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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的人都很蠢吗？
在我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接二连三的发生，不得不让人怀疑受骗者的智商！
当然我并不想刺激他们，本来也没我的事情，只是因为看不懂他们受骗的方式，才会想着去怀疑他们获得财富的过程。
看来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法则确实古怪的很，让人无语。
不多说了。

来自台湾《中国时报》的消息：

吕秀莲今(23)日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专访时表示，国共预备自2009年至2011年，运用“国共论坛”、“海峡论坛”、“两会协商”三项平台，及“经济合作协议”、“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和平协定”三项协议，力促两岸完成和平统一。她形容国共两党现阶段的关系，如同两人牵手合跳探戈的状态。

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则新闻，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两点可能：第一，在民进党看来，这三个平台的作用基本代表民意，是强势不可逆的；第二，民进党也认为这是两岸或将一统的最好历史机遇。当然，如果吕秀莲不可以代表民进党的话，那么这仅仅只是吕秀莲的个人认识。即便如此，也体现了岛内最顽固的一帮人的心态变迁。

我并不觉得吕秀莲过去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她当下或未来的两岸立场，只是作为政治筹码，她会用此为自己的将来置换点什么确实是一件值得思量的事情。或许，她也要评估下，在统或独的硬币两面，她本人的价值和获益如何才能最大化。

查理芒格曾说：

一家资质良好的企业与一家苟延残喘的企业的区别在于，前者一个接一个地轻松作出决定，后者则每每遭遇痛苦抉择。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理解为：

一个优秀的人和一个平庸的人的区别在于，前者一个接一个的轻松做出决定，而后者则每每遭遇痛苦选择。

是的，我把一家企业换成了某个人。给我这个启发的查理芒格是股神巴菲特的盟友，也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投资人，他的判断是最标准的行事指南，我不得不从中受教。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去对哪家企业做实质上的点评，不过对人我可以。尤其是我知道何为优秀，何为平庸，这点区分能力其实也很难得。

我在回想着过去数年以来，我在面对我的一些人生选择的时候，往往都表现的极其痛苦，似乎是因为选择不多，而未来又无法看清。先可以断定，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接着就可以分析出我的平庸表现在哪里。我的选择不多，空间太小，余地太少，意味着我在制造这个选项、空间、余地的能力太差。有点像虫子给自己拱窝，力量大的可以推个大点的窝，住着也舒服，力量小的，只能缩在窝里，很容易就被憋死。无法看清未来，则意味着我不具备前瞻性，所谓的鼠目寸光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我这样的一个人，确实活的很痛苦，面对选择时的艰难状况可见一斑。

幸好，这人的优秀或者平庸往往也是在交替前行的。做人最紧要的还是得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优秀，哪些方面平庸，认清楚这一点，那就是智慧。知道自己如何最大的发挥优势，如何尽量避免或者努力修正自己的平庸，那就是阅历。所以说呢，企业从山寨中走过来没什么不好，只是不要想着一辈子做山寨，那就是愚蠢了。再回到查理芒格。

前段日子，我有惊异过：郭台铭跟我想的一样。我的出发点是因为觉得王传福这个人太狂妄，大话太多，沽名钓誉，明明是自己一个人的野心，还偏想把它包装成“为国人争光”的境地。而郭台铭指责王传福的是这个人缺乏商业伦理，挖墙脚、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商业机密等损人利己的品性。查理芒格则维护王正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当然，我不否认环保节能产品出现的越多，确实越伟大。但前提是你在用什么方法，你在用什么目的来推动这个事的发展。不择手段的进行一项伟大事业可是一个可笑的悖论哦。

我当然没有资格加入这场为了各自利益而争辩的浑水，我记录下这个故事，只是想给自己提个醒，人的优秀和平庸，一件事情的伟大与平庸，往往还是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阅历，我们唯一需要避开的就只有愚蠢了。可是，我们为什么又如此喜欢愚蠢呢？

老祖宗把偷情简称为通奸，也就是通奸者在不合适的时间以不合适的关系发生不合适的行为。通奸堪比偷盗，所以，为了状纸上的斯文，通奸又被称为偷情。很明显，偷情的核心就是以偷“情”为名行偷“性”之实。有没有那种真的只偷“情”，不偷“性”的关系呢？某媒体称约有8成以上的已婚男女正处于这种“亚偷情”状态。

首先很难界定这份杂志媒体究竟选择了多少位已婚男女参与此次调查，我模仿该杂志的思路估摸着来套下：先当这本杂志实际有发行100万份，然后这100万位读者恰巧都是已婚人士同时又都参与了这次调查并如实回答了那些问题。于是有80万人被调查出处于这样的“亚偷情”状态。这里有个终极数字80万，但在咱中国13亿人面前，算个什么比例？万分之六而已。好的，就算咱13亿人只有20%是已婚人士，那也不过是千分之三的比例。也就是说，按照这份杂志的调查，中国也只有0.3%的人处于这种“亚偷情”状态，而不是什么荒谬的80%？

另外，这份杂志也没有准确的说明亚偷情该怎么偷？因为不管是亚偷情还是偷情，都离不开一个偷字。如果没有偷的话，那亚或者不亚也都毫无意义。换句话说，这本杂志就是想说，有这么些人想偷情但是又迫于各种压力没有去实施。要知道，我们想做但是又迫于压力没做的事情太多了。你随便找个名头都能忽悠个全国80%、90%的人出来哭诉下各自想做但又一直没能去做的各种事。比如，想更简单的拥有财富，有人靠抢银行，你不能，靠等，靠想。你能说他“亚抢劫”吗？按照这份杂志的逻辑，什么天方夜谭的名字都可以想得出来，什么有趣的调查都可以编的出来，只要前面加个“亚”，不愧是亚媒体啊！

难怪媒体没有公信力了，每天如果都把时间花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面，还能传播出什么有价值的新闻与资讯呢？再说了，这样做一定就能够赚钱吗？怕也不是这么轻松吧。说到底，不过就是拼了命填版面而已，以为制造个什么话题就可以充当媒体了。这样的媒体，不过是让纸浆多循环处理了一次而已。不过，要真是只想做“亚媒体”就没啥话说了，披着媒体的外表，一份正人君子的样子，却做着上不了台面的勾当，真是亚到了家。

不知道这则新闻是不是真的，星岛环球报道如下：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连续第二年在股东会上重炮攻击对手比亚迪。他表示，因为比亚迪的抄袭让鸿海遭受了数百亿元损失，除了现在的法律动作外，也考虑在台湾提告。由于比亚迪等在手机市场强力竞争，鸿海大军也加速开往NB代工领域，近来传出鸿海NB研发团队成军进驻内湖原普立尔大楼。

我之所以贴过来，是因为要是郭台铭真的是这么说的，那么恭喜他，他和我对比亚迪的认识一模一样。郭台铭说，比亚迪窃取他的机密，没有行业道德。另外媒体解读到他还暗讽巴菲特老爷爷投资比亚迪是看中后面的政府资源。也就是说，郭台铭意指比亚迪不是一个靠正规手段在玩的企业，所以，他颇感不顺，不得不骂。不过我与郭台铭不一样的是，他出于经营与竞争的需求，而我纯属个人意见。
我不仇富，我仇恨的是自己还没有富起来。所以，我并不关注比亚迪是如何富起来，富到想造汽车，富到想造全世界最强的汽车品牌。就像郭台铭说的那样，泡泡吹的太大，就要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大家都欢迎小泡泡。

老是吹大泡泡，其实给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刚识得几个字的人立马觉得自己可以挑战颜真卿，创造出什么新的书法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大泡泡。从来没有做过一桌菜的小女子要烧满汉全席估计也不是几个人能够等得及的。即便让你比亚迪造出了什么6什么4的，难道那些比比亚迪起点还要高的汽车厂家都睡在那里等你跑过去不成？

我不是反对咱国家有厂子能干掉丰田或者本田啥的，我倒是强烈期待。不过，这个任务似乎也只能交给上汽或者其他大哥来完成才对，托付给你这个小弟，实在是让人顿觉咱中国人的轻浮来不是？咱中国人都是要面子的，你不能要咱全体中国人跟你背上一个虚妄的骂名啊！所以，那些喜欢说大话说空话的人和企业，在我看来，都是极其讨厌的！

我并不相信DUODANG制就意味着MZ，除非每一个ZD的成立都真切的代表着某一种民意及某一群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今在台湾，“ZD”这个招牌不过是一些无赖之徒的敛财工具和谈判道具，在这点上来看，这种“ZD”的创立似乎和多数“杂志”的创刊在耍同一种套路，为此买单的总是那些不经世事的菜鸟。

先读一则来自星岛的消息：

继2008年“台湾GCD”正式成立之后，台湾地区内政部6日称“中华民国GCD”已于2009年初向内政部申请备案，依规定于今年3月31日予以备案，成为台湾第147个ZD。该D首任总书记则是陈水扁的堂弟陈天福。

陈天福表示，他是行动派的，希望能完成大陆领导人胡锦涛的历史使命，用行动来促成两岸统一，但也希望在过程当中，台湾民众要获得尊重。陈天福指出，“中华民国GCD”的ZD体制接近中国GCD，走社会主义路线，他希望藉由成立GCD，让台湾人更加瞭解GCD。

陈天福进一步指出，台湾已经不适合现有的制度，需要进行经济思想的革命，而“中华民国GCD”就是一个革命ZD和准ZZD，宗旨就是要让大家都有饭吃，在正式获得ZD登记许可之后，他计划号召数百万党员，且党员不必缴党费，近日内就会推出全方位的活动来号召民众入党。

“中华民国GCD”在内政部登记的党主席是吕宝尧，吕同时也是中国天同党党主席。

因为这则新闻里出现的三个人物（陈天福、陈水扁及吕宝尧），国内各地媒体对此条新闻予以了足够的曝光。通过百度，我还差到了两张聘书，与新闻中的两个人物正好呼应。

据国内媒体2006年的报道，陈自曝当初来到大陆身上仅有8000元台币（2000人民币左右），跟内地闯荡上海的打工仔无异，由此可见其当时境况之窘迫程度（似乎与他的陈水扁堂弟的身份不符）。我的台湾媒体朋友告诉我，陈天福在台湾的知名度并没有他向大陆媒体所讲述的那样高，更不会夸张到“走在台北街上，会有六成人跟他打招呼”。实际上，我的另一位台湾朋友对陈的认知则更为简单：他只不过是一个会打着堂哥（陈水扁）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的小混混而已。

失败的人都比较类似：没钱，没地位，没人关注他在说什么，甚至也没有时间多看他一眼……而成功的人则各有各的故事，每个人似乎都有值得学习之处，每个人都成了当然的学习和追逐对象。我们这些小民还没有从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阴影中缓过神来，又不得不面对32万个成功的人和32万个成功的财富故事，按奈住自己不平衡的心，不得不谦虚的低下头，貌似虔诚的匍匐潜行。

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又是一家咨询公司）发布了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报告指出：

“估计至2009年底，中国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达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将达到32万人，同比增长6%；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

另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

“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

简单做个算术，这32万人，每个人的最低资产为1000万元，而且是可投资资产（言下之意，应该不包括房产、汽车等固定资产），平均下来是每人约2812.5万元。而在中国呢，则是每4063个人里面，就有这么一位超级款爷。开个小玩笑，如果将这些财富平均在分配给13亿人，每个人居然可以分到6923元，远远超出全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

显而易见，人人立志成为这样的一个群体，于社会性意义的彰显和个体价值的充分发挥有无穷的动力。不过，我还是坚持希望，这样的财富差距最好只是这些商业性机构的自我膨胀式的吹嘘。长期看来，贫富差距本身不会是问题，问题是何种规则在左右这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