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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已100多年的法国《回声报》近期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称有49%的法国人认为自己是穷人或正在变得贫穷。这是当下法国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普遍认知？虽然去年有数据统计，法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都达到了3.1万欧元。而那个时候，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刚过1000美元。

如果拿中国农民来比较法国农民一定是自不量力，甚至，我也不确定在法国，农民到底属于什么样的阶层。不一定会像我们这边的农民那样没地位，等着国家扶持接济吧？就算我错误的用中国人的认知去理解法国，但有一点还是能明确的：整体来看，法兰西人比龙子龙孙们有钱的多。

不过，在央视上的中国，国民的幸福感却是空前高涨，这让我有理由相信，贫穷与幸福是可以被分割的，就像我们神奇的友邦朝鲜那样乐观。换句话说，中国人不会因为贫穷而觉得不幸福，法国人也该不会因为贫穷而失落什么。从这个角度去看，《回声报》大可不必担心什么。

至于幸福感，有朋友告诉我，“庸人自扰”是不幸福的根由。但我悟性低，对“扰”的程度拿捏不准。是担心有了上顿没下顿？还是说投资10来套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要如何协调银行贷款才算自寻烦恼？我这样的庸人不晓得多不多？

或者国人的幸福感来自羞耻心？我理解的羞耻心，不大适合在这里讨论，谁还没点不堪回首的过去呢？这种“过去”，其实不是已经发生过了不可改变的事，而是一种善于“遗忘当下，以为一切都会过去”的本领，因为面子问题，又倚仗中国人特有的善良，将刚刚发生的痛楚轻易的压住心底。这时若走过来一位央视记者，那面容自然也是一副善良，口里会痛快的回应：我幸福的很……

这种对现实的暧昧，是新闻里每天都发生的，多多少少都在提醒我们，这依然是一群孱弱的、不敢正视自己的、自卑又自私的人，这样的人，与他们谈任何感觉都是奢侈或庸俗的。不是吗？

甘肃某村的一段围墙，近日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延伸阅读），大家都想讨论：谁在遮谁的羞？

与同为欺上瞒下的面子工程相比，遮羞工程要低调的多。一个县城盖一座有八个白宫那么大的政府办公大楼必然招人非议，可要是花点钱去建段围墙将某些“不雅”的地方圈起来，让领导们眼不见心不烦，似乎不该有什么争议。

之所以低调，在于它于上于下均无直接利害。对下而言，只是一个空间的隔断，老百姓依然过自己的日子，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必然也是如此，不等不靠不拿不要，正是老百姓的本色。对上而言，谁都更喜欢被修饰一新的新社会，至于是否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是少想为妙，和谐才能共荣。这上上下下，已不必关联，呈现出一幅被割裂的松散形态。

另外，从今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发，遮羞也是一种“理性”诉求。在张兰国籍门事件中，我们看到精英的分裂模样：一边在国内赚钱，一边又变换身份逃避应尽的责任，一边还大谈爱国主义。他们依然在代表着人民，只是到底用的是哪一种身份呢？更可笑的是，此事此人居然能让部分同胞认为“情有可原”，实在是理性遮羞的“成功”案例。

岂止是立在路边的墙？诸君去看看各种统计数据，对比下现时生活，是不是很难有勇气去质疑什么？瞧，这件皇帝的新衣，罩着的已经不止一人。

也许，我们只是用各自的方式遮自己的羞而已。

最近，有一些上海人称我们外地人是“外地蝗虫”，因为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侵占”了他们“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利益。对此，我个人表示很遗憾，因为我们，本地蝗虫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实在是显得我们不够道德。

比方说，我家小孩在上海读书，不是因为我连续缴够多少年的社保，而是靠着拉低本地孩子的人均教育水准而得的一个机会。我能理解这种“侵占”，原本可以吃30元的商务套餐，如今只能吃10元钱的路边摊，任谁也不好接受，对吧？……那谁能告诉我，过去的30元都吃了些什么呢？又有谁能告诉我，我们这帮外地蝗虫缴的社保在为谁服务呢？

我曾试图理解，那种因为出生地而有的优越感是什么样的一种快感，即便是说一句“阿拉上海人”都能令自己陶醉半天，那种感觉应该很棒很美妙，我猜。我也期待自己说“我是东至人”的时候可以更骄傲一点，但心底里却在告诉自己别那么肤浅，毕竟东至不是上海，对不对？或者还是清楚的明白：谁他妈在乎你是哪里人，你有价值才叫重要！

人该被分类吗？也许希特勒没有这样的疑惑。血缘？种族？地域？无论按哪一种方式区分，一定都会有个高下优劣，结果必然是对立与偏见。今天，你可以区分外地人与本地人，明天，你就要区分精英与垃圾，后天，后天你恐怕就没机会参与区分了。

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很有限，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这十多年来，我生活的状态也不算好，但并不渴求得到什么意外的东西。这也是大多数外地人的心态吧。我知道这只是为了生活，像是一种交换，用青春，换一碗可以吃的饭，用努力，换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有什么错呢？难道本地人不需要这样做就可以享受生活么？

荒唐的是，大家都在辛苦谋生，但却不习惯彼此信任，甚至彼此攻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我实在想不起哪位名人说过这句话，看到被网友翻出来的一段视频，张兰女士信誓旦旦的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在脑子里充满疑问：是谁教她的呢？

当然，那段4分钟左右的视频，我只看了不到2分钟便关掉，看着又一个道德表演家在出演成人道德情操片，一件一件把自己的衣服褪尽，任谁个正常人也无法忍受下去。

我问谁教她如此，其实也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换我，看起来有钱有地位，在今天的中国会不会考虑移民呢？虽然这个答案回答不了我的疑问。说假话，敢说假话，而且能把假话说给全天下人听。若不是有人教她，她如何能做得出？

诚实一点来说，一个人选择留与不留，只是他个人基本的权利，没什么好讨论的。一个游戏选择哪些人用哪些方法去参加，也是这个游戏的规则而已，更不用多议。人生长恨水长东，众人一时看不透彻。唯一遗憾的是：做人不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罢了。

我听过一句话，说无产者无国。我分不清这话的对与错，要知道能分出对错，对我们这些小民来说重要的很，是方向性的问题。但很明显，如果有产者如张兰们也无国的话，留给我的不止是方向上的迷茫了，更多了“我来自哪里，要去哪里”的混乱。

小民们整天战战兢兢，混个三五斗米，求个身体健康，图个苦里作乐，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的也多有人在，想必这就是造成如今这局面的根由？如此，他们这些榜样是想要教小民学哪出呢？

话说回来，我还是那个问题，到底是谁教的她？

最近几年，西班牙球员在英超很吃得开，比如切尔西的玛塔、托雷斯，曼城的阿奎罗、席尔瓦，曼联的德赫亚，还有我个人很喜欢的阿森纳的阿尔特塔和卡索拉。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估价，现正在英超混迹的主要22名西班牙球员总身价可达4亿2350万欧元。若按我朝的风格，人才输出一定要算在GDP里头。

这项估值虽不是真金白银，但也是一件值得西班牙人自豪的事情，从服务另一桩生意的角度来看，也为“新西班牙人”的荣光加分不少。

有媒体报道，西班牙政府计划向购买价值16万欧元（约128万人民币）以上住房的外国人提供居留权，以帮助削减过剩住房库存。该计划主要瞄准中俄市场，预计将于未来几周内获准。据称，西班牙住房为私有产权，无遗产税，外国人买房后，家人可在西班牙居住并享受当地人一切社会福利。

以不到130万的价格，在上海是要被赶到外环之外的。但在西班牙，这样的价钱可以买到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虽然并不清楚具体位置是不是也在马德里的八环、九环之外，但想一想，这个不到5000万人口的“小”国占地居然超过50万平方公里，买在哪里都是一片开阔吧。

单纯算价格，也许还不能打动国人。但对于热衷于足球的球迷来说，实在值得深思熟虑一番。这应该是一桩好投资，不仅仅是因为皇马、巴萨。仔细打打算盘，买了房子，全家移民西班牙，面子有了。再把孩子送到当地足球学校，拼着命熬进西丙、西乙，运气好的技术不错的，找个靠谱的经纪人混到法甲、德甲、英乙，运气不好的技术不济的，随便找个人就能往中超送，当年的投资也就全部赚回来了。

有人问了，孩子大了，进不了学校怎么办？你怎么就不开窍呢？你是西班牙公民了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有木有？大不了多花点时间等着呗，国内买房熬个20年不也熬着的嘛！

1996年，Panda熊天平与上华唱片签约，如愿由一名音乐爱好者成为正牌歌手。在这之前，是长达八年的辛苦等待，这令Panda备感折磨。所幸，隔年发行的大碟《爱情多瑙河》大获成功，之后的四年里，Panda更是一口气发片11张，获奖无数，数十首作品被万人传唱。

其中，《火柴天堂》是Panda不得不提的经典作品之一，它讲述着一个关于流浪、迷茫、等待及哀伤的主题。借由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背景，Panda将自己在音乐路上的各种遭遇统统倾诉（也有媒体指出，《火柴天堂》是Panda特别为一位华年早逝的知己而作—-在车祸中丧生的表弟—-以寄托哀思）。

当然，你知道的，我并不想探讨音乐。贵州的五个孩子肯定能让很多人想起这首歌。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想的，能做的，又能是什么呢？

16日早晨，贵州毕节有五名流浪儿被发现死于街头垃圾箱内，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约七岁。经当地公安部门初步调查分析，五名流浪儿可能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媒体还指出，15日，毕节当地最低温为6度，当夜曾下毛毛雨。

媒体也有“详细”报道，但不忍多看，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喉舌而已，做不得大脑的主。通过其他渠道发出的声音，有一些可实际操作的办法，比如为流浪人员捐衣过冬。也有一些除了表达愤怒别无他用的倡议呼号，比如惩戒贪腐、建立救助机制等等，但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有一些附带条件的虚伪的人道主义，比如说名人赵丽华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的“转发微博捐款”活动，一个“腾讯微博转发有效”的限制让我对所谓“公益”又多了一丝不屑。

庆幸的是，无论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好赖不计，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这种悲剧的发生，但大多数人也不得不承认：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已经崩溃，求助与被救助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起事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构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这五个孩子是“谁”？为什么会流浪？谁该管这种事？怎么管？

难道说，这个世界或有自由，若你只是为了活着，也许没人管你。有人说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比如Panda因为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但放在此时此地，会不会想说：活着就好。梦想虽然可以让生活发亮，但却不能延续生命，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于是，众人感叹：“孩子，愿天堂里没有寒冷！”一句善意的、更多意义上还是为了安慰活人的、看上去能让逝者一路走好的祝福！

实际上，不止这首歌，我能想起的还有何勇有一句歌词：“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杜甫也有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世界似曾相识吗？比之20年前如何？比之1250年前呢？仿若重演！

今年5月，因炫富闻名的“业余”模特郭美美驾驶的玛莎拉蒂，被中粮集团所有的一辆奥迪车给撞坏。随后，郭美美获赔修理费、车辆贬值损失约60万元。一起普通不过的交通事故，媒体缘何会大肆报道，生造出一个网络热点事件，让公众再次沉浸在全民娱乐之中。

这样下去，媒体实在没资格得到尊重，没有基本的新闻价值观，没有自己的报道原则，更谈不上对社会舆论引导的责任心，浮躁的流量换来冷漠的广告，留下麻木的知觉在空虚的社会躯壳里打转。

我对“红人”向来厌恶，各种微博或网络红人，无非是广告公司炮制的一个符号，一个诱导全民通向某种利益诉求的恶俗通道，在这条路上，拥挤的不是我们被娱乐的好心情，而是一群找不到北的、丧失思考力的、甚至显得弱智的行尸走肉，像信仰赶尸人的符咒一般，蹦蹦跳跳，煞是精彩！

普通人做孙子是迫不得已的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倒也可以理解。但你一群媒体都做那没来由的龟孙子才愿意做的事，实在与你的声名不符。求求你们，你们就装次大爷，报点我们竖拇指的事情吧！

有统计数据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中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

过劳死不是病，但流行的很，生活压力果真需要这么大么？有没有科学家、哲学家给出其他的依据来好让人觉得这生活没那么糟糕，比如说大自然被破坏了人的身体就变差了？或者说占有欲强了，便收不住性子去糟蹋这爷娘传的身子骨了？

我想不出哪怕一条理由去迎合这个流行病。从积极层面去看，过劳死的人多半该属于上进者，死的悲壮，但不合时宜。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基本逻辑都没搞清，就无谓牺牲，这算是给有特色的市场经济添砖加瓦么？

我得解释下，这个标题并没打算对这被归类的60万逝者不敬。其一，我怀疑这种归类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如何判断这些人的死因？其二，我不相信“过劳”是一种美德，值得用死去捍卫；

当然，也许像我这样懒惰的人，是无法理解过劳者的逻辑。我无法理解一个创业者从凌晨1点到4点一直活跃在网上，到了上午9点又能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因为我不欣赏“加班”的表象只是为了做给投资人看。我无法理解某个网店店主24小时甚至48小时不下线，仅仅是为了多卖三五斗，因为我掌握不了透支和预支的度。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注定没法过劳死，要死也是懒死。虽然我每天也没睡上几个钟头。

我已经不记得《丰乳肥臀》的细节以及何时读过，尽管我能偶尔想起《白鹿原》里的那颗黑枣来。莫言得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诺奖的高额奖金实在是令屁民仰慕。说句不见外的话，莫先生不打算捐出来搞搞公益么？

这一周来，都是12点之后睡的觉，除了抱怨睡眠不足，也想了解过去规律的生活究竟是被什么给带偏了方向？或者只是我缺乏必要的适应力？唉，我不再像小强哥那样坚强了么？

这段时间里，漫修她爸忙着去佩服鲁迅，我忙着在微博上找点乐子，我们都是在生活里清净不得的人？或者只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做着类似的事情，在某段自己无法表达的文字里寻找一种共鸣。

我说我与莫言先生也是有共鸣的，起码拿到手里的东西若轻松放下来便不容易。更何况当初拿起时也有那样的难。我在书报摊上看到最新一期的《外滩画报》有对莫言的专访，标题似乎关于写作。有点意外的是，这一次，我没有买。我带走了一本有扎克伯格专访的《商业周刊》。

大家都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莫言会成为一个符号，但受益的或者是整个中国的主流文化人，莫言身上的标签，会被大伙一个一个的复制；莫言先生的言谈举止，也会被大伙一个一个的传诵；甚至连莫言先生的作品，也要一次又一次的被印刷，好让大伙看到认同感和自豪感；然后会是各种学习班、讲座，由莫先生冠名或联合署名的各种文学奖。很快，莫先生会超过胡适、鲁迅、矛盾、路遥、陈忠实……或者早已超过，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将看到这种超越，多少会让人感叹“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写文字的有一个好处，就是摔不倒。除非被方舟子盯上，大多数时候，是相对自由的。如果你愿意抄抄写写，歌功颂德的话。但哪一朝又少得了这样的文人呢？

不过，做明星最大的一个坏处，就是迟早会跌倒，少有出现善始善终的。所以，明星式作家的最终归宿便是虚名多几分，才气少几斗。

如此，难有不同情的成分在这篇文字里的，酸气中不乏真诚就是了。

今天会有点尴尬，对我来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并不有趣，可生活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或被选择，眼光总要往前看不是。

说点好玩的，昨晚看了一段视频，司马南“老师”在海南大学被“不怀好意”的学生扔了次鞋子。我的反应与胡紫薇老师差不多，真可惜了那双鞋。要知道我上次听过被扔鞋子的小布什可是个人物，有些小角色就这样翻了身实在是败了兴致。

也有人叫嚣，说司马先生被扔鞋就是被暴力。我倒觉得爱因斯坦先生的相对论在这个时候可以派上大用场了。扔鞋本身也许是暴力行为，但要看扔的对象是谁。你总不该去烧一盘红烧豆腐去抗议什么吧？周星星先生可以试试在电影里加上这种桥段。

哦，忘了解释扯爱因斯坦出来有什么意思，我想说，鞋子与主子的关系呈正向，鞋主人的身份越高，鞋子的权力也会越大。你个小穷秀才，没拿鞋子踩你脸上要钱要命要前途了，你还扔个什么鞋子砸司马呢？

对鞋子来说，主子是个好东西，有时候死得其所，有时候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