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注在学校借回一本故事书，读之前问我要了一张书签。他读了两页之后，就把书签插上，然后去客厅转上一圈，回来继续读。又读了两页之后，再把书签插上，出去又转了一转……如此反复两三趟，一本书也看了一半。
我注意到，朱注每回看到那本插着书签的书，都是一脸很享受的表情。而他从书里取出书签的姿势，让我想起王宝强在《Hello!树先生》里的经典动作：左手从左侧伸出，在天空中划出一道僵硬的弧线，最后停在半空中……我初来上海的时候也是如此，遇到要交流的场合，双手不知道要放到哪里，大多数时候，以右手放到脑后做摸头状结束这种不安，似乎所有的紧张都要靠这个动作来舒缓。
我觉得朱注多半是有点紧张。当然本质上与我不同。其实，重点我是想说说我。
与树先生一样，来自农民的卑微心理，还有一种我深深反省最后确认坑害了我们家人很多年的面子问题，混合在一起，全靠一种如今看来奇怪的、莫名的、不可控制的肢体语言来做一个辅助的道具，就像一个被截肢的残疾人离不开轮椅那样。在很多时候，当我要面对陌生与恐惧的时候，总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划出一个自认为比较安全的距离或空间，以掩饰自己的懦弱与无奈。
我说这跟贫穷有关。而贫穷的根由又是什么？可能正在于不愿意承认“贫穷”的面子上。穷人们总喜欢说：人穷志不穷。话没有对错，但人的理解总是在出错。志不穷的人往往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喜欢折本倒算，喜欢把该得到的没有得到错看成吃亏是福。为了争一口穷人气，进入了一个负负循环的怪圈。
就算是如今，我可能已不习惯再做这样的动作，但我依然还有那种不安和紧张。只是换了个方式，比如沉默或者微笑，用一个看似优雅的不给人疑惑也不教人同情的表情替代了而已。那些东西在骨子里，甚至要遗传给下一代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会误读我的孩子。
但有一点，是会有朋友与我产生共鸣的，那种农民独有的卑微的肢体动作，除了获得同情之外，更是保持所谓尊严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也不是坏事，起码是个希望。
如果还没有理解我说什么，就看看这部电影吧，它也许能说清楚。
70岁的鲍勃迪伦今天会在上海，之前我犹豫过该不该带朱注去膜拜下，票价也不算太贵，但犹豫之后，还是放弃了。一想到闹哄哄的人群，我就会受不了，他们对鲍勃的热爱一定超过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