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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喜欢对自己的孩子说别家的缺点，说别家这个是虚伪的，那个也是虚伪的，那些能够给你幻想和希望的全部都是假的，所以（记住，这就是逻辑关系），我们家没有这个也是正常的。星岛的标题新闻揭露西方无言论自由，看上去是说在东方就有言论自由了，但实际上呢？或许可以理解成，你有说话的权利，但没有对谁说的权利。这要它顶个屁用。

还是有人会认为，有比没有好，有一点比一点没有好。我却觉得无比有好，一无所有比有一点好，因为你起码还有争取有的动力，等到你有了一点之后，你就会害怕失去这一点而忘记追讨更多的其他。你会被教育的不敢“贪婪”，哪怕是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与其只能一个人自言自语，不如保持沉默。因为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从原始社会就带来了的，在社会的演进中，却被渐渐的集中成了特权的一种，由统治者从上到下再分配下来，这种逻辑是不是就叫做政治？

好吧，很明显，在我这个地方，在15分钟内，我是写不出任何关于民主或者政治的什么要命文章，既不要给别人找麻烦，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我或许只是对我们的媒体同行感到愤怒，而无处发泄罢了。你也知道的，自己对自己的言论自由，在国内还是受到保护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聊天的人，有的时候说的太多，有的时候又听的太久。这种节奏我总是难以把控。说又是一件考验自信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我宁愿选择沉默，安静的坐在那里，看众人的表演。

我觉得生活就是一场表演，有的时候是主角，有的时候又沦为配角，在起伏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寻的久点了，便懒的去寻，随波逐流罢了。稍有不甘心的一部分，就整日里扑腾个不休。可惜做什么，是别人不知道的，这会让自己心虚。于是说出来似乎成了一个必然，一个让心不虚同时还可以稍稍建立点自信心的事情。但我总以为，这里面建立起来的自信心，久了长了，就演变成了一种自我安慰、自我膨胀，甚至是自大。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也担心自己会在往那个方向去赶。心里一哆嗦，又闭上了嘴巴，安静下来。

这也是我总喜欢自言自语的缘由吧，对自己说点什么，不会妨碍谁，也不会让谁膨胀。

这几天，各地的媒体都在讨论着所谓的“言论自由”，这该从温总理的几次公开谈话说起。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纽约，温总理一直强调政改的重要性。对于我等百姓而言，简单说就是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了。这等自由我原以为我有，若不是媒体吵的这么矫情，我哪里知道我真的没有，而且已经从祖辈那里被继承到基因组里了，我的安静不正是一种天性的表现么？

祖辈传给我的东西太多太多，但整理一番发现都是没用的一面，比如怕事，比如贫穷，更可恨的还有那么一点点清高，如果能跟着一部分人的样子赚点钱，有些毛病倒也算了。真想冒昧问句祖上：你们在那个时候，都争取到什么东西了？后来想想，我得问问自己，以后能为孩子们留点什么。你觉得呢？

历史总是喜欢遗忘，但人民不会。

被遗忘的历史带着欺凌悄悄的走进无人的角落，与被刻意遗忘的其他混在一起，成为其他。有的时候，一种荣誉可能会成为骄傲，也可能成为侮辱。如果这种荣誉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就不得不注意它的两面性是否合时。早一秒是侮辱，下一秒或许就成了骄傲。

2010年10月8日11点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由中国人刘晓波获得。这个时候，他正身处锦州监狱……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记录和说明这一刻。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刘晓波是谁？因何入狱？又因何获奖……我不知道历史的笔触在此刻会做何打算，或许会根本忽略？！也或许在日后哪天突然追忆？还是那句话：历史总是喜欢遗忘，但人民不会。

可惜刘晓波只会成为一个符号，他被人们记住，只是因为他让人们知道了还有自由、民主或者人权，对这些方面有个参照物罢了。人们不会关心他这个个体在当下的痛苦与悲伤。我们这群陌生的残忍的同胞总喜欢也只会围观，与捧着历史书当故事书来看的心情一样，同自身当前利害无关的，怎么吆喝都无所谓，是否记得也无所谓。

历史古迹需要保护，新的标志性建筑也需要建造。保护我们曾经拥有的但可能被破坏而导致以后失去的譬如前者。建设我们需要的但现在还不能拥有的以后通过奋斗可能会拥有的譬如后者。但前者无疑更加重要，因为我们起码还有基础去拥有它。

从这个角度来看：挺郭德纲这件事要比骂禹晋永或者唐骏那些事重要百倍。

这也是我对所谓“郭德纲事件”的唯一看法。我说的不算隐晦，只是我不够勇气，还不敢完完全全的说出我要说的话，这也算是一种懦弱的曲折吧，但我觉得能明白哪个重要就好。我还知道，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明白，这社会能不更好吗？但你若将是否喜欢郭德纲与是否支持郭德纲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考虑，我就只好对你微微笑了。

本来想整理点网络上关于郭德纲的评论的，但是算了，不折腾了，好事者自己去找吧，假如你还能找得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