界。而让国人印象深刻的08年汶川大地震的直播，央视的一些记者们又教给了我们什么叫“感同身受”。
在直播形态下，人人从受众转换成经历者，但“社会”却不幸被隔离。一个是他的社会，另一个是我的社会。在这两个社会里，我们肆意谈论他的事，却无法再找到真我。
直播，意味着真实、同步、经历。可在人情越发淡薄的今日，人们却很反常的在乎这种感觉。值得一笑的是，他们已很少在意自己的真实、自己的当下与自己的经历。
像我这样只读过职中的家伙对“国标（GB）”印象深刻，满脑子里都是标有GB数值的各类机械标准件。如果说“被量化”保障了我们基本的生活品质，那建立在“GB”之上的应该是一种安全感和信心。长期以来，我们以为是那样的安静生活着。
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GB，也没有安全感或者信心可言。唯一存在的就是公众的认知有限，媒体的偏袒和各地利益的博弈。
继公众知悉“全球乳业最差标准在中国”之后，前不久的“北京地铁事故造成1死28伤”也告知公众，电梯国标落后欧标十余年。
在跟大部分公众相关的食品及公共安全中，我们唯一可以信任的“GB”，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个伙同商家欺骗大众的帮凶，即便是出于护佑地方经济发展的心理，但却置亿万人民的安全而不顾的行为，理应被大众谴责。
而在“工业GB”之外，另有一种“道德GB”，红十字会近期被公众追问、斥责……但有理由相信，在当下社会中，红十字会很容易就能“挺”过这一关。因为公众将渐渐明白自己能做的事似乎不多。
可见，有考核，但没惩罚，是GB敢于落后的真正原因。
语出《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人民是永恒的政治坐标”，安徽媒体人徐达内特别撰文提醒该评论中先后出现136次“人民”字眼。什么时候“人民”这个词不只是停留在书面或口头，而是真正的放到心里，我们就真的当家作主了。
人民，意指全人类，《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或可按照你的认知去理解这句古话，人民与禽兽从来都是对立的。
至于人民的力量，近代毛主席也有结论，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语出《论联合政府》）
这篇评论我一个字都没看，只是这个标题吸引了我。但我相信通篇不外乎突出人民该有多重要，诸如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之类云云。谁说谁提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谁在做，以及对人民做了什么！
对于人民，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千万别拿人民当个屁！
语出“山东德州用抽签决定升迁人选”，想出这一“妙招”的官员居然还说这样可以避免暗箱操作。简而言之，运气决定前途多少让人不爽。
当然，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同样找到例子。清人姚之駰在《元明事类钞·官品门一》中记载：“《万历注略》：孙丕扬为吏部，更定选法，亲自抽签，时人嘲铨部为签部。”意思是说孙丕扬在主管文官选拔的吏部办事的时候，就是用抽签的方式来选拔人才的。吏部更被当时的人嘲笑做签部。
今次有人在学，总难换成另一种思路，如何不去检讨“选拔”本身的错误。或者是因为那样的岗位人人可以胜任？又或者是怕一碗水端不平，职缺倒成了上级给下级的红利？
退一万步，如何又能保证抽签可以服众呢？
骂娘意指用粗俗的话去骂人。这种解释蛮有趣，我很少听到骂人骂出高雅意味来的。
最近有广东的开明官员肯定了群众愿意骂娘是件好事，他说：“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其实也可以反过来问下，为什么领导要发脾气，要骂娘呢？归根结底一句话，领导也是人。
该官员的意思很容易理解，老百姓愿意抱怨（根本谈不上骂娘），是因为对当政者还有期望。比方说我要投诉某某医院见死不救，控诉当地主管卫生的领导玩忽职守，这算是骂娘呢？还仅仅是投诉呢？
正当的投诉未有合适的渠道去承接，而试图跨越着去接受“骂娘”就显得那种包容多不合适，无论是骂的人还是被骂的人，占理的人总要吃更多的亏。
按国人的习惯，输事又输理真正窝囊的很。
语出热播剧《裸婚时代》，意指无房、无车、无婚戒、无存款，在物质上还很匮乏的情况下结婚。与炫富对应的是，裸婚是一种自信，裸婚也是一种自由。
因为人人都相信物质是决定幸福的要件之一，对于物质的多点要求，也会根据个人状况不同而得到理解与支持，没完全好坏之分。若真能理智对待，裸婚倒也不算稀奇。但大家更希望故事属于别人，实惠留给自己。
这就勾起芳文的回忆，话说九年之前，芳文是“被裸婚”了（当时没有裸婚的概念），无房、无车、无婚戒、有负债、彩电是用过两年的，甚至没有拍婚纱照……如今回忆，却格外甜蜜，且多了一份感恩。
因为有这个经历，我是铁定支持裸婚。理由有三，第一，没有物质成本的婚姻，更显真诚，也更长久；第二，不介意亲朋邻里观感的裸婚，是活出自我，更加自信的体现；第三，裸婚代表着一种自由，让爱情回归纯洁。
当然，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年我只是顺其自然，没像今天能引申出这么多的意义。
无论如何，特别期待全民裸婚时代的到来，兴奋之余，想起很久之前的一句歌词：快和我结婚吧，虽然我没有钱！
语出各地流行的各类指数，我很关心民众的“幸福指数”或者官员的“辛苦指数”，经济学术语被用以考量社会品质，算是一个好现象，起码好坏都有个参考值了。
相对来说，官员的“辛苦指数”更有价值，也更容易被关注，若指数能与官位高低挂钩，或与酬劳对等，就有了不小的一个动力。而百姓“幸福指数”就较难提升，一则众口难调，二则百姓不需要管自己是否在一个大框框里是否幸福，或者他更喜欢没事偷着乐。
可问题是各类指数是如何建立的，民众还不清楚。昨天糊里糊涂的被幸福了，今天或许也糊里糊涂的就被不幸福了。官员们倒是清楚的很，昨天你做模范，明天我做代表，一来二往的，“指数”就被废了，无人再信就没意思了。
幸运的是，今天既然有人愿意冒险勇立“贪官录”，明天他们也会愿意为好官们建个“纪念碑”！总之，愿意被指数的官员，都是好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