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你好吗?

前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了一次绵阳,一个叫做杨家镇的地方。

离2008年已过去三年,三年来,关于汶川、关于四川的消息越来越少被人关注,这里的人终于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我是来参加某小学的启动仪式,拍了一点学校和孩子们的照片,在新的房子和快乐的孩子面前,我的那些似乎早被预设的不该有的情感瞬间被剥离。离开的时候,我有了新的哀伤,我不知道为何。

我是在想,创伤该怎样被抚慰,才能让难受的人好过一点。

但你又不该拒绝帮助,对不对?


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地方的希望和未来。


看到他们,我想起朱注,他们年纪应该差不多。


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对我喊“叔叔好”的学生,但绝对是声音最大的一个。


她一直看着我,看到我都不好意思拍她。


看见我拍她,把脸转了个方向。


这两个孩子我很喜欢。


她就是明星。


“朱注”们犯困了,天很热,他们坐等领导已经有2、3个钟头了。


哪里都有围观的家长


老师们让他们挥手告别,有人没那么做

集贤路往事

花山

朱注上小学了,作为父亲除了恭喜,也顺便借机怀念下我的小学生活,20多年前的那个少年生活里多了点波折,缺乏了点安全感,不过也谈不上幸福与否,各个时段都有不同的快乐,回忆下以敦促我在朱注身上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简单统计下,跟我同班至少一年以上的小学同学居然超过了120人(1、一年级同班同学有30人左右;2、四年级转学新增同学35人;3、五年级合并班级新增同学30人;4、六年级转学新增同学30人),这还不包括同年级有认识和有来往的其他同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小时候的那点波折,人常说“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的古训我也是有深刻体验的。也因为同学基数过多,到今天能玩得来可交心的朋友,却也是在那个时期就培养下来的。

上面这张照片是我四年级时的一次合影,里面的同学还有不少能叫得上来名字,甚至还能回忆起与他们相处的个别细节。但若问自己那个时候我最在乎的是什么的话,我还是会强调“尊重”两个字。其实那些城里的孩子,由于年龄的原因,根本还谈不上对于农村人的某种歧视,但我的敏感造成了自卑与自尊的这种拉锯,舞台就在我心里,我一个人的战争而已,但那确实让我痛苦过。

有的时候我甚至想把那个时期都描述的“痛苦”点,比如多谈谈借读城市与寄人篱下的感觉,可奇怪的是:尽管我还能回味到那种不舒服,而笔下却不愿意承认。我甚至还觉得那也算是一种历练,或许在其他人那里,却因此比我少了点什么,至于这点“什么”重要或者不重要,也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清醒点来看,在朱注身上,我希望很多事情都可以说的清楚,他能理解的清楚,不该像我这样,对于过去都还有很多的未知和迷茫。要不,今天回忆起来总是不愿提一丁点儿细节。粗糙的回忆才美。

防守

锁住安静

想到进攻和防守的问题,就不得不恨自己。我的所有行为都带有明显的防守意味,似乎我总在保护着什么?这是一种自卑。我终于看出来了。我会用一贯的不想承认的态度去对待,期待哪天能够忘记,要是真不记得的话,这生活就真的太平了。

我们这一拨被“特殊照顾”的家长围坐在徐汇区教育局的接待大厅里,当下时间是8月25日,距离9月1日学校开学还剩4个工作日,可是孩子们的学校还没有最终定下来,如果我早上没有“积极”的打个电话询问一下事情的进展,恐怕我还会继续等到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开学之后。从5月份开始报名算起,招生办和我们一起实在浪费了太多时间。

我的“积极”是一次难得的进攻,但总算换来了一次知情权,也得到了一个可以修正事情的机会。作为招生办,面对8月6日告知的“等待”变成了今天的“争取”,居然连一句像样的解释都没有。反过来,他们做的一切都似乎牺牲了自己很多。等等,我似乎没看明白到底是谁做的不妥当?想来由此我们就是被特殊照顾了,要不在这样的日子里,招生办的老师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养养花,种种草,何必费劲来这里上班为大家排忧解难呢?真是一个大城市的好机构,以后有机会我也争取来这里做这样的义工。

不抱怨了,等了三个小时,最后还是被分到了龙华小学,坐车还是骑车?这又是一个问题。好在我来自农村,和大多数在现场的家长一样,觉得孩子有书读已经算是万幸了,就不要再贪图更多了吧。不贪图算不算保守?保守就是一种防守,我怎么就学不会进攻呢?也许,我也跟他们一样,只是在完成一道程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