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朋友圈有篇《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是《环球时报》的译本,我找到原文,借着谷歌翻译,重新整理一遍(延伸阅读:新译本)。再看字数,比环时译稿多出近2000字。对《环球时报》的不信任,是对《大西洋月刊》的基本尊重。
2/《纽约客》刊文,担心“冠状病毒时代新闻的命运”。疫情之下,社会动荡,新闻业难免萌生一丝悲凉。可预见的经济停滞,及可预见的信息混乱。让新闻业进退两难。任何一家媒体,无论靠广告过日子,还是开设付费墙,都无法确定下一步去往何处。难就难在:用什么样的方式,低成本高效率的,为更多的读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3/如果狭隘地框定新闻自由是制度,信息自由是资讯获取及分辨的能力。那新闻自由与信息自由,便是两件事(其实两者互有关联)。普通读者对前者无能为力,对后者却不屑一顾。此刻我想讨论的,是狭义的信息自由。
4/我们总说,信息时代,信息大爆炸,实际上,只有垃圾信息大爆炸。有价值的信息,依然稀缺,只是,或滞流在某个阶层,不能下潜,或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
5/《卫报》前总编辑艾伦·罗斯布里奇指出,“最好的信息,仅限于那些可以付费的人,而其余的读者则以垃圾信息为回报。” 诡异的是,我们向来担心垃圾食品对身体的残害,却从不在意垃圾信息对思想的污染。
6/据FIPP《2019 Global Digital Subscription 》报告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全球数字媒体的付费订户仅3000万人(每1万个人当中,有43人付费阅读)。相比之下,全球每年有超过11亿人,在数字游戏中花钱花时间,即便搭上家庭不睦的风险,也不畏惧。
7/身体健康与否,不是医院和医生的职责。认知高低与否,不是学校和老师的义务。信息自由与否,不是媒体与记者的工作。医生只能顾全最配合的病人,老师更愿意教好会考试的学生,记者只能给出一部分的事实。其余的,都要靠自己,无论你觉不觉得重要,它都很重要。
8/在影片《追风筝的人》里,男主的父亲说:“世上只有‘偷窃’这一种罪恶,别的,都是它的变体。”这句箴言,请谨记。
9/付费墙,不该是媒体的门槛,更不该是读者的借口。如果各位赞成偷窃是罪的话,也理当拒绝免费的、血淋淋的高价值信息。任何一篇有质量的报道或写作,都需倾注无数时间、心血,甚至生命。为作者和编辑的劳动付费,天经地义。幻想免费,无异于认同偷窃。
10/看数字媒体的年订阅费用,《纽约时报》96美元,《纽约客》99.99美元,《经济学人》275欧元,《华盛顿邮报》需29美元,财新网498元人民币、FT中文网258元……这点钱,够三四个人一顿饭,或者一条香烟。
11/对《环球时报》的不信任,不是天生的,是对传染病或者垃圾食品的简单反射。不然,它为什么会阉割一篇外国同行的报道?
12/越有价值的信息,越要花钱花时间。能轻易得到的,或者轻易读懂的,都是无用的口水(包括本文,除非赞赏)。
13/远离垃圾信息,拥抱有价值信息。花点钱,买点自由。
作者:朱芳文/咖啡爱好者媒体 kaweh.net 出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