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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之前，广电总局又出台新规：各地电视频道在每晚7点到10点之间不得播放境外影视剧。规定还说明，每天播放的境外影视剧不得超过影视剧播出总量的1/4。此举唯一受益的群体可能是国内演艺界。可见，广电总局在提振民族创意产业，解决演艺界失业率这块还是办了一些实事。

但一想到会有更多的脑残出现在荧屏上，就不得不让人痛恨当年。

或者，广电总局该去翻翻老帐，清算下当年都是谁引进了诸如《加里森敢死队》、《聪明的一休》、《花仙子》这类不是东西的洋人片。如果没有第一次，如今的“限制”就无需发生，而那些左右不分的家伙们也就没理由拿洋人的作派来装饰门庭，在我们这些只追《乡爱》的土老逼们面前炫耀了。

所以，你该理解，我说的“恨”与情人节的主题非常契合，像张学友歌里唱的那样，有爱就有恨，而错爱也能错恨着。至少打我出生以来的这三十几年，唯一不会改变的是，我们一直这样被“计划”着过生活：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物，走什么样的路，看什么样的电视，听什么样的歌，甚至有个什么样的孩子……谁又能例外？

至于下一步？该不该取消情人节、圣诞节呢？我期待。如果可以一人一票的话，我会选择让广电总局得到这个权利。

简单按造句的标准来看，这个标题有点怪怪的，肯定不能清晰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读者需要带一点包容来看，认真点的家伙，甚至会立马跳过，不屑读完。

我的意思是想表达，“精神”这个词是很诡异的，一个人形容另一个人身体状态不错，会用“精神很好”来表达，说的人真诚，听的人舒服。而一个人形容另一个人思想品德高尚，也会用“##精神”来表达，如大无畏精神等，也能将一个人捧的舒舒服服。当然，如果要捧一群人，也可以用“精神”来点缀，比如企业家精神、城市精神等等，一群人都受益的时候，精神往往看上去更真实一点，没有谁敢得罪名义上的一群人不是？

但精神的诡异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通用性，更在于它的出处。出处很重要，那个提出各种精神的人很重要。定性的人越高级，精神越褒义。反之，像我这样的一个屁民要是想抱某人的臭脚，说说各种精神，比如说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很有奉献精神，这话听上去就有点酸酸的。即便我想急于站队，也得跟在后面排个七八里地才算有价值不是？

好在我这样的人只能属于被精神的一个族群。你可以忘记前三年读书，后三年做工，到了第七年，你得响应国家号召勇敢的下岗，这叫自立精神。你可以忘记年年缴抗旱防涝的份子钱，但内河一破，房子被淹，你得老老实实的自谋去处，这叫奉献精神。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计较每月几百元的社保开支，无论你是有业待业失业，等到老时才发现还得靠孩子养活，那叫啥子精神？

总之，我们一直都很精神，甚至有点亢奋过度！写字码字看字识字断字造字的怎么读起来这般头疼到神经呢？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望江县还是做了一件于民有利的好事。在这个谈核色变的年代里，地方上少建一个核电站，民众们也就少一分安全隐患。我才不相信那些可行性报告上专门用来欺上瞒下的鬼话。

近日，安徽省望江县发文，以环保的理由，要求上级相关部门叫停江西省彭泽县核电厂项目的建设。在这之前，离望江县直线距离也不太远的东至吉阳核电厂，从2007年末的热闹筹备到如今的“默默无闻”，似乎留有三地政府利益博弈的印记（当然，这两个规模一致的项目不一定出自同一个提案）。

自去年日本大地震后引发各地对核电展开讨论以来，我们的地方政府似乎也找到了一条“平衡”之道，在发展核电项目上，得之，解决就业，提振经济。不得，打环保牌，安抚民心。

而可能侥幸逃过一劫的民众却反应的过于乐观。征地建厂给予的经济补助，建厂开工后可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让身份角色也将发生转变的人们期盼已久。在这个连专家都不想搞清楚核电是个什么玩意儿的年代里，让底层民众不安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贫穷。那种看不到尽头的贫穷才是耻辱，拿什么交换又有什么可畏？

彭泽县的民众或会用“羡慕、嫉妒、恨”来理解望江县的举动，而东至吉阳的农民工们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候下去，来年一定要在家门口上班才行。

“质疑”本身是一件值得质疑的事，就像方舟子质疑韩寒。围观者一向喜欢表面上那些娱乐的部分，却少有对内在追根溯源的，而那些能更进一步做讨论的家伙，也有担心事情闹的不够大，玩的还不尽兴的嫌疑（抱歉，我这种猜测也是可耻的）。

大家都说方舟子是打假斗士，但如果要让我喜欢他，我只希望他的名气能不能不要那么响亮，我会怀疑，一个出了名的斗士，靠什么保有当初的淡定呢？

有些人支持方舟子，无非是因为他有“知道”真相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扳倒一个又一个偶像，偶像们也都清楚“城头变化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实，扳不扳，偶像迟早都是死。而那些不支持韩寒的人也该知道，即便韩寒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韩寒也是万万不能的。无非是方寒或者郭寒而已。

只是，当有需要攻击某人的时候，总会将他先钉在一个十字架上，再去寻证据来审判他，定他的罪名。记住，在中国，仅仅是罪名就可以让一个人万劫不复。至于是不是真有那些罪，谁又真的在意？就像一帮子暴徒拖住一个人在街上暴揍一顿，就算事后承认打错人了，但围观的人当中还是有人相信“无风不起浪”。可惜，这种暴徒式的做法连“良民”们也跟着参与进去，不得自拔。

是的，我也跟很多人一样，喜欢真实的东西，痛恨造假，甚至将它视为道德底线。可是道德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底线又是什么标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还是去掌握那些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真理”？大家叫嚣着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试问：当下社会里的道德又是个什么模样？正人君子们真的能感动中国吗？

或者，在我们要求别人讲道德的时候，先要自省一下，我的道德是不是放在别处？

作为一个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知道分子，方舟子把精力放在了捍卫道德这条路上，我以为很可笑，有点堂吉诃德式的荒唐。大概他也不会相信，靠质疑能造就完人？！

当然，我依然支持方舟子们打假，跟公众们说说地沟油是怎么炼成的，要比抓一个人的短更有意义。聊聊震区的房子怎么建才能防震，要比扳倒一群市侩更有价值。我以为，真正有益的知道分子，会把自己的所知无私的分享出来。至于那些不痛不痒的口水官司，是不是也有违道德呢？如果真有道德的话。

最近因为花钱很多，收入骤降，变得对数字敏感，平常不在意的，如今也会拿来琢磨下，算是体会到了郎咸平教授那般清醒式的“痛苦”，而且，我是真的心痛，不像那家伙装的蛋疼。

早前网上流传一个数据，说国内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人口只有2400万，这个数据据说来自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之口。

而另一组由某商业机构炮制出来的数据则云：中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已达到101.7万人。

另外，有好事者在国新办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看到，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占全国公务员总数的9.6% 。并以此推算：中国公务员总人数约为3919万。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也曾在CCAV《新闻1+1》中透露，中国年三公消费高达19000亿。

把这些数字放到一起，就会得出两条让我痛苦的事实：

其一、中国约有13.4亿人月均收入不足3500元，年收入不过4万人民币，这里有我；

其二、中国公务员人均年三公花费近4.8万元，这里没我；

简单说，有我没我就是痛苦的根由（如果有机构以这个做幸福指数统计，那该得几分？）。原本你不去算账，还会觉得自己活的挺好挺幸福，但如今看来，我是笑多了江对面的战友，浑然不觉自己也是愚蠢的可笑。我想我下一回再听到那些比我更穷苦的人的消息，是否会多点同理心呢？

说道德，感觉是一件很玄的事情，因为从小的教育，父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讲道德。但至于什么是道德，似乎又没有交代清楚，一切都看家里长辈的一言一行尽心模仿。

每每有乞丐路过，外婆总会盛上一碗热饭或者一碗米，遇到家里有水果、糕点的时候，外婆也会搭上一点，外婆说行善积德就是有道德。

父母亲与人共事，总持一条规矩：不能让共事的人吃亏。比如一起出去收购鱼种，除了各自要买的数量之外，路上的吃喝开销，宁可多付不会少付。又或者路上遇到同乡叔叔阿姨，一同坐车出门回村，为对方买个车票，也是必须要做的事。父母亲的不让人吃亏，就是自己的有道德。

我们是这样看着做着长大的，所以在各处时遇到行乞的人，不免会多用点心，一元两元多少尽点道德，但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呆久了，遇到奸诈之徒多了点，对于道德二字就忘了许多。更多的时候，同情心大于同理心。我是说，同情心已经不叫有道德了。

至于与人共事，也还是想讲道德的，但这道德讲的比较苛刻。于人严厉，于己宽松。希望对方要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吃亏。嘴巴上虽还说吃亏是福，心里念的却是为什么我不能沾点光呢？这一进一出，道德自然又要打折。

所以，我总觉得说道德是一件很玄很虚的事，于人于己的要求不同，道德就没了基础，说也就无趣了。

当然，再坏的家伙都不会否认自己对道德有一种极高的标准，诸如进步、光明、向善之类，只是用以修饰的华丽词汇而已，当不得行动指南。若真的进步，就不用在意不仅不，相信人人皆好人。若真的光明，又何必自吹自擂，酒香怕你巷子深吗？若真的向善，就不会去作恶，小小的恶做的越多，对道德的伤害也就越大。

更加悲哀的是，今时今日，“道德”不是伤不起，而是无处可觅，哪位曾见过道德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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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怕再出事，重庆荣昌的警察在查出当地一家幼儿园的校车超载之后，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建议教委取消这家幼儿园的办园资质。由于新闻里并没有交代取缔之后，这些孩子的入园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好事者会疑惑：一刀切是不是办事者应有的思路？

我想起90年左右，为了迎接一大员考察我们村，领导半年前就下命令，家家都得把厕所改成沼气池，新装一套使用沼气点灯烧火的设备……劳民伤财的大举动，仅仅是为了一个统一的形象。

而99年那会儿，我们两班约70几个同学被某国营工厂下岗分流，一句道歉也没收到过。你能体会到你生命中有六年的时间奉献给了这个冷漠的地方，你不会痛哭一场吗？可是谁又有时间和闲情理会该与不该呢？

当然，我们会说，在国内办事就是需要一刀切。要不，托关系、走后门的准能有机会脱身。所以一刀切起码能维持表面上的一个公平。好吧，就算一刀切是一个标准，但它过于暴力，过于野蛮，过于绝对。

回到重庆荣昌，校车超载，那就换部校车解决问题。若买不起，那就租了。就算学校租不起，租费转嫁到学生身上也没问题。只要有道理，家长就没反对的可能。

实际上，把问题聚焦到一个点上，总会容易解决。而那些怕麻烦，拒绝后遗症的明智做法，总显得过激而愚蠢。我们不可能因为那个人是小偷，就一定要剁了他的手才肯罢休。

如果一定要求大家对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做法，那就叫独裁。但如果要求诸位对各种行为有一种彼此认可的判断标准或道德底线，那应该就能叫做共识了。

韩寒写了《谈革命》之后，可能他只是想告诉大家，先建立共识，再谈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会更好点。尽管听起来一些词汇可以让人热血膨胀，但说到底，冲动就是魔鬼，往往会害死一大批好人。

至于什么是好人？韩寒说两车交会要学会主动关掉远光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可以算作好人之一。在此，也向从没那样做过的家伙们致以深深的鄙意！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儿，拖了大家的后腿啊，你可知道？

问题是，对于什么可以算做共识，大家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能怎么说呢？归咎到柏杨说的中国式的丑陋？还是更多人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但很容易引发争论的是，谁来提出这样的一些共识？那些有原罪的成功人士吗？靠！

总之，被韩寒一分析，我顿时觉得两脚冰凉，人没了指望，生活就要变样。

我想起伪人李敖说的一个关于蓝色毛毯的故事，说某好人被某坏人抢走一床蓝色毛毯后，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逃进深山，后来有人帮他打走了坏人抢回毛毯并送还与他，此人接过毛毯不禁落泪。李大师解释说原因有二，其一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其二是没有参与到夺回自己东西的战斗过程中的负罪感。

负罪感是不是好事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在研究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的失而复得往往与自己是否付出过努力关系不大，在这里，依赖会更多点，或主动，或被动。依赖之后，其实掩藏着一种不计代价的交换。而这种不计代价就是一种缺乏共识的体现。

或者干脆点可以直接下个定论，很多人认为那些可以被共识的东西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可有可无的。比方说人人知道自己的性命比等一个红灯更重要，但为什么偏偏会去闯红灯呢？因为他很难将自己的不幸与自己的行为联络在一起，出了事故，责任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共识难以建立的基础。

除非我们能对自身有个尊重，否则共识始终是件虚幻的事，找不到注脚的天书，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呗。

我向来不喜欢虚假的东西，而“交易”又被我看成是作假的标准之一。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久很久之前的某一天，在我初中快要毕业的当口，为了想留住一点真东西，我天真的想用一本新的毕业纪念册来做个悼念，或者我怕我会忘记曾经属于这里。

虽然听起来悲愤，但事情很简单，不过是我的亲戚为了我的前途，让我的父母花钱将我的户口从一个小渔村买进了一座城市而已。但为了买这个户口，却让多方不爽：其一，我的家庭为此承担了一笔负债，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偿清；其二，这位亲戚的帮忙得罪了另两位亲戚，惹起了嫉妒与恨；其三，于我本人，每每经过那个城市，总有许多感伤，心理阴影是留定了。

从道理上来说，我应该感恩，无论我有没从这件事上得到快乐，至少亲人的初衷可以理解并值得肯定。好在也有一些人与我有类似经历，恰好是我们的“热忱”参与成就了一些虚无的数字。

那时候，全国还有80%的人是农民。而今天，能称之为农民的人已经不足50%。更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在转变中的人还被冠以一个尴尬的称谓：伪城镇居民。

虽然尴尬，但却现实。一纸户口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还是99年的那个下岗工人。在那个城里，除了派出所里的户籍档案之外，我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我，给那个城市的贡献也可能只是“中等规模城市”人口统计里的一个“1”而已。

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我正在感受。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