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源自美国，以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作为感恩父亲的日子。
如果说我反对中国人过西方节日，就有点不自量力了。我只是反对我去过西方人的节日，就好像我很鄙视西方人过中国人的节日一个道理。
这种情绪以个人的认知为判断标准，我想说难分错对。至于我的反对，没太多合理理由，只有一条，我想做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也希望看到一个有着各自特质的大世界。
早在1945年的8月8日，在上海文人们的号召下，中国人庆祝了自己的父亲节，这个节日直到今天还在台湾等地区被保存。而大陆的人呢？
芳文不禁感叹，国人在商业社会的熏陶之下，不幸被广告奴役，成了俘虏，搂着香车豪宅美女也就罢了，甚至连何时吃饭何时睡觉何时感恩也要受到支配。
幸运的是，从昨天起，我已做了一个自由的人。
《北京日报》有评论指责当下媒体更喜欢“情绪表达”，而非客观理性的表情达意，并警告情绪表达很伤人，一来放弃了媒体责任，二来更是破坏了社会信心。
乱扣帽子是媒体的通病，可以理解的是媒体总得找一个理由去指责社会（包括媒体本身）。如果论据也足够充分的话，人们还是乐于相信或暂时相信或从中得到一个思考的机会。如果结果也只需要这样的话，媒体“哗众”之本性无从改起，也无可厚非。
指责谁或者赞扬谁，是媒体习惯做的，甚至成了业务模式：树立观点—-寻找论据—-去证明。无论是在何种地位的媒体里，也总是由一个单个的人去完成这种看似公平、客观的指责和赞扬，尽管社会允许，但扪心自问，你们做的真的没毛病可挑吗？
我想起许三多在《士兵突击》里责问队长的一句话：“你很在意你设计的那几个小时的经历，但你不能体会在那之外的大半年时间的其他经历？”媒体很在意自己的文字或认知，但也习惯回避事实。对那些与你论点不合的事实，总是视而不见，或者总是看重自己认为的对与错。要知道否定本身也是一种否定。
大众媒体不同于个人博客，在这点上，个人博客就自由的多。我更喜欢“情绪表达”，因为博客是没有设定读者的，博客能够提供的，只是一种认知的交流。是给世界提供一个看我的机会。
很明显，媒体需要忘记我是谁。
出差福州，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去“三坊七巷”转转。有人可能会很奇怪当地人把温泉引到树上，雾气缭绕之中给人一种“人间仙境”的错觉，好吸引路人在这样的树下坐着、站着、拍个照留恋下。但福州有温泉，的确是一件有趣的事。
本来想看看沈葆桢的故居，结果大门紧闭。等了一会儿，有人从里面推个自行车出来，后面还有一个妇人送行。向妇人打听，原来这里已是私家住宅。从门口挂着的一排电表来看，里面住着还不止一家。不禁有点怀疑，这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真”的吗？
但“三坊七巷”给我的整体感觉还是很棒，不是因它让我对明清历史有了多点了解，而是因为这里像极了我外婆出生的章家村。大块的青石板铺在街面上，宅门口两侧立着的石鼓，高高宽宽的台阶、高高窄窄的门槛、高高翘起的彩色屋檐、高高黑黑的大门、甚至那高高白白的围墙。
只可惜这里少了一个湖泊或池塘。我外婆那个村子，在村口有一个很大的池塘，方方正正，池子四周也都用大块的青石板围上，池塘应该有点深度，但池水很清，天气很好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见池底的沙子。这个池塘专门用来洗衣。想从村里进出，就绕不开这个池塘。若你从村外进来，就可以从池子里看到村里建筑的倒影，白色的墙、黑色的瓦……
但这里不缺水井，各式各样的，就像我在六一北路上看过的那些榕树一样，没有重复的样式。在“三坊七巷”之外不远的地方，大约100多米，你会看到“林则徐祠堂”。在这个祠堂，有各式各样的水井。榕树和井，是我对福州的一个印记。
让人觉得无趣的是，沈葆桢原来是林则徐的女婿。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上网看了一则社会新闻一样。还好，我又想起了那白色的墙、黑色的瓦。
昨晚算是失眠了，到2点都没睡着，这在过去不多见。估计是话说太满了，潜意识里要给自己一个教训吧，下回不再炫耀什么了。没意义。
昨晚住在福州鼓楼区的一个地方，可以远远的看到鼓山。如果将周边的场景置换下，只留下我待的地方与我看到的鼓山，我会觉得这里跟黄泥湖太像了，我在家里，面对着南山。两座山差不多的高度，差不多的远近，看它时候的心情似乎也差不多。
觉得这个地方与我的那个农村近似，是昨天上午时候就有的感觉。5点多钟出门，沿着长街走着，看着形状各异的榕树，会不由自主的去问，这些树都是从这里长成的吗？或者是从哪里搬来的，只是那些看过它长成的人，其实是否有在意过它长在哪里，最后又留在哪里呢？这些问题都比较造作，这脑袋里也问不出实用的问题来，不值得回答。
或者，我只管问下路人，鼓山该有多远，我是不是该去那里望望。但南山呢？在我面前矗立了20多年，我也只是从它脚下路过一两次。我是不是得想想我下回再见到南山该怎么做？事实上，即便连“南山”这个名字也没有来由，我只是从一首古诗中牵强借来，我甚至不确定它究竟叫什么。
但我确定昨晚的失眠与这些事情无关，只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会有一些不恰当的焦虑而已。
语出“罗援少将谈南海问题”（详见凤凰网），看来越南的小动作，已经让少将沉不住气了。
但古往今来，国人之“忍”绝对超出人之极限：被人打骂，能忍。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能忍。被人夺了妻女，还能忍。到最后被人霸了国土，照样能忍。说到底吧，这一代忍死了，下一代还可以接着往下忍。
忍，更多的还是理解为“克制”。古人错把“忍”当成了一项修炼，堂而皇之的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结果自己“忍”死了，也就没了大谋的可能。
所以，今天的人不可乱学古人。
芳文觉得，套句经典的俚语：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不过，问题是，你的底线不一定是全国人的底线。
媒体的数据总是让人看不懂，针对个税起征点，凤凰网称有85%的民众不赞成3000元的起征点，有48%的民众要求改3000元的起征点。尽管凤凰网也承认参与此次投票的民众更多的还是来自发达地区。
但屁民还是没有看明白，民众们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起征点。或者，起征点是多少根本就没个统一的标准？
以自己举例。假设我（一家三口）在上海可以拿6000元的月薪，除掉房租（1800）、水电气网（200）、生活开销（1500）、子女教育及娱乐（1500）能够剩下的还有多少？可能是1000～1500元。但若换成在池州拿这样的薪水，同样的生活水准至少可以多剩个一、两千元。
这么说吧，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统一的个税起征标准，就好像是把中国与美国放到一个篮子里同等对待，不考虑地方、经济条件及人口素质等差异的统一标准，只是被统一了，但肯定不是个好标准。
屁民觉得，个税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制定一个最高限与最低限，最终还是由各地市参照国家标准而自行设定。对于经济状况落差极大的地区，比如说亿万富豪与低保户或许就是隔条街的城市，包括北、上、广、深等地，最好还应该依据不同的月薪来制定其个税起征比例。
当然，如果政府考虑不征个税或以其他方式—-比如购买国债、购买社会保险—-来加以改良，屁民更要拍手赞成。
不过，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是愿意让更会赚钱的人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呢？还是让更多的不会赚钱的人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
语出“央企负面新闻井喷，身陷丑闻焦虑”（南方网），从中石化广东公司的“天价酒”，到中石化云南公司“乱发奖金”，再到国家电网安徽公司“违规配公车及集资建房”，以及中海油人均38万元年薪等等，对于“民企”来说是该敲锣打鼓的“好事”，却因为“央企”的名分而被社会痛恨。
听上去，我挺同情央企。作为曾经的某国企下岗工人，一点都不隐瞒个人对国企那点小福利有所眷恋。走出体制之外不再享有这项特权或者从未享受过这类特权的人知道特权意味着什么！歧视！剥削！压迫！或者其他任何与不公平相关的词组。
但你还能怎么办？还是南航的机长说了句大实话：“跟央企玩，你玩不起”。
不过，我仿佛看见，有不相容的两股水流，一个已浑浊不堪，另一个则暗涛汹涌。
五点不到的时候，大雨稍止，照例听到鸟的叫声。昨晚没盖好被子，感冒了，起床勉强做了几下俯卧撑，喝了几口热开水，然后走到阳台上专心的听听这鸟叫。
这段时间以来，人又进入了那种说不清楚的状态，有科学家论证过，说男人也有周期性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个借口我觉得不错，起码不会乱抱怨什么。
在网上搜了一遍，找不到李军虎的《换城》视频。我挂念的是，片子里记录的仿佛就是我的生活，只是亲身经历的人或许没有拍摄者那么多的感概。我会怀疑，来自社会的同情，多半在于同情者的联想与对比。于我而言，同情已剩下不多，更多的还是尊重，甚至想当面去鼓励对方的那种冲动。
但我们这样的农村人，谁也不知道在陌生的城里最后结局如何。但也不全是期待喜剧片式的结尾。大家只是认为明天会更好，但如果明天变的不好，我们还是一样会接受得了。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勇敢吧。
在这之前，看过李军虎的另一部作品《父亲》，讲述了一个农民进城与儿子陪读的故事。这类行为并不少见，但是如果你理解有人用矿泉水来洗脸漱口，而也有人捡矿泉水瓶维持生计的现实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社会该有多冷漠和多疏远。就像这早晨五点钟的阳台，在大雨里，寒意阵阵。
语出“伊利股份因媒体传闻6月14日起临时停牌”，传伊利前董助张三林发万言书揭露伊利黑幕，披露现伊利董事长潘刚种种是非。或畏于“诽谤”二字，原本号称同时发帖的十大论坛，均在事件公开后纷纷删帖。
诽谤，在当代人眼里非常贬义，刑法上就有一条“诽谤罪”。对于诽谤者，也等同流氓强盗。
但古代贤人曾有求当政者“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语出《周书·柳虬传》），所以，诽谤之说，应当正面来看。
而国人痛恨“诽谤”，至少也有三十几年，想一朝一夕转换观念，除非能得到什么样的保证。但又是谁可以给予这种保证呢？
在芳文来看，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还是得寄希望于上层做出改变，提供法律依据，规范诽谤之路，倾听四海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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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注的学校发回一张“家长问卷”，希望家长能对各科老师作出三类评价，包括“满意”、“比较满意”和“不太满意”。从问卷的设置上来看，你会觉得很无聊，以“满意”为收尾的评语在义务教育的框框内怎么可能大范围的实现？不过，似乎学校早已判定绝大多数家长都会给上最高评价。
我拿到这张问卷本想做点少数人才做的事，于是暂时放在一边没有理会。但朱注的妈妈就没这么想了，赶紧拿出笔来在“满意”一栏打上√号，扭头对我说，你就别瞎想了，写了老师也不一定会改，而且你的笔迹一看就知，以后老师会对朱注不好的哦。而且，老师们还会反过来说你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因为可能不会改，甚至还会受到歧视，我就要忘记表达。我不知道就这件事该如何教育朱注，怎么跟他来解释其实批评老师或者说给老师建议本身也是学生的权利。只是这些年下来，所谓的“尊师重道”只是在形式上将我们约束住了。尽管私下里不喜欢那老师，对老师的种种行为颇多抱怨，但孩子还在她手下的时候尽量不要得罪她成了规则。难道老师们真的只有我们想象中的狭隘气度嘛？
更多的都是来自我们这类家长的揣测，既没有时间与老师们做个面对面的沟通，也没有条件向她们提出各种超越义务教育之外的要求，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义务教育到底给了家长哪些基本的权利，是否包括质疑和建议？
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改改这张问卷，试探性的提出一点点小意见，不为别的，就为了我还相信“老师”这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