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娘意指用粗俗的话去骂人。这种解释蛮有趣，我很少听到骂人骂出高雅意味来的。
最近有广东的开明官员肯定了群众愿意骂娘是件好事，他说：“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其实也可以反过来问下，为什么领导要发脾气，要骂娘呢？归根结底一句话，领导也是人。
该官员的意思很容易理解，老百姓愿意抱怨（根本谈不上骂娘），是因为对当政者还有期望。比方说我要投诉某某医院见死不救，控诉当地主管卫生的领导玩忽职守，这算是骂娘呢？还仅仅是投诉呢？
正当的投诉未有合适的渠道去承接，而试图跨越着去接受“骂娘”就显得那种包容多不合适，无论是骂的人还是被骂的人，占理的人总要吃更多的亏。
按国人的习惯，输事又输理真正窝囊的很。
说素质很重要，有人不信邪，偏偏把微博当作邮件来玩。老话说，没吃过猪肉，也该见过猪走路，可是某局长这边吃着猪肉，另一边不相信猪会走路。近日，江苏溧阳的一位局长微博直播与情人开房全经过，让屁民大跌眼镜。
有一点似乎不需争论，抛开这位局长的身份不提，单单就调情工具而言，QQ、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甚至微博都已经被情种们利用的非常到位。一则说明大家与时俱进，二则也意味着情种们不在拘泥于花前月下，所谓处处有情处处调情。
在“有钱便有一切”的观念下，整个社会对小三的态度显得暧昧。甚至在行为上，婚外情也屡见不鲜。在你我的身边，处处可见。
透过微博开房的是不是局长无所谓。透过QQ视频裸聊的是不是街道主任也没关系。于是，全社会来讨论全社会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抛开当事人的社会身份。
但我们似乎有一种倾向，更愿意拿一小部分人来替整个群体抵罪。或者叫祭旗更恰当一些。因为挑出这些替罪羔羊之后，人们还是一切照旧，照样与小三卿卿我我，照样与属下暧昧不清，照样与朋友妻秋波暗送。那部分人的替罪变的毫无价值，只是可怜的无用的一个祭品而已。
全社会都在侥幸，这次捉不到我便是，下次我要更加注意些。出乎意料的是，整个社会的自我防御机能被提升了。
屁民特想问下，这算是笑话呢？还是笑话呢？还是笑话呢？
语出广东增城公安局近日发布的一则《通告》，称“举报者为外来务工人员，成绩突出的，可获‘优秀外来工’称号，给予迁入增城户口。”意思是说，举报老乡，就能给办户口。
我宁肯相信这是增城公安局的文字组织能力稍差了点，也不愿意相信鲁迅笔下的事件再次重演。1930年前，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记下：“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
如今，同是老乡，则要被互相告密。同是中国人，则要以办户口相诱惑。同是生命，却要分个你我高低优劣。
芳文觉得自己能做的好事不多，但最起码有一条，昧良心的坏事绝对不做。也许这一条已经够了。你觉得呢？
《北京日报》有评论指责当下媒体更喜欢“情绪表达”，而非客观理性的表情达意，并警告情绪表达很伤人，一来放弃了媒体责任，二来更是破坏了社会信心。
乱扣帽子是媒体的通病，可以理解的是媒体总得找一个理由去指责社会（包括媒体本身）。如果论据也足够充分的话，人们还是乐于相信或暂时相信或从中得到一个思考的机会。如果结果也只需要这样的话，媒体“哗众”之本性无从改起，也无可厚非。
指责谁或者赞扬谁，是媒体习惯做的，甚至成了业务模式：树立观点—-寻找论据—-去证明。无论是在何种地位的媒体里，也总是由一个单个的人去完成这种看似公平、客观的指责和赞扬，尽管社会允许，但扪心自问，你们做的真的没毛病可挑吗？
我想起许三多在《士兵突击》里责问队长的一句话：“你很在意你设计的那几个小时的经历，但你不能体会在那之外的大半年时间的其他经历？”媒体很在意自己的文字或认知，但也习惯回避事实。对那些与你论点不合的事实，总是视而不见，或者总是看重自己认为的对与错。要知道否定本身也是一种否定。
大众媒体不同于个人博客，在这点上，个人博客就自由的多。我更喜欢“情绪表达”，因为博客是没有设定读者的，博客能够提供的，只是一种认知的交流。是给世界提供一个看我的机会。
很明显，媒体需要忘记我是谁。
语出当下流行的电视节目类型，比如正当红的《非诚勿扰》（江苏台）和《中国达人秀》（东方台），以平民的非角色表演，来试探人们的伦理底线。
真人秀的红火来自人的“偷窥欲”，试图对他人生活的观察以完成对自我的精神期许。在低档劣质的真人秀节目中，你会更容易发现这个本质。
以江西台的《金牌调解》为例，节目本该通过当事人先陈述事情因果及当前困局，由观察员抒发围观意见，最后由调解员提出更加合适的办法，以解决当事人的实际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实际问题”的节目原则才能帮到当事人，同时也更符合社会伦理的需求。一旦观察员和调解员将自己当成审讯囚犯的陪审团或者法官之后，这档节目就彻底被娱乐了。
不过，在芳文看来，真人秀也是了解民情的一个好方式，你不可能很理解社会总是充满意外的。因为你可能会从中恶意的获得某种满足，看着别人的不幸，没有自省的同情就显得假惺惺了。
《纽约时报》对药家鑫执行死刑一事也有报道，该文提到国人对此案的看法有二，一则如我等屁民鼓掌欢庆，说什么这是法治的胜利。二则如那些理智的精英派略带不屑，将药之死归罪于网络暴政。对于这两点，屁民都有意见。
其一，如果说有法可依、有法当循是正常社会的正常事的话，哪里会有人对法治的胜利保有额外的惊喜？或许该文撰稿人还停留在70年代的中国。对此，我更愿意说，药家鑫的死是对“有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富人意识”的纠正，与法治本身的关系不大。屁民的焦点也从来没停留在法治层面。
其二，国内那些自诩理智、清醒的精英派，将他人的伦理观念强行提前与最高文明接轨，而将自身的伦理观还紧紧的绑在裤腰带以下。所谓的网络暴政，不过是他们对民意的一个曲解和掩盖，为什么要曲解？又试图掩盖什么呢？
首先，这帮围观者们早已习惯了站在远处指指点点。我们只要稍许注意下这类或那类新闻，受害者往往来自与精英无关的另一个阶层。精英看屁民总是居高临下，就好比站在岸上的人抱着双手对在水里挣扎的溺水者做一些仁慈、清醒的提示……但是看官们，如果你不能立即施以援手，我就只能祈祷下一个落水的是你。
至于群体暴政强于个体暴政，精英们防患于未燃也不算过分，但在连基本保护能力都没有的弱势群体身上加之“暴力”色彩，除了栽赃嫁祸之外，更是将屁民当作异类打压。可恨的是，精英们的强盗逻辑稳居上风，精英暴政已然流行，屁民们却浑然不觉。
FT中文网昨日（5月31日）刊发了一篇令人头疼的公关稿，称某网站为中国富人的社交网站，有宣传造势的嫌疑。但它是否就是FT式的判断？或者仅是撰稿人出于对互联网的肤浅认知而被故事叙述者所忽悠？总之，这个平庸的所谓“富人社交网站”创意本身，让我很不舒服。
令人头疼的本身，在于FT不该放弃自己的格调去做这种庸俗的报道。虽然来自一位比较资深的撰稿人，但很显然，FT的读者对任何事物都该有自己的判断。
或许，“阶级”这个词确实令这个社会“激动”不已？！
我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只服务于商业利益，将社会以阶层量化区分，并用一个标准（比如说月收入8000以上）作为门槛，一来符合国情民情，二来符合客户心情。于是，举国躁动，商业繁荣……可怜见会有多少人受益于这样的一个谎言，又有多少人受害于它的真实。
这个谎言来自于大多数人的真实处境，我们对于收入及消费的支配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看“别人的需要”（比如为了面子的房子车子）或“商业的需要”（比如为了占便宜的团购）行事，只是我们都不在意而已。
记得《彼得原理》里有过表述，当你被抬上一个超越你的能力的位阶的时候，你将不会胜任。如果说中产也是一个位置，当大多数伪中产或者准中产被抬上中产阶层之后，他们将疲于奔命，用明天维持今天，用今天维持昨天，那是荣耀，也是包袱。
当然，如果他能不在意位置以及能力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件好事。
每天的新闻几乎都令人咂舌，各类问题扑面而来，大家最后会问这个社会怎么了？好在有人指点“不是社会怎么了，而是我们的资讯越发发达了”，将一切责任推给了传播业。
他们的逻辑是：资讯发达，意味着你可以以更少的成本了解更多的资讯，更多的资讯意味着更多的惊叹，而更多的惊叹到最后又转变为对社会更多的质疑，似乎一切都是资讯发达的错。
如果说传播业还停留在远古时代，那么停留在媒介上成为资讯的故事就不会发生吗？显然，我们是在掩耳盗铃。
即便只说那些让人质疑的部分，假设它里面传达的都是社会人做错的社会事，如雨润将过期火腿回收处理的丑闻，IMF总裁卡恩强奸妇女的花边……一件错事与一百件错事的区别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吗？
传播业者不断的将各类消息悉数发布，无外乎想“于个体要做法，于整体里要想法”。尽管有时候有所偏离，但总体来看还是值得尊敬与肯定的。起码，你有机会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至于你的思考是积极的还是逃避的，确实不是他人能够决定。
但现实的情况确实让人有“新闻恐惧”，确切的说，传播业也有错，错在媒介发达的今日，还是用传统的思维一股脑儿的将资讯不挑不捡的在各种媒介上发布出去了事。受众长期处于接受状态，必定要对新闻出现的高频率有所恐惧。
或者，传播业的经营者应该冷静思考下那个基本的关于“找对人说对话”的问题，让受众从被动到主动，或可助于消解“新闻恐惧”的压力。
语出“河蟹”，谨以此篇悼念又一家可能已被河蟹的网站及无数家已经被河蟹的网站。当良心与责任心需要付出额外代价的时候，悲哀的人一定不会觉得羞耻。
和谐，意指“使和睦协调”，词出司马光《瞽叟杀人》：“所贵於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
司马光提倡的是“百善孝为先”，也对也不对，尽孝必然使得家庭和睦，但“家和”不一定能“社会和”，如果不能正确的看待“别家的和”的话。所以我更喜欢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解释，也就是说，和谐就是包容异己，允许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行为存在。包容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但今日之社会，河蟹横行，肆意践踏民意，甚至让我等屁民，不知民意何在，将原本属于大家的声音变成一个个无力的呐喊，成了一群被割裂开的精神病人。无语的围观者和失语的呐喊者隔着高墙，对空长叹。
芳文点评
墙外花开墙内烦
河蟹翻墙为谁忙
始皇功劳大过你
仓颉岂容尔猖狂
看过《暮光之城》吗？可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僵尸都会像卡伦医生一家那样与人为善，起码美国政府不相信。近日，美国人得到了政府发布的一份僵尸预警指南，被告诫如何面对僵尸。
也有媒体指出，这份写在官方网站上日志里提到的具体应对措施与面对飓风、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等有类似的地方，无外乎准备好充足的食品和水、规划好逃离路线，到僵尸找不到的地方等等，让人怀疑是不是用错了词？有与僵尸类似的其他词吗？
日志中还提到“僵尸风靡流行文化”，我不是很理解，对照全球各地的僵尸题材影片，似乎又有点懂，或许，僵尸是一种发泄方式？总之，我不能以中国人的思维去看待这件事情，据说美国可能有1/3的人迷信鬼魂。
但中国也有人信，只是大家不说出来而已。因为只要你稍一表现，就会被讥笑为封建、迷信、旧社会的残毒。甚至还被打压、围攻。瞧，这社会的素养还是少了点。
最近在广东高州某小学，就发生了两任校长请风水师驱鬼的新闻。起因来自两起该校学生在校园外遭遇的不幸。校长“为了学生好”请来风水师驱鬼，结果却遭到了媒体及围观者的一致谴责。
校长的初衷是善意的，看风水是实现其初衷的方式之一，有何不可？南都的记者甚至还去追问这件事对学生们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位记者的脑袋已经被各种科学洗了个干干净净，却忘记了玄学也是门学问。
从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就来自于某种压抑。包容（而不是迷信）鬼魂的人大多是出于对灵魂的敬畏，而这种敬畏，可以让人摆脱莫名的压抑。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鬼魂这样的事不存在，说一说或者去做一做，又会对社会有怎样的危害呢？
但很明显，记者们需要的只是谴责，而不是带有包容精神的批判。
很多人都喜欢质疑明星，是因为明星也是普通人，卸掉他的华丽外表之后，甚至他连普通人都不如，正是因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他才会被人质疑，而正因为他是明星，他才有被质疑的机会和可能。
微博上流传这么一段：
@东西网：【@郎朗：我凌晨五点练琴】郎朗九岁那年，老师说他没天分，他爸爸听了让郎朗去自杀。“他说：‘你别再活着了——所有希望都破灭了。’” 爸爸递给他儿子一个瓶子，说：“吃了这些药！”郎朗不愿看到他，跑到阳台上，爸爸就高声叫道：“跳下去，摔死你吧！
围观者褒贬不一，大多还是感叹其父的教育方式。我则认为朗朗本人在说假话。自然，我是从一位父亲的角度去存这个疑，也找不出其他论据。但一想到诸多明星为了给自己编织一个与众不同的光环，什么样的故事都编的出来，我也就更加“确定”了。
这次，英国又传来消息，传朗朗周日将在伦敦举行个人音乐会，其中有一个设计，将有一百名年轻人同时弹50架钢琴。朗朗对此的解释是，希望借此举为孩子们带来灵感。他认为这也是一种荣誉和责任。
我没有理解荣誉和责任以及音乐的灵感之间的关联在哪里？或者只是一种牵强？或许朗朗觉得，这一百个孩子能够与朗朗同台演出，就是他们的荣誉？鬼才知道呢？如果我是那个孩子的家长，我更关心的是，他能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而不是他与谁同台演出过。
从这点，也能看出朗朗的浮躁。《独立报》刊文指责朗朗“总是为了效果牺牲意境”。更多的人还是认为朗朗是一名音乐家，但身处浮躁而又狂热的社会，他已经不能自拔。
无论如何，说故事的人与演故事的人很难统一在一起。朗朗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若干年之后，真希望有人还记得这个家伙。
天秤座的陋习，看不到帅哥美女就会很难受，看不到有特点的人也会很难受，没办法用最短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更加难受……总之，我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某个活动失望的很，当然，如果有下回的话，我还是一名站长吗？好问题留给自己。
业余的时间，我成了一名站长，算是个人对于互联网的一种接触。让资深网民们听来可笑，别人玩到不想玩的社区，你捡起来当个宝。别人都在思考着怎么用一个小创意去征服大世界，而你还在想着新闻该怎么才能赚钱？
别人都在做的事，我真的做不了。
我仿佛来自上个世纪的90年代，太过迟钝的思维与我狭隘的个人认知相互挤压，这就是我无知的根。我对好多事情都是无知无解，“我以为”与“我见到”的差距太大，只好全凭想象抉择。
我好像是看见一帮农民进城看戏，城外有某人叼着一根劣质香烟，对着后面的家伙们大喊：革命还未成功，兄弟们继续努力。结果依靠着后来者的推力，让这家伙进了城。这个时候他又开始大喊，我们要坚决拥护戏园子对于入场观众的限制，大家要理智的对待看戏这件事啊……
我以为草根创业的过程是通过独立思考而实现个人价值，但没料到会遇上农民进城。我以为草根就是一份淡定的态度，但没料到只是在路上的遮掩。
于是，我就想着，下一次，别处，我只想见到帅哥和美女。
诗人苏菲舒在一次诗歌朗读会上，一脱成名，世人开始关注他为何要裸体读诗，大多都是臆测，无非与名利有关尔。虽然诗人可以证明诗歌与裸体并不矛盾，且有依存的可能，但世人哪有那么多的想象陪你去玩。媒体没法说到清楚，因为媒体人不懂诗歌。
而大S最近在婆婆张兰到台湾休假的当口，被媒体爆出早些时候的香艳床照，引得张兰又对着媒体发飙。前几天我看到李敖大骂张兰，还觉得李敖就是一个流氓，现在看到张兰，不过多了一个泼妇，流氓对泼妇，旗鼓相当。所谓豪门，不过是一个标签，豪门泼妇，更具看点。话说回头，大S还需不需要靠曝光这些香艳照来维持生计，还真值得媒体注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未必。
前几天，微博上传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嫖娼被抓，少林寺官网赶紧辟谣，新闻通稿到处飞，比如中国新闻网、新浪网、斗牛士、搜狐等等，一片通稿就能看清一个世界。这么说吧，没有新闻调查的新闻是伪新闻，伪新闻也如裸体男女，当它一丝不挂的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却没有得到非议。好比妓女成了名伶。当年的小阿妹，你今天在哪里？
再谈成力。57岁的艺术工作者成力在一次邀约式的封闭展览中，与女搭档在阳台、地下室等地方，以实际的性爱作为行为艺术作品。事后成力接受了警方调查，警方认定其为淫秽表演，被判处劳动教养一年。有媒体赶紧跟上批判这种行为，什么道德、风气等等托词，对比下媒体们经常发收钱的软文，就觉得这世界太过矛盾。说到底，能说话的比不能说话的要好生活些。
不必过多解释这种种事件背后的关联，我是想说在今日社会，我们认知上还是处在一个受限的阶段，公众对于一件事情，能够用来做判断的事实太少，往往只是媒体说公众听，或者媒体说公众不听，除此之外。所以，媒体是不是个好女人，就TM的太重要了！
我对网友们的智慧一向是佩服的，网友说风我就当风，网友说雨，我就当雨。最近，网友们又搞事评了个中国四大逆子，限于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所以，评选自然就从他们当中开始了。
据中国广播网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年届50依然没有一子半女的香港天王巨星刘德华排名榜首，已有20多年没有和家人一起过除夕的“央视春晚小品王”赵本山位居次席，宣扬“儿女不必赡养父母”、呼吁取消“母亲节”的80后争议作家张一一名列第三，蔑视传统、父亲去世而不戴孝的台湾作家李敖则斩获了最后一个“逆子”名额。
媒体还说，围观的网友们对此评选表示“基本在理”。也有一些记性更好的网友对曾放言“地震时不救母亲”的网络红人范跑跑的落选表示质疑，纷纷认为范跑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逆子’，漏掉他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从范跑跑的落选，其实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娱乐至上的社会，传播及娱乐将决定成绩。而“真正意义”实质上则是一种讽刺。
我收集了他们几个的照片，做了一张拼贴图，好让大家一睹“四大逆子”的风采。说句实话，之前对于逆子是痛恨不已的，但今天来看，这些“逆子”还是蛮可爱的。不晓得评选者是不是想颠覆下“逆子”的形象？如此，这又是虚虚实实的一个玩法，估计会有不少小朋友上当受骗，希望不要害了他们才好。否则等下一代都以“逆子”做偶像时，该郁闷的人就是我们了。
我觉得一切都还在默多克的许可范围之内。
新闻集团的总裁Chase Carey近期表示，今年2月份上线的《The Daily》，在ipad上已有80万的下载量，“是目前下载量最高的新闻应用程序”，而且《The Daily》将会应用于其他厂商的平板电脑上。但新闻集团并未透露具体的付费用户人数。
暂时我还无法参考免费的CNN、BBC、或者FT来比较《The Daily》有哪些不同，在我的ipad上还不能找到这个应用，可能与它只面向美国市场有关。如果有的话，每周接近7元人民币的费用看上去跟买一份《东方早报》也差不多。除了语言之外，我会是它的潜在用户。
可以预见，无论《The Daily》本身是否会成功，默多克都是赢家。如果有人付费，媒体才会有希望。不过，媒体如果想有大收益，必须得有高付出才可以。
据说《The Daily》已经在第一季度投入了1000万的真金白银。这点付出就有了个参考。康泰纳仕集团曾在商业杂志《Portfolio》上花了1亿美金，结果《Portfolio》推出不到2年就宣布停刊。
默多克自然无需理会我这种肤浅的数字游戏，估计他现在想的问题还是那一个：读者会为什么样的内容付费？
对比下国外这些媒体集团和媒体大鳄，国内的媒体和媒体人可能会想点什么？我不知道。
“拉登死了”，最先发布这条信息的平台是twitter，比传统媒体早了20分钟。Twitter上，关于本拉登的消息更是突破了每秒钟4000条。
但我觉得受众喜欢twitter，并不一定就是为了这个20分钟，更可能是因为它的不啰嗦。
受众们只想知道拉登死了没？对这个结果的需求可能大于50%，至于是怎么死的，死了之后会有什么影响，他的死对于反恐的意义等等，应该只有少数人才有兴趣。
如果依次排序，将一条完整的消息当作一篇文章，twitter应该发表标题，电视应该发表引言，报纸应该发表事件经过，杂志应该发表公众评论，博客应该发表个人看法，图书则可以借题发挥，让它变成故事。如此，媒体因为媒介介质而提供不同的资讯服务，看上去该有多好。
可惜，我现在对媒介的认知还肤浅的很，知道这样的定位对于读者而言，可能是一种误导。即便能制定出一个更为合理的逻辑，还是有人会去破坏它，排斥它。媒介规则更多的还是基于道德底线的，甚至，其所有权的辩论在很多地方还没有被明确过，于是说什么都还成为问题的时候，怎么说就不必着急去解决了。
好吧，在这个拉登已死的时候，我不该纠结于媒介或者媒体要怎么做，我该跟着美国人一起高兴，凡是杀人的人必定要被杀，这点我始终相信，而且这点本身无错对可言，但恶人的逻辑里是看不到因果循环，不相信报应之说。我相信，所以我成不了恶人。我更加高兴。
人至贱则无敌！？
这句话最初是从朋友的QQ签名上看到，猜测他不过是不屑一些人的一些行径，万万没料到今天也会借用来发出这样的质疑，如果你也耐心看完这段视频（重点从第16分钟开始）的话。
换一般的农民思维，比如说偷了邻居家的东西，一定会远走他乡，或与邻人通奸被捉，那必定是喝农药决个死活收场。对应到唐骏的逻辑，一切事又会改变，这或许也是城乡差别？
那唐骏们为什么就那么强大无敌呢？
屁民没有他们的逻辑，怎么猜都猜不到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即便是对他们恶意的揣测都感到茫然。想一想这一个是被脱去了新衣，后想一想身后还立着无数个裹得严实的精英们，再想一想这些人之于今日中国的意义，脑袋里就剩下一片空白，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失落就突然发生。
但屁民反思下自己，与其说是唐骏们的强大，不如说是屁民的懦弱。换作是我，确实不敢像女孩那样去质疑唐骏。一来是不想驳了他的面子，二来是怕引火上身，三来对这样做的结果没有期待。
屁民清楚，这三种理由个个无耻，连自己都觉得像是在脱罪。如果人人都像这姑娘，唐骏们就没地方去复制他的成功了不是？
其实，这个社会也不缺改善的基因，但只在暗处躁动，又因为缺乏勇敢和担当而没有力量，甚至看到至贱之人，屁民们还虚伪的拿出礼数去对待，这本身也是一种下贱吧。
我呸！我呸我自己！
不是我一定要为自己的工作找个借口，实在是很多莫名其妙的压力随时就可能到来，让人猝不及防，防不胜防。
美国就业网站careercast.com发布了最新一份美国压力最低与最高职业排行报告，报告显示，媒体行业工作压力整体来讲高于其他行业，其中以公共关系高管的压力最为突出，该网站发行人Tony Lee解释：“传媒类工作非常高压，特别是那些处理危机状况的公关高管、在几无准备情况下上镜的新闻播报员以及在危险环境中工作的摄影记者。”另外，企业高管、广告公司客户主任、建筑师与股票经纪人都属于工作压力高的职业。
我的工作大抵就是广告公司的客户主任，偶尔也会有点公关主管的意味，但总的来说还是混在传媒圈。要与客户搞好关系，要与读者搞好关系，要与任何第三方机构搞好关系，哪怕对方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要他愿意与你的媒体接触，你就得低下头来听他说点什么，无论是讽刺、嘲笑或者善意的批评，你得好好听着。
再或者，你有几个长期合作的客户，你得维护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去年的款子一拖再拖拖上个七八上十次，你还是得笑脸相迎。只要对方给出的理由有点合理，你就不太可能板起脸来做事，否则，花五六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只要5、6秒钟就会断送。你还得高高兴兴的约客户吃饭，高高兴兴的接受他们的意见，总之作出改变的永远是你。
在内部，你不太可能一直跟老板说这些你遇到的各种情况，那可能会被老板视为你的无能。于是，报喜不报忧是职场上的一个特征，总之，麻烦的事情都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
这种压力像山一样大的工作，我断断续续的做了8、9年，应该说已经磨练出来了，至少在性情上，我可以做到柔和、温顺，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我是不是被磨到没脾气了？不再是我了？想到这些，新的压力又来了。
媒体终于兜不住陈光标了，过分的招摇总不是一件好事，在中国人看来，树大招风或者人怕出名猪怕壮，但陈光标估计怎么都想不通，他对媒体那么“好”，为啥就没人陪他继续“好”下去呢？
这也符合了一些“猜测”（在这之前叫做猜疑），但还不一定可以看到结局。好故事喜欢留有悬疑，最后不了了之，观众们已经习惯。原因很简单，新闻在人家手中，人家愿意给多少，要看人家心情。
无论怎么算，媒体前后都占尽便宜。风光的时候，跟人家分肉吃，不好的时候，就把人家当肉吃。陈光标们原本当媒体是个屁，结果这个屁来了个无间道，“爷高兴啥时候用啥战术来玩你都成”。陈先生知道结果一定这样，当初那些个秀如今是该当个梦呢还是当个屁呢去忘记？！
过去媒体不说，我一直很“猜疑”，现在媒体说了，我反而很“同情”陈光标。先生们，媒体就是一个黑社会！不黑勿混！
WSJ报道，成立才三年的新闻网站Propublica今次二度获普利策奖。Propublica主要靠慈善赞助运作，专门从事深度的调查报导，许多采访成果会分享给实体媒体。去年，他们与《纽约时报杂志》一起分享了“调查报导奖”，今年又独获“国内报导奖”。
这等荣耀让人羡慕嫉妒恨都来不及，或可模仿它做点什么，好平复下自己的虚荣心？我在揣测如何做出一个中国版的Propublica，当然，我的合伙人必须有能力搞定各类繁琐的手续才行，虽然这个也不是绝对要做的事。
简单来说，做Propublica需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聚集一批有理想的新闻人，使其义务供稿或采取得到某种资金协助雇佣最好的新闻调查记者；第二，与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媒体合作，将自己定位在专业的深度报道提供商这个角色上，与其分享报道；第三，采取收费阅读方式；
很明显以上这几件事都不好做，也做不好。有理想的新闻人很多，但有共同理念的该怎么找到？有影响的大媒体多，但不重商重利只重内容的都成追忆！愿意付费的读者也多，不过，与其花钱买你一两篇新闻，不如好好的看看CCTV一团和谐比心里憋屈要强太多。至于那些繁琐的手续，更是一根缰绳，让你往东，就不可能往西，你怎么可能会绕得开？
于是梦醒后检讨自己，所谓的理想和抱负大多来自我的这种虚荣、嫉妒和占有，但也源自某种天真，对于环境和周遭的认知落差，让我习惯于白日做梦，只是梦醒时需当醒，不沉溺就好。
谈到赚钱，肯定不是再说我，虽然我没有叫穷过，但说实话，也没有赚过什么钱，与现在的遍地富贵相比，我混了十多年还是一无所有，这简直就是在“犯罪”（就连这句狠话，也是一个好友与我分享的真言）。但无论赚多赚少，赚本份钱这一条却是我的原则。
这几天在公交车上注意到一则广告，由国内体育名人郎平代言的一个保健品。看着已老去的郎教练大言不惭的说自己还是当年的那个铁郎头，用以吹嘘产品的功能……一边回忆起女排五连冠时的激动，一边揣测着郎平按着广告片台词说这些话时的心理，是激动与厌恶交集。
让人厌恶的是，一切的荣耀最终都会指向为个人谋利益这条路上，能简单的问下，这人究竟是怎么了？
在屁民眼里，像郎平这样的人一不缺名（国内女排头号人物），二不少利（恒大女排主教练），可为什么还是要接拍这种商业广告呢？
一方面，郎平们合法赚钱没什么对错之分，最多也只是每个人的认知不同。
另一方面，制造了这种机会的广告人，其实更需要认真的检讨。在操弄名人的影响力或者商业价值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为名人们留上一两件遮羞的衣服？
说到底，在屁民看来，还是一种安全感的丧失。如今的中国人需要极强的物质与经济做基础才会有自信。连郎平这样的人都不顾声誉去抢金夺银，更不要说底层的芸芸大众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能做出各种小动作来了。我们经常看到法制栏目里在劝导这类受难者，却极少问责名人们的示范作用，这又是一种什么逻辑？
但安全感这个词，似乎也不能说明一切。引申点来问下，这些人除了想着要把自己的荷包装满之外，为什么就没有一点别的追求了呢？这个问题，该谁来解答？
对于国内电视节目品质和媒体人素质的抱怨，不是第一次了，很多抱怨都是“莫名其妙”的，这种莫名是说这帮人其实可以不要这么做，可又是什么让他们表现的如此肤浅与懦弱呢？
昨晚第一财经播出专题节目《战火重燃》，请出专家来分析利比亚战局。首先，媒体在节目名称上就开始误导观众，所谓“战火重燃”，应该是翻出旧账，牵出1986年美国“袭击”利比亚。让今次利比亚再次遭到美国轰炸，看上去更像是美国的一次寻仇。
为了能让这次寻仇有充足的理由，第一财经还特别收集了几条网友意见（比如《环球时报》的某记者，某非著名网友等等），最后让他们代表全体网友们给这一事件作出定论：美国人是为了石油利益。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有什么资格代表全体网友？第一财经的想象力真是幼稚到极点！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在利比亚只是为了石油吗？第一财经是在忽悠观众还是忽悠自己？
最后，第一财经让所有的信息都是指向：美国人让利比亚平民受苦了！第一财经可能觉得，一贯盲目善良的国人至少会因为这一点来痛恨美国人，就像我们平常说谎那样，说了一条又一条理由，同时观察对方的脸色，到最后再祭出一招杀手锏，直指对方要害处。同情心是我们的要害，这是所有谎言得以蒙混过关的关键。
当然，我不能偏激的说，我们被利用了。我也不承认，我们平常就是喜欢说谎，那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权利或“义务”。大多数人跟我一样，要么对事情一无所知，但起码还是保持怀疑的态度。要么对事情一知半解，对于疑惑的地方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否则还是继续怀疑下去，这算是我们的权利。
问题是，同样围观的人，你们也有怀疑吗？
又是一部很厚很厚的杂志，作为噱头，《ELLE MEN 睿士》创刊号邀请了12位知名或者我觉得不甚知名的男士拍了6组封面，据说是为了表达男人之间的六种情感（虽然我觉得很牵强，但人们似乎都喜欢这样）。我见到了其中的两组，单纯从视觉感受上，我选了胡军和关锦鹏的组合，拿到手才知道，这组封面来自梅远贵。3月出版的《GQ智族》杂志的封面（那个或人或神的范冰冰）正好也是出自这个家伙。
翻翻内容，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我确实没有花上多点的时间去认真的读上几篇文章，但作为另一本小杂志的运营者，不得不羡慕他们的广告资源，得益于《ELLE》的扶植，使得这本杂志能够顺利创刊。另外，《ELLE MEN 睿士》的APP也同期上线，不知道这个是如何收费的。
最先注意到这本杂志，是因为他们投放在分众的宣传广告，即便是资源置换，也值得去鼓励。杂志从运营的角度去看，就是一个商品，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力量”之后，才被赋予媒体的意义，所以，“媒体”与“杂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应的，但这种力量，需要人力与物力的投入，需要积累，甚至也需要一些噱头打开局面。
至于那些没有能力很系统的去做这种力量沉淀的其他杂志，实际上没什么借鉴价值，杂志的门槛越来越高，而“我们”也越来越边缘化，试图靠内容打天下的人们，还能等到一次新浪潮吗？
在谷歌BUZZ里读到一段李开复博士关于写微博的几个建议，貌似他已经以“微博达人”自居，甚至他还出版了一本叫做《微博，改变一切》的书。瞧，这个世界自我感觉很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很感恩能活在这样一个乐观、积极和愚昧、狭隘交融的时代。
好事者如我立即上新浪微博搜索一番，到目前为止，@李开复的围脖粉丝超过了389万人，这个数字超过那位靠写字吃饭的@冯唐十倍有余，更是我这等平民的一万多倍，我先强烈表示下我的羡慕、嫉妒、恨！
恨之余，好事者更加好奇，遂进入李的粉丝页面来围观下其质量如何，但在揭开围观报告之前，请允许我啰嗦的说明下我是如何看待微博粉丝质量的。
我对于粉丝质量的评判会关注三个方面，第一，我会看粉丝头像，以猥琐、阳光和神秘来划分，猥琐者如很久之前的@禹某某；神秘者如新浪的机器人粉丝，不用头像，故作神秘状；阳光者如我自己，真实、乐观，很明显，我喜欢同类。
第二，我会关注粉丝自己有多少粉丝，这点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微博首先是基于你的朋友圈的互动，连朋友都不愿意关注的家伙，我能指望与他有好的交流吗？
第三，我会关注其微博里表露出来的兴趣与观点，我特希望这个家伙有自己的个性，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最好兴趣广泛，更重要的是可以容忍评论者的无知，我也喜欢豁达的家伙。
当然，这只是我的评判标准，李老师对于粉丝的要求应该比我包容的多。
不客套了，公布下@李开复微博的围观报告，也欢迎其他围观者指出不恰当的地方，我会立即更正。
第1页，除了一名粉丝的粉丝数量为33人之外，其他的19人，只有一个粉丝，甚至为零粉丝；
第2页，仅有2人超过17人；
第3页仅有3人超过17人；
第4页，无人超过4人；
第5页，仅有4人超过11人；
好吧，直接进入第50页，仅有1人超过15人
……
还要再看吗？我没耐心了
以好事者的标准，这样的粉丝有还不如没有，如此，这389万人的数字就毫无意义，如此，李老师的那些关于微博的建议不知道还有几人愿意相信，几人能够去做？
当然，我并不是来挑战李老师的智慧，怎么写微博，李老师当然有发言权。我只是对这种自我膨胀的逻辑表示好奇和质疑：为什么名人会相信自个儿名气大了，连带个人素养也能同步升级呢？
微博给到人的虚荣确实够“毒”，它会把一个正常人推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对于名人的毒害甚至会更大，名人写微博，因为名气收获了粉丝，也因为粉丝暴增而收获了更多的所谓名气，虽说神马都是浮云，但自我膨胀在这样的一个怪怪的逻辑中循环放大，受害者到最后就真的需要一个强大的心了，祝受害者们好运！
好玩的是，写完这篇文字后，点开围脖私信，看到这样的一封邮件，特意截屏给大家看，或许会对你来了解我想说什么有点帮助！
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周末，刚刚打开电脑，就看到了LinkedIn被屏蔽的消息，虽然我的LinkedIn帐号几乎处于闲置状态，但这仍让人感觉不爽，我就像是一个被夺走玩具的小孩，我犯了什么错吗？
而一向比较“乖”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因为某篇文章被“关停”数日，到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还不能看到完整的网页。另外，邮箱里的谷歌buzz也停止了更新，而前几天还很顽强的某个谷歌浏览器插件也失去了作用，面对强大的“长城”，我想起了Beyond的那首同名歌曲……好吧，不提了。
至于LinkedIn为什么会在国内被屏蔽，CNN称与Twitter有关，简而言之，就是国人以前可以用Twitter做的事，现在只能通过LinkedIn来做，所以，多杀一个浮云算个神马。
我之前喜欢将这类捧杀与商业利益挂钩，但现在我得将“商业”两个字去掉，我终于明白，不只是商业才有利益纠葛。另外，我在想我该不该老老实实的关停在开心网、若邻、甚至新浪微博的帐号，以免到时候被动而显得惊慌失措，不够从容。
要知道，沮丧的事总是不断发生的。我提前安慰自己。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样的一个状态。
先将你能做的事情分成两块，姑且称之为理想（为个人喜好而做）与现实（为生存而做的）。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总会屈服于现实，只能一点点的实践自己的理想。小人物们也会默认这条曲线对于自己是有意义的，或者说这就是游戏的玩法。
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会追求这两块的平衡，最好的发展状态是既可以服务理想又可以满足现实需求，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恰好又可以养活自己。
我说的是另一种状态。
当一个人真的经历太多太多之后，往往会显得或者“被迫”很淡定，对于理想与现实这种概念的区分已经没有十几二十年前那么认真了。理想也好，现实也罢，当下的生活是否快乐才最要紧。这样的心态一旦出现，人反而会在选择上患得患失，你可能不愿意承认，这种前后矛盾的事情怎么就会发生呢？在心理承受的范围上，觉得一切都可能发生，但在现实里做出选择的时候，又对一切抱有幻想……
算了 ，我自己都有点解释不清了。
当我以一个农民工的身份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我真的没想过永远做一个工地小工，我也没有设计好我该在什么时候可以转成薪水待遇是小工两倍的大工。我也没有想过今年去上海，明年去西安那样东飘西荡碰碰运气，我总以为运气这种事情与我无关。可是今年，我突然对于自己曾经没有这样想而“失落”，当我看到重庆的企业可以开出4000元的薪水给到农民工，当我看到深圳的农民工可以跳好街舞，当我看到北京的农民工可以在春晚唱上一曲《春天里》，我不知道是我没变，还是这个世界变了。
那天和人聊天，我现在唯一觉得飘在上海的好处就是没有压力，至于为什么这么说，我就不解释了，我很好面子。这种感受就像是在春天里，浑身都在躁动。
在这篇文字里不应该用到“我”这个字，埃及人及埃及法老都只是一个传说，在那遥远的别处，我听过，但也只能算是听过，与己无关的另一个事情而已。
我还在关注着我什么时候可以无忧无虑的回到我的家乡，开始另一段生活。可以早上起来拔拔地里的草，上午的时候给小猪喂点食，下午的时候去地里耕作上一两个钟头。晚上回来可以看点书，写点字……在这个时候，我不该提到“我”。
今天是一个普通的周末，穆巴拉克下台了，我们该为埃及人民高兴吗？甚至鼓掌致敬。但这都与自己无关，也不代表什么。
我可以继续这样生活。在上海。每天与我的客户或者朋友们在网上聊聊天，严肃的时候说点关于台商或者台企的事，然后，也是通过一系列庸俗的手段将自己的杂志推销出去，无论关系深浅，我总以为我在做着一件专业的事，这是让我高兴的。但难免有点悲哀，我做这些无非就是为了糊口，人除了糊口，还能做点什么呢？
L昨晚想来睡得不好，向我推荐某香港电台主持人，大赞他才华横溢。好吧，这类家伙跟Twitter一样，只是拜了言论自由的福，若是在某处，他岂不是死的很惨。说到才华这玩意，我想起早年牛群冯巩的相声里有这么半句对联：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否则，你也不会看到每年有多少白痴透过春晚主导着我们的精神大餐。
我昨晚睡的还算好，今早会去拜访一个朋友。如果我用“穆巴拉克下台了”做见了他的开场白，你猜会怎样？我不知道，或许什么反应都没有。也或许他会问，是哪一个穆巴拉克？
很明显，如果现在我还在问Twitter究竟是什么，显得不合时宜，这家被估值10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这几年来风光无限，但说到底无非是托了新闻自由的福。倘若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钳制新闻或者言论自由的话，Twitter又能有什么新花样吗？
是的，我在期待Twitter的新花样，不仅仅是140个字符，不仅仅是跟随，或许还该有点别的，比如我不知道的。那2亿人的资料价值何在？其中应该算上我的一份，2亿分之一属于我，如果我不告诉你那是我，你根本就不会知道有我。其他的2亿分之1.99999999亿呢？谁知道？
我不确定对于一家科技公司该如何去估值，但我始终怀疑类似于Facebook、Twitter这类公司的价值是否水分过多。而那些真正创造实际产品的生产加工型企业，却不能因为一件令人激动的产品获得更多的资金关注，这也是如今创业者的风向标。好吧，以为一个点子就可以撬动财富，这算是投机者的温床。也是如今社会浮躁世态的一个缩影。
从我的认识里去看，互联网里的这些不幸被苹果击中的先知先觉们更像是实验室里的古怪科学家，企图通过一些稀奇的发明和在大众对互联网的愚钝之间的差异寻求一种于己有利的利益输送关系。很明显，他们得逞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问下，Twitter究竟可以做什么？或者我能否简单的认为：如果我们可以言论自由，我真的需要Twitter吗？
让人担心的事情时刻在发生着，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别处。
一名叫做古尼姆的谷歌区域行销主管（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天生的行销人。当我注意到他的行销人的身份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想来也只有谷歌这样的公司才有资格聘用这样的人）近日承认自己是“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脸谱网页的管理者。该网页是号召埃及人展开反政府示威的主要工具（哈立德·赛义德是个28岁的商人，去年6月被密探打死后，引发埃及历时数个月的反警察示威活动）。古尼姆在迪拜（而非开罗或者其他埃及的某个城市）负责谷歌的中东和北非行销业务。
这样一来，埃及的青年起义便与facebook、google沾上了关系，但它们只是互联网精神的一种表征。我是说，无论是facebook、google还是其他的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有可能与之相关，因为它们都只是互联网的开放世界里的一个代表，简单来说，它们能量化的体现各类呼应。
有人感叹一呼百应的恐怖或者神奇，但有能力改变这种呼应关系的人却极少去思考呼与应之间的因果。事实上，大多数人往往害怕登高“一呼”，却无视沉默的“自己”在暗暗的积攒能量等到适当的时候做出无意识的“百应”。既不愿意去一呼，但也无法拒绝那一应，等社会自然发展到那个阶段，就已经脱离了追究谁是谁非的时候。
我觉得这世上没什么事情值得某些人去担心。如果想着去控制什么，不如反思下该怎么主动去面对甚至引导那些必然会发生的事。要知道，参与或者说在某段路上行走比坐在那里空想空谈重要的多。
前不久，新浪香港发布相关数据表明，新浪香港的微博用户已经远远超出Twitter的用户，新浪在香港拥有60万的微博用户，而后者只有大约3万人在使用。对这个数据稍微思考下，你一定就会开始痛恨这种无意义的显摆，但商业本身或许就没什么意义，你懂得的。
假设你去一个国家，那里有450万人，原本大家既会说英语，又会说中文，彼此之间的交流本来是自由随性的。但有一天这里有了新规定，只能用中文，不能说英文。于是，这450万人就成了不会说英文的人。
我这个比方打的比较粗糙，希望不要给你造成误导。我的意思是说，在游戏规则有偏向的情况之下，你再来用数据说明你的胜利，怎么能算是正常人干的事情呢？我不喜欢这样的比较方式，让人有胜之不武的愧疚。胜利者要的是荣誉，哪里管得了你的感受。可是，真正的勇士应该想办法获得没有羞耻感的胜利，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真的没有“媒体”。
我有买书藏书的习惯，但看书说实在的越来越浪费，这可能该说说我第一本没有看完的书。
我记得这本书是《杰克·韦尔奇自传》，在2001年左右非常的火。当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同事跟我的上司也正在读这本书。我在一旁静静听着他们的交流，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周边有人对韦尔奇、对管理、对商业模式、对品牌做一些评论分析，本来令我新奇和激动，但随着交流的深入，我越发觉得他们的评论和分析肤浅可笑。让我难以有参与讨论的心情，这次阅读与分享的体验是失败的，甚至更加糟糕，我居然抛弃了那剩下的半本书。
这听上去有点荒唐，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很糟糕的不去读完它的理由：我对于这本书所能影响的人的思想的不认同，促使我选择了远离这本书。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心理是不是受众研究者们该去把握的，或许受众研究本身更有趣味。
这个不好的开头，为我日后停读其他书提供了依据，借口从来都不会少，比如说，翻译的文笔不好，作者的思路我不喜欢，作者写的人物我不喜欢，甚至（其实也没有“甚至”）连书籍的装帧我都可以挑出毛病而拒绝继续阅读。但我知道，这些理由当中，哪些是站不住脚的，我只是给自己知道而已。
日子久了，对这些翻阅过但没能读完的书总抱有一丝愧意，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人那样，可能是第一面的亲切与第二面的疏远的那种感受。于是也开始不喜欢自己，为什么可以亲切也可以疏远呢？这种不能自始至终的感觉，很是让我困扰和纠结。
想起之前做文案的经历里，为了推一款价高低质完全靠概念炒作的产品，大家拼命往所谓的礼品市场去挤，好去忽悠那些纯粹为了花钱而花钱的二逼们。说到底无非是契合“腐败”之现状做点边缘化营销，称作腐败式行销也算是我们的特色。不过，我不打算过多解释这个标题。
今次为何想起这个无人再谈的话题，还是源于茅台酒接近1500多元的富贵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培育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就算我不想简单的误导读者，但大家还是觉得自己很容易理解这点：花钱的人不会去用，用的人不会花自己的钱。这种片面的逻辑在中国不一定经常站的住脚，要知道中国的亿万富豪总数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了。
在一个极富与极贫的两极世界里，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想生活的幸福，多少还真需要点阿Q精神。做自己正在做的，想自己不该想的，另外，最重要的是得淡定看待周遭一切。
可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足够淡定，但为什么还是不够幸福呢？我们觉得你茅台酒就算卖到15万一瓶又与我何干呢？反正我又不会去消费。你中国的亿万富豪排到世界第一又如何呢？反正这样人都与我距离遥远。我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我们曾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却在不同的梦里成长。这是谁写的歌词，说的真好。
听一个朋友说他的创业梦想，总找不到他的激情，凡事那种轻松去做的态度，让我很是怀疑他的诚意，一来二去的问答里，我就少了几分耐心，不打算用自己刚刚“沸腾”的心思去思考他的那些“难题”。但其实，他的那些问题我也遇到过，而且在当时也没有好的办法解决，我是想告诉他关于鸡与蛋的故事，但想来也没必要，一则他未必认同鸡与蛋的事情适用于他，二则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落到具体上，往往也都因同样的理由落败。回到那些基本的问题上，你真的想清楚了吗？这个真是最重要。
我不是要求你可以想清楚你要怎么做，但最起码你得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一味的等到过程给答案，那过程将会是漫长又难捱的。更重要的是，哪里又有那“难捱”的资本呢？
于是，我听他说，抛开质疑，也就没了疑问，没了疑问，他的思维渐渐被收缩起来。交谈在无趣中结束。似乎我们聊了那么久还是回到了第一次聊的那个结果上，这几个月，他究竟去干嘛了？也不必管。其实我也一样。好多事情都是冲动中想着，热情中做着，冷了那份热情之后，冲动渐变冷冻，多少事就那样不了了之。人的自信心也被敲的零零碎碎的，拼不起来，凑不成块，拿不出去，只能长吁短叹。
若现在问我的可有创业之梦，我很难回答。记得上次跟某人交流时也说过，不一定要做老板才叫创业，有兴趣去做一份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把它做好，也算是一种创业。当然，我记得我也提醒过那位：一定要赚钱哦！但除却赚钱之外，我什么都敢去想，也敢去做。只一谈到赚钱，我就没了微笑，没了修养，没了淡定，我会变得焦虑，变得失措。
如此，算我有创业的念头，却不能有实际的行动，因之别人看你，是以量化。而你看你，是以信念。如今，信念说与谁信呢？
“沸腾”这个词是郎咸平在《财经郎眼》这档节目中对国人所期待的一个现象，不同于媒体们所谓的年度热词，更像是国人欠缺的一种品质。与沸腾相关联的另一个词就是“愤青”，愤青是一个标签，但愤青的出现曾经代表着期望与变革。
有的人会说，期望变革可以连在一起，期望与变革单独成两个意思，连在一起似乎词不达意。我的解释是，先有期望，后有变革。但期望的不仅仅是变革，还有对变革推动者的信任。而变革有的时候就会少了这种信任。所谓的造反也是一种变革，只是落败者往往不愿意相信，成功者又难获自信。总之，过去的很多变革都发生在极端情况之下，都发生在被动之中，都发生在临界点，都发生在不变革也将发生的状态里。我的认知比较偏颇，似乎有意为之，没有极端的思考，哪里能唤醒你的麻木不仁。
愤青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用作贬义，泛指一些喜欢抱怨、不够淡定的家伙们。换个思维来看，那些淡定的人真正平复的只是个人的心理平衡，于世界是好是坏一点益处也没有，只是寄生在这个世界中，学得了生存的技巧，但全无改造这个世界不好命运的企图与心思。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死了也不过是一堆枯骨，徒增碳排放而已。但芸芸众生就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我总以为这教育祸害人。一种是因人施教，让人个个不同，世界得到发展，丰富多彩，最后变得大同。另一种是按一个模式去套，使得人人变的相同，这世界越发展越窄，社会越推演人类的价值就越小，混浊不堪，最后成了滚滚红尘。而前一种，你在哪里又能找着？
于是愤青懂得沸腾，懂得自我教育，懂得自我改变。这样的人的血才是社会的血，这样的人的心思才是社会的心思，这样的人的沸腾才可以令到社会沸腾起来。反观我们呢？一切事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记得这话谁人说起？一切人都喜欢围观，或者路过打个酱油。一切情况皆可淡定面对，唯独对自己上车投币是投了五毛还是一元会从上车吵到下车。人在这样的其他人的社会里成长与生活，还有个什么意思呢？还谈个什么明天社会大同呢？
但必须得保持沸腾。好吧，我们周边是冷的，我们就保持自己的热度，并努力的保护起来，放在一个小角落里，不怕人耻笑，不怕人翻捡。实在不行，就裹在你的身体里，放在你的脑海里，放在你的记忆里，记住那种沸腾的味道，记住那种沸腾的状态，记住那种沸腾的感觉，在下一次你恍然若失的时候抽出来拼命流泪。流泪也别怕，那也是沸腾，只是心底的泪水煮沸后被蒸发从眼角流下！
标榜“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星尚画报》近日（元旦）创刊，我本不想再写关于杂志创刊的字，大多数的“新”杂志都了无新意，新瓶老酒。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杂志创刊，但更希望看到更更多的杂志赶紧淘汰。正如@kita所问，新杂志真的解决了那些根本的问题了吗？关于读者、内容与运营的核心，我们还在研究和关注吗？
《星尚画报》希望自己能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样口号式宣传的媒体不在少数，大多会让人哭笑不得。他们是指13亿中国人吗？还是说被传媒们数以亿计来估计的中产阶层？或者仅仅是国内杂志阅读市场最活跃的北上广深这几个大城市的中产们？甚至只是这本杂志所能到达的大约几万人群？模模糊糊的数量，使得自我评估和自我期许失去价值和意义。至于生活方式的定义则更加模糊，我想说，我们是没有生活方式的。
当然，我说的我们很有可能只是指少数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像我一样没有房子、没有车子、银行里也没有什么存款，每天上班、下班，极少应酬，过着简单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哪里？可以说成极简主义吗？显然有点讽刺。至于数量的多寡，也许是少数，如果中国的中产已经多到数以亿计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下层群体确实可以忽略不计。
我的问题是，如果大家都没有能追求得到的目标，我们还算有生活方式吗？
我们不想着去破坏环境，但为了生活，我们也敢冒险在化工厂里做一份工。我们不想看着那些比自己愚蠢的人（更普遍的问题是，大家认为不会赚钱才是最大的愚蠢）越长大越比自己有钱，但也得默默的学会接受，并将这种接受当作人的成熟来解释。我们不想看到小偷在满大街寻找作案目标的时候只敢捂住自己的荷包袋而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但为了可能的危险，我们还是绕道溜走。同样，我们也喜欢公平，希望别人对自己公平一点，哪怕是假装的。我们也喜欢正义，最好是我遇到问题是你们都来帮帮我，哪怕只是那种精神支持！我们更喜欢自由，虽然我们根本不懂的自由是个什么东西，也许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游戏。我们更喜欢博爱，但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该如何博爱。我们也追求我们跟这个社会的融洽关系，我们跟自然界的和谐，我们跟周边邻里的友好关系……
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我们无法做到，难道生活方式就是给自己树立一种难以企及的奋斗目标？好吧，就算是其一，但那就是我们要的生活方式吗？
说的现实点吧，我们这种人真的没有什么生活方式，如果说有，那只能说是生活套路，“方式”多少是有点思想的，而“套路”就不需要思想了，完全遵照游戏规则去做就好，不需要改变，不需要动小脑筋，就像被喂养的动物那样，在同一个槽里，吃着相同的食物，做着相同的梦，该睡觉的时候，互道一声晚安。是的，我们下班的时候，都喜欢彼此说“再见”，要跟谁再见呢？自己真的乐意吗？
昨天在张江某地举办的“cocoa移动开发者大会”，我参加了半场，就是为了韩磊（21世纪网CTO）的演讲而来，他的演讲主题是“拥抱ipad的传统媒体：媒介、信息及技术”。我特别渴望着去拥抱ipad，将我的杂志与这个新媒介做个结合，可是方法在哪里？我是来找答案的。
凭借21世纪报业的丰厚资源，他们在报纸、杂志、电台、网站等新媒介上的开发和运用上都颇有成就。结合这些，韩磊谈了关于媒体与媒介的区别、新媒介的技术开发、发行、运用、收益等等，短短的30分钟，谈的已很全面，但还不够具体，也没办法具体到操作层面，这让我很不过瘾。
在演讲后的提问环节，我问了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我请教他，“将ipad杂志（在ipad上做一本新杂志）当作一个创业机会的可能性有多大？其技术成本如何？”之所以弱智，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做杂志广告销售，我当然知道稳定的广告客户对于一本新杂志的作用。而韩先生的答案恰恰就是“你需要至少一个稳定的客户”，至于制作成本，韩先生认为，“在技术层面的成本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过从这个说法里，多少也传达出一点我想了解的信息，如果至少需要一个客户，那说明其成本不算高，起码比纸质杂志要少很多。如果可以忽略技术层面，那么就意味着能跟纸质杂志扯平。我的理解是，技术成本可能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美编。也就是说，我可能需要多设置一个与美编薪资平级的“ipad技术编辑”的职位就可以组建我的“ipad杂志”团队了。
但另外一个问题却是没办法知道答案的，那就是国内的ipad用户中，会有多少人通过ipad来阅读杂志，又有多少人会花钱购买杂志来阅读，花钱的这些人当中，又有多少人是我们的潜在读者？这些数据将决定新杂志能否成功或者来决定你要做一本什么样的ipad杂志。
如果，要在ipad上发行的是一份免费杂志，仅仅依靠广告获利，那么，这样的事情对于杂志本身而言还是没有意义的。我总固执的认为，杂志如果不能靠自身的内容去盈利，那么就一定不是一本好杂志。当然，这个前提是我对国内读者的普遍信任。我也知道，这种信任是盲目乐观的、是错误的。在杂志上，则是互害。没人买杂志，那就越少人来做杂志，越少人做，质量也就会越差，如此循环，一提就伤心。
盗版的音乐作品其实与免费发行的杂志是一个道理，介质本身不产生收益。所以，我一直期待，如果说ipod改变了唱片业，那么ipad能否拯救杂志业呢？好吧，换个说法，在ipad上，我们能否以杂志的精神开创另外一个杂志时代呢？
『私人媒体』一开始是挂在和讯上的一个叫做『安北私人杂志』的博客，第一篇博文发自2006年的4月15日。2007年3月12日，我注册了sirenmedia.cn这个域名（后来检讨，觉得这个域名组合的太不专业的，扔掉也不可惜，哈哈），原本打算为将来创业做准备。『私人媒体』的概念到域名注册下来，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雏形。我曾经就这个概念专门跟别人吃了一顿饭，我这边是激情澎湃，对方却是一头雾水。但有趣的是，另外一个媒体朋友，对我这个『私人杂志』的概念很是赞同，甚至启发我，如果真的搬到印刷版上，该怎么做？更厉害的是，他说他可以来寻找风投。
早些年，我不像现在容易经受诱惑，对自己也不像现在看的更深一点。当然，07年初的杂志环境也比现在要好很多，否则也没有08年初好多本杂志集中创刊的欣喜。于是，我也很自然的对『私人杂志』多了一份期待，我甚至将这个博客，当作一份真正的杂志在规划，起码我会每周更换它的头像，并且把这个头像做的像杂志封面一样。那个时候也误导了不少人，很多人会问我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
但私人媒体这个概念始终没有做成公司，倒是07年底的时候无意中遇到了wordpress，抱着学习和积累的心态，购买了独立空间，学人家架设了这个独立网站。说它是网站，可能还不够资格，但说它只是个博客，也不是我的初衷。这左右矛盾一直未能平衡，好在这些也没能影响我什么，一切都很顺利的进行着。
到了09年底，事情变得有点复杂，关于.cn的域名的困扰，大家在各处看到听到足够多了，我也是受害者之一。这个时候，sirenmedia.cn已经为我赢得了google PR3，alexa 进30万的荣誉，让我放弃，确实不舍得，但不放弃，又没法继续。只好换了如今fandouhao.com这个新域名。而这个域名的中文原意是“反逗号”，这个域名的历史更早一点，在04年左右，我与那两位不肯承认我们是同事关系的同事进行了一个小项目，想在商业文案领域创业的冲动。而反逗号写作社，一度成为我生活和工作的重心，可惜的是，随着入职『中国台商杂志社』。这一切都不了了之。
fandouhao.com域名于2010年的3月14日正式启用。网站名仍旧使用『私人媒体』，为了有所区别，小小修改成『私人媒体™ 』。在2010年的元月2日，不知道受到什么东西的刺激，立志将网站打造成每日准时更新的玩意儿，网站的副标题遂成了『每天九点发布的个人随笔』，既是网站说明，也是网站的目标。我希望借此可以改正些我懒惰的毛病，无论如何，我觉得我该是个勤奋的人，起码以前是，但现在，我怀疑自己了，需要借助某些东西来刺激了。
这样一算，这个做法真的也做了一周年。在这一年里，确实有过一点点的挣扎，这从文章的内容和质量上可以看出。老实说，我并不指望它能对别人有什么实际作用，我只是强调，我在对自己说话，这也是『私人媒体』现在能被赋予的意义。我想说，中国还没办法存在一份真正的有原则和有道德的媒体，你能懂得我说这话的理由吗？或许有很多方面，不止于所谓的大环境，还有我们个人呢，都值得检讨。但在那些成型之前，一个人做给一个人看的东西，可以先行。请祝福我吧！谢谢！
和去年不一样的是，今年的总结要拖到年底才写，说明我觉得今年过的还算凑合，起码不是半路上着急想着开溜到2011年去。工作上，这一年没什么变动，还在那家单位，还在做那个事情。不用支支吾吾的，我就是一个卖广告的，不是所谓的白领，千万别误解了。
先说下这个博客，很高兴自己可以坚持下来，虽然大多数时候，我只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而且我也知道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就像某人形容的那样：“撕皮自嚼”。我拿这个词来说自己，只是表示我赞同这个意思，但并不喜欢它的恶心，我们都该善意点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是，即便是自嘲。
前两年我写年度最佳友人，今年就不写了，我关心的还是那几个，关心我的也就他们几个。但今年更高兴的是，好多失散多年的朋友终于都有了音信。我呢，终于到深圳见到了刘汉东、张勋华、黄杰、苏志国、谭进和胡俊几个，忘不了胡俊说的关于谭进的那个笑话。谭进，当大家记得你的绰号多过你的姓名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深入人心了。另外，在广州也见到杨宝和洪亚东，忘不了杨宝打开一瓶白酒的样子，我原以为我穿梭到了小时候，结果是我们分开太久了，真的不敢相认了。
4月份在广州见到了张华，这是个我一直很喜欢但只能远远张望的朋友。过了几个月，我们在上海又碰面了，由叶檀做东，一年之间，我见到了两个最优秀的财经新闻人。我曾经有想过去做一名记者，虽然最终未能践行，但由此而生的对“记者”的种种评判也算苛刻。在我眼里，张华是一个既懂写作更懂思考的家伙，这点在他的新书《他们比你更焦虑》里，你可以找到答案（对“财经记者”这一岗位跃跃欲试的同学们可以好好的参考下，这完全可以算作国内最好的财经报道范本）。但我知道，我对他的认同不完全来自于对写作同好者的好感。这点，张华自己清楚就好了。
4月份在东莞做了一场活动，延续09年开始的“台商转型升级辅导”项目。所有的准备工作基本上由东莞台协完全搞定。而12月3日在苏州做的同样活动，却要忙上很多。这里也能看到各地台协和台办的工作方式有所不同。当然，对于承办方来说，重要的就是要完善细节，可惜的是相同的错误还在重复犯着。我很想说那不是我的问题，但我能吗？争论是没有价值的，唯一该做的，也只能是微笑着接受。瞧，我比去年这个时候虚伪多了。
5、6月份的时候，为了朱注的读书而烦心过一阵子。感谢那段时间有朋友的安慰。特别感谢大姐对我的无私帮助，幸亏你的及时帮助，让朱注不至于无书可读。稍微想想，也算是对我懒惰与大意的惩罚，下次我就算不喜欢做什么事，也得考虑到它的后果了。我记住了。
赶在朱注读书之前，我们三个去北京做了一次短暂的旅行。一来可以跟让朱注陪爷爷奶奶待上几天，二来也可以消除朱注对北京的神秘感。当然，能满足的东西不是很多，但可以满足的，我们应该尽量去做。不是吗？
居然忘记了是几月份，我忍不住回了一次东至，跟两个家伙碰了面，一个是老陈，一个是燕子。高兴的是我会认为他们是我该见的人，难受的是，我们都被生活折磨的失去了风采。不过还是要为老陈加油，既然决定单干了，就得拿出魄力来，要做就要做好不是！
9月底，受国务院港澳办的邀请，我代表杂志去银川参加宁洽会。对于西部的第一次认知，就是飞机上看到的“黄”色。我相信这是今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颜色。当然，我不需要将这个颜色描述的过于沉重，也许只是我个人有限的认知局限了我对这个地区的了解。但我离开的时候，却沉浸在另一种情绪里：“为什么我是一个缺失信仰的人呢？”在那一刻，我特别羡慕那个自称去过两次麦加而面带骄傲的回族导游。
忘记了具体的月份和时间，周浩正老师夫妇俩从南京赶过来，上海是他们大陆之行的最后一站。我在亚士都饭店他们的客房里，见到了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出版人。我们一起聊出版、聊谷歌，聊乔布斯。很抱歉，我不能跟上这个老爷子的思维。可能是我还是不熟悉这些东西，更可能是我平常的思考都太过单一。我很乐意看到我的“惨败”，因为我又找到我前进的坐标，这是好事。熟悉我这个博客的读者应该会认识他。我在这里会不定期分享他最新的观察。从鼓励的意义上来说，我之所以要求自己每天来更新这个博客，就是受到了周老师的启发。当你可以不封闭的将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公开之后，将自己的内心打开朝向世界的时候，你的格局自然就会提升到一个你自己都无法看清的层次上面。我很庆幸我的视野一点点的被打开，我的狭隘心胸也有了承受更多委屈的空间，这是我的福气。
11月份，上海台协会连锁委员会秘书处成立，我受邀成为秘书处成员之一。与其他几位优秀的家伙一起为连锁委员会服务，这是我能得到的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主要负责协会的内部宣传工作，这应该是我擅长的部分，我希望可以用我的热心来做好这件事情。这也是我第一份正式的公益性兼职，我可以从中学到点如何运作协会这类事情，只要是可以学到东西的，我就会感谢下。
可能是受我写博客的影响，有几位朋友也架设起了自己的独立博客，但很可惜，写写停停，断断续续。如果一定我鼓励下，我还是那句老话，你只是在为自己做事，何必在意别人看到的是什么。套到我身上，就是不怕你笑话我的文笔、我的思维或者我的能力。我只要可以坦然面对自己。
在刘阳的怂恿下，我还是架构了一个内部论坛，原意是想邀请我的朋友们来分享各自的经历，但实在是执行力不够，只开了一个小小的头，就没有声音了。先要对我前期邀约进来的朋友说声抱歉，我会按照既定想法去完善它，等等，再等等。
准备做一个工作室，可能是用网站来做唯一的推广方式，主营业务我现在还没想清楚，按道理，我不该在企划方面去做什么商业规划。说到底，我能拿什么换钱，我不是没想好，而是还没找到。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我的创业方向与我现在正在做的工作一定会很匹配，简单说，我能做的事情就那么多。
整个的2010年，我对于架构网站似乎已经不那么热心了，起码已经没有注册新的域名，这应该是一个进步。我该把心思放在已经想好过的道路上，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的实现它。这会很难吗？或许吧，但会有更简单的吗？反正我找不到。
整个的2010年，我对于亲情，友情这些东西看得越发的重。或许我真的到了老陈的那个心态（不是说不好，是想说不同的阶段），对朱注多了一份不恰当的期待。或许刻意的逃避自己不敢承担的责任，实际上确实够懦弱的。我不希望朱注也这么认为。
整个的2010年，我似乎也变得现实点了（即便这辈子都不可能会迷恋上金钱这玩意），但来自生活的压力让我多少了解到“省着花”该有多重要。以前想着挣钱花，现在想着省着花，这算是有尊严的生活吗？
整个的2010年，我变得絮叨了。可能是为了完成这个博客，但更多的是很想讲点什么，但又不能像张华、叶檀那样把话点透，总憋着一股子怨气，在那些酸腐的文字里游荡着。怪不得被某人批评，还是那股“酸溜溜”的味道。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开心的2010年，我希望2011年会更上层楼。
听说韩寒的《独唱团》停刊了，对于咪蒙的期待只好暂时放下。好多时候听别人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大多数时候，能够这么做的人（能定政策的和能定对策的人）似乎都是一个圈子的，而我们（跟我一样的只能围观的人）只能站在圈子外面，指指点点。善良的人会做个感概：能够指指点点就已经很好了。
是很好了，但那要看在什么时候说这个事。从历史上来看，确实是不错的。历史书上的故事不一直在强调我们是从封建社会过来的吗？但封建社会究竟怎么封建我们是无法体验到的，从故事里看到的，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大概。但也有人感叹了，还是古代简单，割了下面就可以做公务员。再说说我们活着的当下，这种指指点点能有什么样的好处，也是圈子里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当然，圈子外的人可能也只是当作一种安慰，别以为圈子外的都是二。
发的这些牢骚似乎没跟那本杂志唠上点联系。我向来不喜欢由此及彼，但说出去的这些话总会沿着既定的抛物线行走，我们可以篡改物理书，但不能决定物理规律。还好，我一直觉得2010年过的真还不错，我会很快对我的2010做个总结，重要的是，向那些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表示感谢。至于圈内圈外的争论，不如在脑海里暂停，但若能有一些引子，也就不妨多一点期待。
过去我对汽车配件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其通用件，也就是说在不同品牌及车型之间，找到它们可以通用的零部件，如果足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将帮助你节约大量的金钱。因为我的这点优势，得到过更多客户的信任。
在其他领域，国人似乎也很热衷于找到通用件，想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明明不应该，但还是被人日复一日的做着。
深圳卫视有档叫做《22度观察》的节目，前几天谈了一个关于“中产阶级，你够得上标准吗”这样的话题，言下之意，似乎非常肯定中产阶级的各种好处，只是可惜栏目没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划分出一个中产阶级出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以及如何才能够得上这个标准。
更遗憾的是，在面对中国13亿人这样的一个现状，面对着中国几千个县市有着高低不同的各样生存状态的时候，如果只是靠数字去简单划分中国只有富裕、中产和贫穷三个阶层并在这个不存在的前提下探讨问题，这几位嘉宾的脑袋确实被洗的厉害。而收视的观众们呢？
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对于媒体而言，喜欢观众对号入座，但对于观众而言，能够收到的最佳忠告就是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否则，大部分人得到的只有难受与自责。
我想说明下，任何一档电视节目或者一份媒体，都是以其内容来与观众沟通的，所以内容的制作者体现了这个内容的深度而不是媒介，不要因为它的制作成本而去选择相信电视比网站更加可信，而要根据制作者的社会阅历和个人修养去选择。也就是说，观众在对待任何一档节目或者一份媒体的时候，首先要持有怀疑的态度，其次要抱有客观的观察，仔细辨别是不是被某个概念或者某种情绪给左右了，只有理性、真实的信息才能引发有意义的思考，我们渴望从媒体上获得的不正是认知和思考吗？
但学校教育的制式化、媒体操作的制式化、甚至具体内容制作的制式化，使得制作人的思维也制式化、通用件化。于他本人方便很多，有了充足的谋生空间，可以不做东家做西家，但对于观众却是一种亵渎。
拜托你们不要再用你们的思维左右大众的脑袋，影响的深了，观众就成痴呆了，你的广告就卖不出去了。
这段时间在读一本跟杂志有关的书，书中传达“杂志的本质是观念”，“杂志的核心是生活方式”这样算做指南性的制作观点，要说这种东西在做之前其实也或多或少有点了解，一般的读者也会告诉你：“亲爱的编辑，我想看到你们的观念在哪里？”“我的观念在文章里”编辑们的回答往往都趋向软弱的一面，不敢或者不能进行正面的回答，这其实没有摆脱掉一个写作者与编辑者的两重身份。
写作是自己对自己感受的把握，而编辑是对大众感受的把握。从这点上来说，我们的编辑（包括大多数杂志）都还没做到。至于那些靠公共公司包装出来的企业及产品信息做的倒是挺职业化，可问题是他们灌输的也不是观念，而是诱惑。但很显然，我们的读者在面对诱惑和观念时，也很难做个正确的区分。这可能也是广告的合理性。
至于“生活方式”，我愿意更多的去理解杂志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阅读杂志，比如挑选杂志，比如用杂志来做区隔。杂志就是一个标签，像其他种类的标签一样，将人划分做另一个新的族群，如果可以让读者觉得荣幸，那么才能说这本杂志算是成功。但大多数杂志无法贴好这个标签。
杂志们标榜有着犀利的观点或者与众不同的品位，但读者在接触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如果用杂志的工作流程来区分市场上的杂志的时候，我会发现大部分杂志都处在企划阶段，也就是说从杂志自己的介绍资料里，这份杂志一定是很棒的东西，但实际上呢？这与很多的征婚广告的照片有点类似，那只是一个最理想的阶段。少有杂志在完成所有步骤后才会向市场推广，但这个生态已经形成很久，即便真的做到，也没什么优势可言。读者已经麻木不仁了。
但杂志究竟该怎么制作？过去我总以为自己了解，但在最近的阅读里，我重新有了新的认知，甚至对正在做的其他事情也有一定的启发。或许，我该综合起来看待这些还琢磨不透的新真理，并将它们好好消化，能付诸实践的可能才是对我真正有用的。
新闻出版总署最近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要求各出版媒体、单位，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在汉语出版物中，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语；禁止任意增减外文字母、颠倒词序等违反语言规范现象。有关规定适用于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书、互联网等各类媒体』。
既然到了要靠发布法规来纠正的地步，那中文写作者们是该“检讨”以后的说话和写字了。
无趣的是，这种事情不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懂写英文，我还得好好的学上几年才有资格去那么做。也就是说，能够违反禁令的人，多少还是懂得一点英文的，这应该算是一个长处。现在推行的义务教育不是从小就让孩子学习英文的吗？另外，多学多用也算是学习语言的一个好方法，但为什么要被明令禁止呢？（一个面貌和善的老大妈，笑眯眯的对你说：是让你多学善用，不是多学乱用啊，你不懂啊？）
我联想到一个不是很必然的关联，它是否跟搜索引擎有关呢？一则所有的文字最终将流向互联网（在目前的资讯传播条件下，网络就是资讯的海洋，任何形式的文字都会被复制到互联网上并通过搜索引擎被人主动挖掘与传播）。二则读者自身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新“媒介”（从过去被动接收到现在主动搜集自己感兴趣的资讯并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加以传播）。在传播的这个过程中，如何控制就是这条禁令的根本目的。
也就是说，中文的关键词已经完全被搜索引擎理解和掌握了，但想做到对英文关键词的掌控，还不如禁止各位使用英文简单的多。
想到这里，我又有一个新的idea，不如从现在开始禁止学英文，大家都像我这样连说中文都费事，那该多省事啊。更方便的是，让“有线通”这样的宽带供应商来控制用户上网的速度，上着上着，也就开始厌倦互联网了，岂不更好。反正，“有线通”在这方面已经做出成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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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承认，凑出这几百个字好费时间。超出了20分钟的时间预算，只得跟自己say sorry了。我有点鸡动了，思路凌乱了……
“谦虚”这个词，其实到今天我还没有学会，甚至都没完全理解，人们经常说不同阶段对同样的事物都会有不同的认知，我原以为像谦虚这样的品质就不该算，它应该是一件黑白分明的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完全不需要从什么角度去折射什么不同。现在证明我是错的。
跟往常一样，我又去参加台商圈的某个活动。这次是上海台协会十六周年庆典。我与一些面熟的人坐在同一桌。刚一落座，照例交换名片，寒暄几句，彼此加深印象。我也跟其他时候一样，态度貌似谦虚，但言语中的表现（这是今次反思之后看来）甚是肤浅，起码不够职业化。
简单检讨下自己，在这类社交场合我有几个劣势。第一是与陌生人（即便脸熟）交谈起来太过腼腆，除了“哦”、“嗯”、“幸会”之外的客套话，能主动交谈的话题极少，这让我少了他们的印象分，我总不能指望大家都愿意跟我经常碰面；第二，酒量太差，啤酒不能喝一瓶，白酒不能喝二两，红酒不能喝半杯，洋酒几乎不能碰，这样下来，没有什么武器可以拿的出手，怎么跟人家拼感情？这年头连酒肉朋友都没得做，哪里还找什么真朋友。第三，觉得自己所处的平台不能给到同桌们直接的利益，让大家的期望值不够高。这几点，让我在大多数社交场合里不得不安静的很。更头痛的是，我还不知道我总结的这几点算不算根本问题。
看上去与我的性格很相符，其实也是必然。当然，说必然是一种托辞，看得出我并没有想着要改变自己。或许过去我觉得这样也好。我喜欢说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所长，避开自己的短处。但今天看来，我觉得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很好的理解何为“长与短”，我简单的将自己不想改变的当作短处来对待，这是一种懒惰，我意识到。客观一点说，我所定义的那些短处，其实都是可以改善的，比如与陌生人的交流，大多数人并不是天生就会交谈，他们可以做到，我也应该可以。
那今次是什么会刺激我来反思这些我过去习以为常的习惯呢？与我同桌的几位给我上了一课。我得学会真正的“谦虚”。我原先认为“谦虚”是一种个人修养，但它在社交场合下会有点“变形”，可能带点客套和虚伪，意味着某种选择性，对甲与乙的态度不必相同，对位高者与卑微的人也当另眼相待。这是我过去的认知，也是我保有“鄙视”心态去看待社交场合的错误根由。但如果有人无意中用行动教了我，可以平等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就会让我有另外的思考。
可能我也是一个极其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的人，总之，我会在我的认知范围里努力纠正我的错误，谢谢今天遇到的各位，我会学会谦虚潜行！
虽然我还在杂志这个行业，但很久没有人跟我聊起它，我就以为我是在一个销售行业里混日子。遇到陌生人时需要介绍自己，也只是简略的说自己是个杂志广告销售员，这种做法可以帮我筛掉一大批根本不需要认识的人。在这个行业里，我变得势利但也显得安静，这算是一种态度。
但我会主动的去认识我觉得应该认识的人。这些人首先应该很善良，他们会有一点点孩子气，多少带着一点点天真，其次他们应该有一点点理想，不管做成的事情是大是小，他们都有去做的理由。他们可能还没有成功，拥有多少量级的金钱对我来说也没关联，但我需要他们有足够多的想法可以启发我的思考。当然，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喜欢被划分到他们这个群体，以显得自己还有点价值。
喜欢我的人应该也基于相同的要求，起码我希望如此。但也有很多人可能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我，这种看法让我觉得有趣，尽管我也很想我有多少的不同，但更多时候还是会乖乖的收起这种好奇，我很清楚，了解与被了解真的不是对等关系。
我一直对这种自我价值与自己能被利用的价值持两种不同的认知。前者让我安心，后者可能只会让外人动心。当下的我正在拿着后者换点银子对付自己的生活并稍稍体面的保有下前者带来的虚荣。前者无法量化，不显露在外，这让我高兴。我原本也没打算在这里叫嚣，也许我只要多说几句，我就会像丢了魂那样的失去它。这让我很担心。
我最担心的就是哪一天我不愿意将自己最幼稚的部分说出来，好让自己装得更成熟。每一次我用笔记录着这些，都只是在做一种忠实于自己的思考，这些凌乱的语句很显然不是为了渲泄什么。“想什么”是我在意的。比如今天，我原本该抱怨下杂志业，但脑子里却有另外一点东西在跳动，它好像在说，你尽可以找些理由来推搪，但不要忘了你的初衷。嗯，该抱怨的是只是自己吧。
不晓得第一个年度汉字是从哪里开始的，但今年的年度汉字我稍微关注了下。不到3000张的选票选出一个“涨”字会从多大意义上代表整个中国是我所疑惑的，或许我可以反驳，偌大一个中国，岂能用一个汉字就能说得清呢？另外，对岸也用9000多票选出了一个“淡”字，原意是指台湾职棒市场不够景气，但不想却成为大多数人的心声。两相对比，一个实际，另一个显得有点风花雪月，或许这多少代表了一点两岸的不同。
如果一定要让我来选这个年度汉字，我想应该是个“跳”字。真跳和假跳，富士康的N连跳，跳得企业主们人心惶惶，跳得老百姓叹息连连。而楼市的假跳让开发商们有事没事偷着乐，让老百姓们翘首期盼无结果。稍作联想，“跳”与“涨”也是关联的，如果房价可以跳下来，老百姓的压力就会轻松很多，生活成本降低很多，生活质量就会得到提高，N连跳的事情就可以避免。如果工资涨起来，生活成本降下去，这生活自然就幸福太多。
我想每一个人的年度汉字都该有不同，因为生活给予我们的经历同样是平等的，没有哪个人的感受应该高过其他人。我们真的不该也没办法用一个汉字来替代这一年的辛苦，在这片土地上，在13亿人之中，又有多少个故事都在等待倾吐呢？
社会的良心，就是被这些无良的媒体给夺去了。媒体在助推所谓年度汉字的时候，就是教给人们将目光聚焦一点，而忘却其他。用一个汉字来表述就是一种掩盖，将一个不舒服掩盖一万个不舒服，将一个人的不痛快，来掩盖一万个人的不痛快。
想想若干年之后，在回忆某一年里，只会记得一个冷冰冰的汉字，你会不会觉得悲伤？如果会，你可能会高兴，起码能还有良知。你可能会不高兴，因为你的记忆不该是这样。对吗？
我写完这个标题甚至就不想继续写下去，接下来的内容没有超出标题多少。
这是我在看到“中国移动”的品牌价值560亿美元而生的感概。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这个市场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也就是一开始就允许所谓的竞争的话，中国移动能排名老几？当然，这种如果是没有实现机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谈论品牌价值，就有点怪怪的感觉。就像是武林大会，你只允许两三个人参加，完了册封其中一人为武林盟主，想想确实可笑。
我对品牌价值如何量化这样的技术问题并不关心，但我很是怀疑品牌价值真的可以被量化吗？从我的疑问里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品牌”的门外汉，我根本不懂的营销与产品的关系，我也根本不懂得市场与公关的区别，我只是在一个劲的猜疑或者嫉妒，真的是“如果不是那样就没有这样”的逻辑吗？
我很想有人帮我一起来论证“大公司不一定就有品牌价值”这个观点，这个论证本身一定也需要相关的数据支持，来对13亿人做一个调查可行吗？（如果有人利用这个调查做点其他的事情怎么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确实很诡异，我为我受过这样的教育感到羞愧）。
以我为例，我们家就有7名中国移动的用户，说实话，我们“忍辱负重”很多年，除了不定期被中国移动催缴话费之外，根本没看到中国移动在关心我们什么。但我们又“安于现状”，在我们看来，在联通或者有限的其他供应商之间做三选一的题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能得到的所谓服务标准只是他们自身的一个工作规范而已。他们在工作，而你在消费，你的消费只是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工作，你认为这里面有服务的概念吗？
既然没有服务，为什么还会谈到品牌，甚至品牌价值呢？我不得不联想到，想证明这个观点，很像是让大家来证明“1+1=2”这玩意儿一样，不是我在为难你，而是品牌在忽悠我们。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小时候作文课上描述的那些雪景，都只存留在想象力中，昨天终于有了个印证。上海落下了可能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喜欢皑皑白雪，我喜欢一些不常见的事。我很惋惜自己不能身在北方，不能常常看到这“银装素裹”的世界。我显得有点兴奋，顺便借这个机会随意聊聊。
《时代》杂志2010年的风云人物是当下正火的facebook的创建人Mark Zuckerberg，他被《时代》杂志视为改变我们生活的人，当然，除了中国人之外。不过，简单的剔除掉国人意义也不大，看上去“我们”的开心网或者人人网也就是facebook的山寨版本，不知道这种“保护&阉割情结”会持续多久？对于facebook我会留下憧憬，对于开心网，我倒是特别想知道，用户能不能因为提交一个游戏概念而获得金钱收益呢？
《纽约客》杂志网站改版了，具体时间不详，虽然看不懂它的文章，但我很喜欢它的风格，站在它面前，我就像站在美术馆里面的艺术系新生，有新奇有憧憬有激动。还好有这样的一些杂志维持了我对杂志的渴望，这可能也是我在某本还不算是杂志的杂志里继续坚持的一个理由吧，如果你能实践你想做的，也算是在做一种事业。有了这种安慰，我心里会舒服很多。
另外一本有着153年纸质媒体经历的《The Atlantic》月刊，早在5、6年之前就开始向网络转型，转型的核心思路是『杀死自己』，即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家公司问自己，如果要成立一家新公司来打败《The Atlantic》，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怎么做？于是，《The Atlantic》网站应运而生，通过大刀阔斧的运作，终于在今年成功赢利。
对比我所在的这本杂志上，能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收获呢？像《时代》那样，我们做的封面人物可以影响一拨人吗？哪怕只有几百几千位。像《纽约客》那样，我们做的内容可以让人产生憧憬和期待吗？哪怕只有50%或者15%。像《The Atlantic》那样，我们敢于杀掉自己吗？哪怕只是给杂志做一个真正的网站。
可惜的是，目标和方法总是两条平行线，无法相交，或许是大家根本不打算寻这个思路前进，也或者这本还不算是杂志的杂志确实真的不是杂志。好吧，我继续纠结吧。再说点轻松点的。
秘书处的工作遭遇到调侃，第一次在一茶一坐遭遇停电，第二次在欧迪芬却遭遇大雪，不知道第三次在丽婴房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不过，仙踪林的吴伯超提前交了个小底，如果想看比刘谦更精彩的魔术，就去参加1月份的活动吧，他会做魔术表演。我也临时客串摄影，但出了一点洋相，在主委和主讲人交接赠品的时候，我才发现相机还没开机，真是尴尬。还好大家都没在意，哈哈一笑了事。我感激下。
Cindy是上海市民办中芯学校的董事，从2004年开始，她都会在每年圣诞节之前策划一场“博爱义卖”活动，活动内容就是在中芯学校里征集学生们的绘画作品，通过展览及爱心义卖的方式获得善款，并最终全数捐给中国红十字会。“博爱义卖”已经坚持了7年，我在思考这个活动，可能有多方面的收获。
其一，将绘画与爱心结合在一起，使得培养学生艺术素养的同时还起到教育、引导学生道德观念的作用，当学生知道自己是在为帮助他人而绘画的时候，会多一份责任感，除了在画作上用心之外，也会对自己的劳动和创作多了一份认识，不仅仅为绘画而绘画，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其二，展览这种方式看上去有点“残酷”，对于不够自信的孩子来说，其画作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面对众人的目光，既是压力也是信心养成的机会。但如果可以回到尽心尽力的角度上来看，对于画作本身的要求就尽可能不必理会。而孩子们最终还是可以从展览本身当中获得认可与自信。
其三，对参与者的积极影响将是终身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的力量是无限的。那么理想的状态是众人团结起来一起发挥力量，但如何做到团结呢？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很难的事情。我认为“博爱义卖”能做到这一点，组织者（比如Cindy）、参与者（比如有作品参展的学生们和没有作品参展的学生们，参与报道宣传的媒体与博客们）、和接受者（比如中国红十字会）。大家站在不同立场上都会有所收获和有所作用。尤其是对于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可以通过贡献自己的能力来做慈善，而不是需要通过拿走自己的什么去弥补别人的什么这样取长补短的简单做法。
甚至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收获，这让我想起艾美特的蔡正富先生，他个人觉得与其每年定期捐个100万人民币去做秀，不如去某地建一个希望小学，直接帮助当地的一两百名学生来得实在。钱只能救急，改变社会需要的是具体的执行计划。回到“博爱义卖”上来说，每次活动所得的二三十万善款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却可以影响到参与其中的数百人，并且，活动可以超越个人而持续下去。如果换作捐钱呢？今天有明天无的事情我们看过太多。而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社会教育，无论是真爱心还是伪慈善，每天都有更多的人被教育，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社会会更有希望？
慈善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是真正的慈善？这样的话题或许在介绍博爱义卖时不便做个讨论，我不想用“慈善”这个已经被滥用的词来误导大家对“博爱义卖”的印象。我希望它可以继续坚持下去，Cindy，加油！
顺便做个小广告，在上海的朋友可以注意下：从今天起到12月12日，博爱义卖活动在中信泰富地下一层持续展开，有兴趣的朋友多多参与。
有人喜欢对自己的孩子说别家的缺点，说别家这个是虚伪的，那个也是虚伪的，那些能够给你幻想和希望的全部都是假的，所以（记住，这就是逻辑关系），我们家没有这个也是正常的。星岛的标题新闻揭露西方无言论自由，看上去是说在东方就有言论自由了，但实际上呢？或许可以理解成，你有说话的权利，但没有对谁说的权利。这要它顶个屁用。
还是有人会认为，有比没有好，有一点比一点没有好。我却觉得无比有好，一无所有比有一点好，因为你起码还有争取有的动力，等到你有了一点之后，你就会害怕失去这一点而忘记追讨更多的其他。你会被教育的不敢“贪婪”，哪怕是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与其只能一个人自言自语，不如保持沉默。因为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从原始社会就带来了的，在社会的演进中，却被渐渐的集中成了特权的一种，由统治者从上到下再分配下来，这种逻辑是不是就叫做政治？
好吧，很明显，在我这个地方，在15分钟内，我是写不出任何关于民主或者政治的什么要命文章，既不要给别人找麻烦，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我或许只是对我们的媒体同行感到愤怒，而无处发泄罢了。你也知道的，自己对自己的言论自由，在国内还是受到保护的。
苏州活动结束了，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但仔细想想，很多都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至于领导总结的“成本最高、效果最差”，我保留意见。而客户的看法与我实际的感受相同，任何时候，该花的钱还是必须得花。该控制的成本必须还要控制，否则要怎么算这个性价比。换句话说，如果将那些因为领导决策而多出来的成本抛开，领导们就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来。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变数，像阿袁所理解的那样，事情过了就不用在纠结了。我想我是因为健忘，特地留下一笔，好提醒自己下次不要如何如何。这种提醒本身也是一种托辞，因为在事先我也是知道的，只是过程中，我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式。算了，不说了。
昨晚梦到了自己在家里养鱼，挑着半担东西在路上晃悠。如果真的可以这样该有多好，只是我愿意在乡下生活，但还是需要与周边的邻居保持距离，因为我忍受不了那种攀比。这点就体现了在异乡的好处，周边几乎没有可认识的人，不用嫉妒或者攀比别人的有或者没有。换句话说，我想生活在一个有人情但是没有人情债的地方，不知道哪年才可以实现。
时间过的很快，12月很快就要过完，我得准备下今年的个人总结了 ，第一反应里还真没有值得一说的事情，这是个平凡的年头。
接下来的几天，要全力冲刺苏州的活动了。我记得我曾经最不喜欢的就是搞这些东西，我甚至还固执的认为，这不属于媒体的专业领域，也就是说做媒体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而不是搞这些零碎玩意儿。虽然我也看到很多已经成功了的媒体每年都会定期举办若干场活动，有的名气甚至已不输于媒体本身。
让自己转变到到“不抵触”，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踏踏实实的做上一次，了解操办的全部过程，最好还能亲自招进几个赞助伙伴，你就能清楚，活动究竟在哪里吸引着客户和读者，这对媒体运营者来说尤为重要，如果你去打仗，却只懂得直来直往，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说媒体是为读者和客户而设计的，一般来说，媒体与读者或者与客户之间是单向的点对点关系，而活动则提供了一个客户、读者与媒体的多向点对点关系，这种交叉使得媒体品牌更加立体和真实，在一场可以号召业内精英或者领袖的商业活动上，实到的300名嘉宾可堪比BPA出具的30万份读者资料哦。
现在不是讲究精准行销吗？如果我能到达最直接的消费者，而不是潜在的消费群体，那客户还会疑虑什么呢？媒体运营的工作就是需要做好媒体与读者的连接，活动可能就是最直观的平台之一。
于是，这一路职场走来，也确实做过很多次活动，但经验的积累似乎只限于每一类的第一次举办，做到第二次时总是麻木不仁的，这多少与我不够谦逊的性格有关，以为自己什么都想到了，结果还总是有遗漏。同事会安慰，这是一种积累，慢慢来。让我有一句话始终没好意思说出来：我都积累好久了。
关于苏州的这场活动，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网络上已经有了相关的报道。大家也都知道，吆喝比不吆喝要好，起码这算是常规打法。但真正有什么内容，还是得让读者做个评价，希望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继续加油！
“Twitter新闻网”会是一个很好的想法。Twitter的联合创始人Biz Stone对于如何处理每天多达9500万条的资讯有了一个新看法，虽然听上去还是那么传统。随之而来的疑问是Twitter难道没有改变新闻和传播业吗？Twitter将要变成什么？另外，新闻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它为什么没有替代者？还是说我们不愿意承认其实这个世界不该有新闻业……虽然我不确定我的这些问题到底是否存在或者说能站的住脚，但关键在于，我还是觉得Twitter向传统低头了。
可能在一个固定的循环圈里没什么不好，但形式上的单调让我觉得乏味，这个世界的生机本来会因为新事物而变得蓬勃，但如今新事物剥开外衣对你吼了一句：“嗨，其实我是卧底”。你就不觉得有趣在哪里。仅仅是如果说，我们用B替换了A，只是用了一招迂回战术，大可不必牺牲太多的情感，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拨还没有尝过猪肉味道的家伙们。我是想强调，我以及一些人是在Twitter身上倾注了一部分情感的，这种情感是什么，只有付出的人才会懂。若一定要解释给你听，我也只好打个比方：当你用过一次自来水之后，你很难再喜欢从河里挑水用。
其实，该怎么管理这些信息和该怎么管理这群人是不同的两个发展思路，在Twitter上似乎也很难分个主次。不过，在我看来，就跟好朋友相处一样，即便是聚在一起不发一言，也不影响彼此的友谊。还是照顾好这帮人吧，如果我能遇到Stone，我会问他：在Twitter里的1.75亿人中，我怎么才可以找到谈到来的好友，而不仅仅是那些在我的生活里我要敷衍的那一类。当然，对于我这个只能靠手机在Twitter上自言自语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确实很一般。
360和QQ终于准备向用户道歉了，但是这态度看上去还不够真诚，起码我的QQ一直没什么动静，不像上次对用户做决定时那么痛苦。对不起，无意中透露了我还在使用QQ这样不厚道的消息，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借口的话，那就是现在有什么可以真正替代QQ呢？如果有，怕又会引起一场用户战争。
好事点，我想问为什么QQ和360向用户道歉，需要工信部出头呢？而且还得强制性，似乎他们真的犯了错。在我看来，他们也没犯什么错，你说两条狗为了争东西吃打了起来，能说谁讲理谁不讲理吗？所以，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自己犯了错，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它们需要找个台阶下下。我只是猜：是不是两家暗地里达成了某些共识，完了委托工信部出面调停，好让大家都有面子的退场？
第一个是利益问题，第二个是面子问题，联想到昨天看到的一组漫画才顿悟，说来说去，我们人或者组织一直在解决的无非也就是这几样基本东西。其他一切诸如满足需求，服务用户这些都是服务者与用户之间秘而不宣的谎话而已。瞧，这点我是知道的。
回到原来的问题，既然工信部可以出面调停，也就意味着它也可以参与利益分配，这意味着互联网这块大蛋糕边上站着一位不死的大厨，于是那些想在互联网里创业的个体户们，则会永不见天日了。其实，你会说，早就如此。是的，早就如此！
一直以来，我以为固执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很多人偏说我固执，好心点的会说我很坚持，认真的人则说我就是顽固不化。我也分得清坚持与固执的不同，只是人有了这种毛病，除了不好意思承认之外，也想努力改掉，或者往好的方面去转换，值得同情的是这转换需要一定的能耐。
于是先索性承认了这点，放下所谓的包袱，就觉得轻松起来，该固执的地方还是固执，该调整的地方也能即时去做调整。具体是什么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真的知道了“可进可退”这个词的好处。
对于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真的要用上“坚持”这个词，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好多位在一起工作，并且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同事们。甚至，在这个地方，我也觉得即便固执一点也没什么不好，谈不上什么褒义或者贬义。
我们在做一个特殊的市场，在围观者来看，这个市场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就算只有一个小价值，但那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果真有个可量化的绝对值能被算出的话，我相信也能够让一大帮人眼红。只是当下的困境是，我们还没有论证出这个结果，更难受的是，在这个论证的过程中，我们缺乏了一点点坚持。
若问我什么是坚持，什么又叫作固执，其实我只会觉得前者的结果是成功，而后者的结果是失败。若以成败来论，这两个词自有不同用处。但若只讨论这过程，坚持或者固执又能有什么不同呢？
是的，缺乏坚持也是因为不够自信，而不自信一则来自经营和生存的压力，二则来自对于市场的困惑不明。既然心思里有别的疑问，难免就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当然，我更讨厌闭门造车，外界给到的鼓励或者建议，我们一样要学会去接受，而不只是点头受用。道理人人会说，好例子人人会举，可是到自己身上又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固执或者坚持，有的时候表现的就有点自大，我承认它不如谦虚。好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固执并非是自大自满，而是来自于方向上的明确和进程上的了解。说句真正固执的话：如果这件事连我们都做不好，那就真的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好了。
给自己一个鼓励吧，继续加油！同事们！
万维网将人际社会变成一个互联网之后，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各类物品自然会因为流转需求而组合成另一个物联网（注1），从本质上说，以人为本的互联网与以物为本的物联网都是基于计算机和万维网的一个循环链，与互联网不同的是，人是活的，有主动性，而物是死的，只能赋予它主动性，在物联网初期，传感器及相关监控管理设备的应用，让它显得有点异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你通过某家快递公司快递一件物品，只要你拨打查询电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件物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什么人取走，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什么人领走。大多数人并不重视在这之间发生过了什么，比如它曾经在什么时间停留在什么地方。不过，无论这种需求是否有具体体现，它已经是物联网的一个例证。
但物联网的火热，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大型企业的行销及商业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这些大公司为了垄断未来市场或者在未来市场早早占位而利用现有的传播渠道向大众尤其是买单的用户炮制的一个新概念而已。说到新概念，也不是每个概念都能获得市场响应，物联网之所以成功，就是基于两点：第一，它已经是事实，但无人给它定义，并梳理出完整的运营模型；第二，除了少部分大型企业，很多以附加值为方向的中小型企业只能是赞成或者符合大企业的市场需求，说到底只是为了把蛋糕做大好分上一杯羹。
与互联网类似的是，物联网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各类信息安全问题，而信息安全又是与人有关的最为重要的考虑之一。虽然，我们不太愿意承认，在移动通讯中，我们的个体早就暴露在信息安全的框框之外，无他，所谓的安全与否，只是少了一个标准与可供信任的对象，谁在心底里没有怀疑过移动或者联通对自己的隐私照顾的并不是那么让人无忧呢？
不少业内专家将信息安全当作物联网建设（其实用“建设”一词不如用“整合”一词来的恰当，但大家都这么说）的一道屏障，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就像中国移动根本不用担心沃达丰是否能够进入中国一样（这点只是我乱盖，并未求证，我的意思是说，在某些领域，因为地方或国家保护，实行开放或封闭的“态度”才是关键，而不是其他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无视IBM之类的企业，或许专家们就会掉转矛头大肆吹捧“物联网”了。
当然，物联网从来不缺少吹捧者。无论是质疑的、支持的还是在这个领域潜行的、淘金的或者已经获得利益的，都只是在一个混沌的生态圈里努力清晰这个概念的归属，并在最终明确之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已，至于最终明确的时间表，或许会比保守派们想的更快点。简单来说，只要有多几家企业用物联网作为直接的宣传口号，比如像IBM宣导的“智慧地球”那样，或者联邦快递修改下它的”使命必达”陈述，物联网时代或许就能早点出柜，礼物早就收到了,只是还没有拆封而已。
很遗憾，我觉得“我们”忽略了这种梳理，没有有意识的参与其中，只是做了一个围观者或者是被动参与其中的一颗“杂质”。我们不是一直准备着努力寻找新机会吗？那现在还要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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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所谓“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其目的是让所有的物品都与网络连接在一起，方便识别和管理。传感网在国际上又称为“物联网”，这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之後的又一次信息产业浪潮。
当我写完标题之后，我居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它不知怎么就我想起了很多著名或者非著名的写手，我内心忐忑不安，勾起了一些不舒服的回忆。过去我读这些周年刊，是因为出色的专题和那些让人想占便宜的随刊赠品。但今天来看，才觉得我该向他们致敬。是的，他们还活着。虽然我们根本就不曾在同一个世界里用同一种方式活过。
我不打算对这两本同时过周年庆的男性杂志做什么点评，早就没有这个必要。它只是勾起了我的一段唏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这句话值得反复回味。我压抑的原因就在这里，但却找不到可以抱怨的对象。
我想起那些写手的原因，是我少了他们的一点灵气和一点锐利，无法用文字来清楚表达我的内心，这种痛苦并不会弥漫太久，只是一时一阵，像雷雨那样，抗过去就好。
但那就是距离，在这段距离里，我看到了所谓的美，在看得见摸不着的地方等着谁，就算它也知道有一个你，但你也未必能找得到它。你只能去感觉，然后狠狠心将它设成你的奋斗目标，然后一辈子惆怅，一辈子忧伤，一辈子追逐……
每一种致敬无论多么虚伪，都也算是一次自我鞭策，它总能让自己前进一点点。好在我们可以很快醒来，去确定那段距离是永远也追不上的，于是简单又粗暴的放弃，要不你又能怎样？
有好事者研究得出国内媒体的商业模式是“腐败+公关”，对外公关，对内腐败尔。就像你听说过的那个著名的两面硬币那样，孪生兄弟亲。我曾经也有过一番感悟：“如果你能洗钱，请选择用媒体做道具”。现在想来也不全是无病呻吟。
在我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有以公关业为职业诉求。在那个时候看来，无非就是用文字去行销而已，哪里上升得到“公共关系”的层次。幸亏我的理解过于初级，被这个伟大的行业一脚踢开，否则以我这样的素质无论如何仰视，也看不到这行业的半点阴影来。但如今，嘿嘿！我终于可以站在远处冷笑几声，叫你得瑟！
冷笑之后才发现这公关几乎不能叫做一个行业，它与我理解的“常规”相差甚远。即便现在所有的行业都有所交叉，但能如同公关这样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的也不太多。这让我感觉公关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随时准备伸向这里或那里，这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至于媒体业？算了吧，还有媒体吗？媒体已经沦为公关的道具，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该称为媒介业更为恰当。
公关的初级阶段就是花钱买关系。这种不正常的行为被看成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媒介人和公关人站在两端，扯起一根大绳，用力的甩着。不幸的公众们站在一边围观，被绳子套进去的，就不得不跟着绳子跳舞，最后累死此地。这种残酷被视为传播。而忽略了传播的基础是诚信及公正。
抛开诚信或者公正这些哄孩子的说法，公关就能上升到一个新境界：私关。即利用公共关系之器收获私人关系之利。看上去蛮符合老子的无有之论，这也为公关或腐败提供了可以狡辩的擂台。甲：为什么不可以腐败呢？如果你允许这样的公关存在的话。乙：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公关呢？如果你不腐败的话。公众：咦？他们在说什么？
好吧，公众继续围观。
洁癖其实也是一种病，起码是一种心理疾病，多少与自卑或不自信有点关系。爱干净爱的过分不行，做其他任何事过了头总会让周边人不舒服，大多数以“癖”相称的都带有隔离色彩。
还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话题，我越来越感受到，在我们这个参差不齐的社会里，千万不要将某一件事情的发生归结到某个群体的悲哀，不要将个人的不幸转化为群体的愤怒，个案就是个案。媒体有没有洁癖？多少都自认为有点，但事实上却要因人而异。简单点来说，我们在好的媒体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不好的记者，在不好的媒体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好的记者，本身并不矛盾，矛盾的是我们习惯于将“你”唤作“你们”来称谓。
就像我在这里总喜欢将我换做我们一样，这种急于归类的心情，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安全感和一种依靠，总认为有很多人可以和自己一样，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其实并没去了解究竟我的这种立场有多少可以站的住脚。但看的人不一定会管太多，他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赞成”或者“不赞成”，做出与自身无关的判断是最简单也是最无价值的一件事，但我或者你不都正在这样做吗？
害怕自己被孤立，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若这个社会都在追求个性，而忘记了共性的部分，那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前提势必会被削弱，没有共同的交流空间会是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障碍。这或许是洁癖带给我们的唯一好处。
回到前面，我这里说的洁癖还是与媒体和记者有关。媒体的洁癖来自于对自身立场与新闻理想的追逐，记者的洁癖则来自于对自身理想的实践。这都是一个貌似可以简单描述，但实则意味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人牺牲了，我们说他们被沦丧。有人坚持下来了，我们又要给他立个牌坊。但我相信这样的两极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我在想，可不可以有那么一天，我们的记者可以做一回轻松的报道，就能赢得读者的尊敬而不至于怀疑自己站错地方，犹犹豫豫，洁身自好呢？
新华网消息：截止28号晚上8点，南京“7·28”可燃气体泄漏爆燃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10人，另有120人住院治疗，其中14人伤势危重。而另一则来自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现场报道称，仅尸体就已经抬出100多具…..
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掩饰真相，譬如唐骏、禹晋永之流，我们会称之为谎言，并群而攻之，那意味着正义需要伸张。为了某一群人的利益而掩饰真相，虚报人员伤亡，企图大事化小，譬如刚刚在南京发生的，我们又该叫它什么呢？像现在这样藏着掖着，是不是等同于诈欺呢？
谎言永远是谎言！即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重复。只是从掩饰到被承认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给说谎者用暴力掌握了，在这个时间段内，大家只剩下站在谎言里悲叹，但却无力去捕捉真相，更谈不上去质疑那些站在台前的代言人。
我甚至会想：如果换做另外一个，情况会有多少的不同呢？譬如，他可以邀请记者继续现场报道，将所有的处理安置手段都公开透明，让媒体不至于在说还是不说这点事上纠结难堪……这种“丰富”的想象力或者说是对社会常态的完全不了解。我知我的想象有足够天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大环境对于小个体的威慑力，一个不够坚强，没有信仰和原则的家伙怎有能量“异”于常人呢？
也许，现在唯一能做出判断的是：“2010年7月28日上午10点”，又是一串很快会在我们脑海中被遗忘的数字。
我经常在新浪微博上剔除一些粉丝，因为怕别人看见这些粉丝是没有头像的“机器人”时感觉糟糕，我不得不为了质量而去牺牲数量。但我也确实佩服既有质量又有数量的超级偶像们，他们的粉丝个体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号令这么一群粉丝，真是英雄气短也无悔！
在这几天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已然见到了一个超级偶像的范本并会议论不止，与大多数英雄末路的情节遥相呼应。在各国大片里也充斥着类似的桥段：为了正义或者其他什么公众利益，英雄舍己为人，成为前进路上的牺牲者。（往往为了满足观众对英雄的最高期待）在片子结尾，又会峰回路转，英雄身上发生奇迹得到神助，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最终化险为夷。这样的桥段可能在美国人的思维里能叫做故事，但在伊朗或者这里（我所知道的世界不大），抱歉，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想没人会否认自己曾经或一辈子都在盲从着什么，包括真实存在过的现实或者被掩藏着不知道的真相或着被修饰过的假象（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盲从不被否认就好）。盲从是粉丝长成的前提。可惜现实是超级偶像的坟墓，也是粉丝的坟墓。我们得学会面对现实。尽管我们从青春年少的时候就开始说着要学会面对现实，口号喊了这么多年，把愤青喊成了网民也未尝有好的迹象出现过，我们还是在人云亦云着乐此不疲的重复，且看不到时间匆匆溜走白发绕上鬓头。
不妨将盲从的心放下后去想想，其实谷歌真的没能带给我们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不该是什么便捷的高科技、什么激动人心的新媒体概念、或者什么面对公正的勇气等之类的玩意儿（那些都只是工具，为了交换什么而拿出来的底牌）……除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才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尽管这种启发与谷歌没有必然关系，也不是说只有谷歌才能给到这点启发，但事实上还真的没有其他事件更容易让你看清这个问题。有趣的是，这本身又会与我们的敬仰相悖而行。哈哈，或许真理就隐藏于此，等待你来发现它吧。
互联网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穿越了空间的概念，我人在上海，可以一边浏览北京的资讯，一边与在安徽的家人聊天。当然这对诸位来说并不新鲜。但日日泡在这互联网上，因为太多的资讯垂手可得，太多的朋友可以即时联谊，这让我不禁悲观起来，没有限制的得到会不会是一种罪过呢？
我说的没有限制并不是说获得免费资讯或者在与人沟通的便捷性上（指望靠网络阅读收费的家伙们暂时还得歇一歇，你们不是收不到钱，而是提供的资讯还不够好），而是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廉价感受让人着实不太舒服。或许，对于浏览者来说也要分个彼此。媒体从业人员较容易疲倦互联网，因为海量资讯的背后是简单的复制和少的可怜的资讯源，网络编辑们整日琢磨的是如何将一件事情从三百六十五个不同的角度去做报道（简单点说，就是换个标题），而资深的浏览者则已经锻炼出如何分辨出不同标题所指针的内容是如何一致的。同样，在互动层面，廉价的不带肢体语言的问候让礼貌成了礼节，尊重的意味骤然减低，而莫名的蜂拥而至的陌生人则占据了你的大多数时间，让你的情感宣泄流入歧途。
我不太会应对这种变化，以至于经常抱怨自己跟不上潮流发展。尽管安静下来想上一想，我的工作多少也曾因此而受益，或许等环境越来越成熟之后，反而剥离了原有的好处只剩下弊端。但这种变化随着信息量的暴增而变得让人陌生，原有的节奏也加快了，甚至连本质的东西也渐渐被淹没了。
于是我越发觉得这是一种罪过。但只是于个人而言，于少数人而言。如果你想得到最珍贵的，你必须得付出你最珍贵的。如果你想得到最好的，那就得作出最辛苦的努力。这不是交换（互联网的最大悖论就是没有公平的交换），这是一种自然法则，我必须遵守，在承担罪责的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勇敢思过：谁是谁的工具？
来自《南华早报》的消息，新闻出版总署将为有意入职的记者（包括编辑）推出新的资格准入考试。有别于以往的“新闻记者证”，新的考试项目似乎更多的会在思想认识及道德素养上做一个统一协调及新的要求，以期形成“有共识”的新闻处理方式。
官方统计显示，国内目前有1943种报纸和9860种杂志，从业人员高达百万，其中有23万名编辑和一线记者。而这仅仅是指具备合法刊号的正规军。同时并不包括如电视、电台、网络等其他媒介形式的从业人员。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如何达成“有共识”或者仅仅只为了增加一道手续？
公众确实厌恶假记者及假新闻，但假新闻与假记者也只是一个鸡与蛋的循环，谁先谁后，找不出绝对的根由。最起码并不是道德标准的高低在约束这样的行为。假新闻从根本上来说，只是当今浮躁社会的一个泡沫，在第一时间它可能是真实的，但在第二时间或者其他时间，它有被证明是虚假的，这与新闻的真实性并不相悖。问题是在处理方式上，优秀的记者懂得养新闻，而普通的记者则只能是跟新闻。跟新闻的人总会吃老公关的亏，如此，公关人员到更应该有个准入资格考试才好，他们的良心和道德情操才会决定社会上有什么样的“流言”。
说到底，记者只是一个记录的人，记录的东西往往都是片段。但有些片段能得到公众的容忍，而有些则不能。需要协调的是如何将片段做到连续化、全面化处理。记者需要锻炼的还是专业层面的能力，至于道德方面，只要是成人尽可以信任。当然，若以匡扶“道德”之名行“一言”之实不在我等小民讨论的范畴了。
媒体有什么权利封杀新闻呢？我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尽管我确定自己并不适合讨论这个问题，也知道这个问题所针对的事实本身是可笑的，而滑稽的是受众们却认为媒体有这个权利（我希望他们只是没我这么无聊去想这样莫名其妙的东西），更可怕的连媒体自己也认为有。哎！这个真不该有。
我对媒体热衷于“枭雄主义”并努力将自身也打造为“信息枭雄”的心态颇为疑惑，对他们的某些作为也很是鄙视，但这就是在路上的现实，需要所有人共同面对才行。媒体狡猾和能够自我放纵的地方在于他们掌握着信息的第一时间吸收、重新组合及传播的能力，有人说食品产业是良心产业，其是新闻业才是真正的良心产业。缺了良心，前者大不了死人，而后者却会断代！而“良心”正好与“枭雄”有矛盾，相悖而行！
英雄会去制定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而枭雄制定的规则里却包含有属于自己的特权。
英雄会去制定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而枭雄制定的规则里却包含有属于自己的特权。媒体应该去做“英雄”，但心态变异，让他们更渴望成为“枭雄”，“市场化媒体”这个词组正是这场变态游戏里的催化剂。要命的是我们这些可怜的媒体除了名声之外，没有任何积累，更为可悲的是正在掌舵的当家人已经吃惯了子孙饭，肆意浪费着媒体名声。
我不知道怎么来组织我的思维去认真的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说了半天，也许还有人不知道我在抱怨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媒体报道新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媒体可以被“封口”，但没有理由去“封杀”新闻！难道媒体一直在做的都是生意吗？利益不合适的时候就可以任意选择？要是这样，媒体凭什么说自己有公信力呢？我是不相信商人时刻都在说真话的。
《advertising age》的专栏作家Jonah Bloom为我们描述了未来一家成功的媒体公司会是个什么样子，具体提到了五点，与各位立志于广告传播业的朋友分享下：
1、更像是一家行销公司，而不是一家媒体公司；
行销公司和媒体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出发点。行销公司更多的会从市场出发，以结果导向，喜欢量化考核，尊重市场。而媒体公司往往喜欢尊重的是自己，其次是客户，而最后才会瞥市场一眼。
2、媒体公司将会围绕受众，而非平台展开；
过去，媒体公司一直在为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而苦恼。在那个时候，平台是一切。正如所有的资源整合者都在大肆吹嘘，他们可以将如何如何优秀的资源做如何如何创新的整合，殊不知，停留在纸面上的整合画的再好，那也只是一个计划。如何让资源产生价值使得多方受益，才是媒体公司需要考量的要务。至于平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鸡肋。
3、会直接与广告主合作；
省却中间的最根本原因是可以直接对话，降低沟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对于广告主而言，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关系，无论如何，这种关系更加容易控制，当然广告主得保证自己有合适的人员在操作这些。人力的走向会决定这个趋势的应用效果。
4、不是简单创造紧贴内容的广告空间，而是为品牌创造整个媒体渠道和平台；
过去那种在杂志媒体里最常看到的软文，最终会成为一把利剑，刺穿那些效忠内容却又无耻背叛内容的假媒体人。于多媒体而言，过于开放的资讯传播特征也将注意力无情浪费。在未来的媒体世界里，你不可能找到净土。但是基于受众的媒体渠道和平台，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5、很快呈现测量结果，能够真正测量出行销效果，而非一堆数据；
就像餐厅点餐一样，你可以在用餐结束后结算你的费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每一个就餐者都有一个基本的消费数额。只要是你愿意提供的，你就得承受吝啬的客户只花一杯白水的钱就可以占据一个位置一个下午，是的！他是你的客户，你必须尊重他。起码，他愿意在你这里喝水，而不是别处。未来的媒体公司面临的竞争，意味着在别处！
另外提下，所谓成功的公司，也就意味着你必须为你的合作伙伴带去价值，这一点虽说是基本，但国内的同行往往充耳不闻。
最新一期的《现代广告》用小尺寸（正度16开）身材吸引了我，杂志主编陈永称这是“为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小身材”与“时代是什么”本没有直接关系，改版则更多意味着一种态度的转变，要知道在这个年头，做杂志的真得要卯足了劲往外冲才行，况且是在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市场上。由此，“一个属于中国的大营销、全绿色的时代正在急速走来”。陈为营销人指引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方向。
不难理解，以前的中国营销一直停留在世界的边缘，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整天叫嚣着市场、营销、品牌……但实际上从来也没有与它们有过真正的关系。我是说，我们过去都只是在模仿而已（但从何时算是过去，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或许此刻在也过去？）。模仿着别人的产品，模仿着别人的市场，模仿着别人的消费，模仿着由所谓资讯传播者带来的未经思考的信息……而今，有人终于觉醒，虽然是被动的，虽然是被震醒的。但在醒来的一瞬间，我们似乎发现了属于我们的一个时代。
让人郁闷的是，我们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满大街的营销人都沉浸在外国思想精英的各式理论里不能自拔的时候，当土生土长的老板们与海归派们在纳斯达克分享财富与荣誉的时候，当行销大师与摆地摊的男孩都在强调市场定位的时候，我们究竟身处何种时代呢？怎么越发感觉到这个时代已经被人模式化，身处其中的人们总是围绕着一个方向说出高低深浅不同的话呢？我们真的有自己的声音吗？
回到杂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会去否定杂志的生命是内容，但这不表明所有媒体的生命都维系于内容，也无法举证究竟什么样的内容才算有价值。如陈永所说，过去的杂志的生存依赖重要资讯的不对称传播，而如今则耗费在如何抢占读者的注意力及时间上。我想很多人不会来反对这个论调，但问题是，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每天面对的泡沫资讯才是我们应该去追逐的，那一切自负的媒体都该消亡，尤其是杂志。而在我们的内心里有一种声音在呼喊—–我要的不是那些—–那我们是否会认同这样的声音并努力去维护它并为它做点什么呢？或许，这才是负责任的心理，这才是一切自负媒体尚可自负的由来。
晚上在WSJ的酒会上遇到Phil，得知他现在已经是凯盈集团的联合总裁。简单点说，就是梅花网、艾瑞网等几家大小不同的网站被整合到凯盈旗下，使之成为一家更具实力的行业资讯提供商。先恭喜他，向着自己的目标更进了一步。
几个人随意交流起来，Phil谈了下他从日本考察传媒行业之后的一点心得，他认为日本的媒体格局在中国基本上得不到复制的可能（而在座的H哥之前正是效力于一家对比日本经济新闻而创建的一家行业知名财经日报）。究其原因，Phil认为与日本在70年代所实施的报纸同业规范有关，在那个时代，几家报纸可以联合制定报纸零售价格，以保障发行收益，这对长期稳定报纸市场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让日本有全国性大报生存的空间。对比国内，由价格战主导的发行策略已经让纸质媒体很受伤，这让你看不到一份全国性的绝对大报。
当然，日本战后重建的背景、资源受限的现实、地理区位的考量以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都是决定日本资讯传播业得以快速发展、媒体可以做到规模化、发行收益能占到一个健康比例（超过广告收入）的重要原因。对比下国内，经济发展与媒体发展的不平衡，资讯需求的地理差异，占有资源的低效率团队、收益模式完全依赖广告收入、广告走向极端偏向少数主流媒体等情况，都是早期媒体发展战略失败的产物。战略决定结果！所以，Phil断定媒体的机会还很大，将会进行一次比较大的洗牌，也就是说资源将重新分配，让优质团队来掌握优质资源。
这样，就很自然的拿到我现在正在做的台商类杂志做番比较和分析。Phil认为问题可能出在销售端。当然，他也觉得一本杂志如果在三年内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那无疑是失败的。这点也得到了在座的准广告主某国际工商学院的S老师的认同。当Phil说到是销售端的问题的时候，我似乎觉得找到了切入点，落在一个简单的可以去执行、可以去量化评估的点上，比空谈之后依然如故来的重要。谢谢他的启发。Phil还提醒我，确定目标之后，还要问下自己达成目标后又当如何？嗯，这也是战略规划的问题，很明显，早期此类杂志的创刊都没有做这样的考量，似乎都是偶然间的产物。由此，我想我需要更多的思考，还有更加具体的行动！可惜的是，留给我的空间和支持到底会有多大，我也不知道。
好吧，先记下这些。最后要感谢Viv给我的邀请，让我见到了几位老友，也认识了几位新朋友，Denis的中文说的很流利，很高兴认识你！F居然是我的小老乡，你的乡音让我倍感亲切。艾美64层的景色很美，乐队的男声也很棒，一个有趣的、也有收获的夜晚！
今晚原本想看会电视，但在网络上又不自觉的多待了会儿。我狡辩过对“网瘾”的恐惧类似于汽车发明后人们对于双腿功能退化的担忧。虽然如今我们的双腿比照200多年前有多大的功能退化不得而知，但起码我们还是可以分清楚二者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区别。我的一切抱怨都只是心理活动而已。
H原打算参股一本行业杂志，问问我的想法，我给不出什么好的建议，稍微安全的方法是计算下当下的资金投入与预期的收益分成，在估算下被实现的概率，基本上就清楚了大致的方向是利好还是其他。晚间在网络上又遇到几个年轻朋友也就做杂志跟我交流想法，同样，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们，心里感到惭愧。蒙很多人拿我当专业人士看待，实在是被抬举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有提做杂志这回事了，尽管我每天仍要面对很多杂志。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沉迷于杂志之外的东西，但却还无法看清那里有些什么？于杂志何干？但毫无疑问，我是喜欢杂志的，如今却不得不刻意避开，我太过局限的思维真的需要强制着去调整。我想起韬羽跟我抱怨这个杂志业让他心灰意冷。我也想起刘阳曾满怀激情的憧憬：有那么一天他要出版自己的杂志。我也时刻留意着各地杂志人的一举一动，想从他们当中找到杂志复活的蛛丝马迹。可是，我看到韬羽关闭了他为杂志辛苦运营的两个网站，我也看到潘老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网络，我还看到了张良转行做公关公司……这些或许都是一种信号吧，如果你可以读懂的话，对于黑暗中找路的人来说，杂志只是一个幻象罢了。
什么是杂志我也全然没了概念。用相同的纸张，设置相同的栏目，采访同样的人，设计出同样的版式，发行到相同的渠道可就为什么结果会两样呢？我也无法定义我现在拿的杂志算是怎么一回事。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不能拿杂志去定义某本读物了。就好象说，今天我给小狗取个叫花花的名字，明天大家伙的狗都叫花花，搞到后天一些父母就不会给自己的小孩取这个名字了。杂志的字面含义已经失去了意义，问题是我还没真正理解它的内在，它就要成为过去了，这多少都不符合我的心理预期，或许这点才是我迟迟不肯相信现实的原因吧，而那意味着一种略带痛苦的改变。
唯恐天下不乱的各大媒体爆出关于《财经》杂志的负面新闻，第一，负责经营团队的总经理吴传晖已经率领团队在十一之前集体辞职；第二，负责编辑团队的主编胡舒立也将率众辞职；第三，此二人或将联手组建新的媒体机构；
各家媒体乐见及乐于渲染的是《财经》杂志被抽走了脊梁骨，要关门了。至于最终会导致分手的那些原因，各行各业也都差不多：要么是利益分配不当，要么是管得太多……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不如来探讨下假设他们都最终选择辞职，并另立山头，以胡舒立和吴传晖这样的人才，他们又当做出什么样的媒体品牌呢？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给出了一些猜测，估计将会符合以下三点：一、能够提供广泛的新闻报道；二、保持并发挥团队的原有报道优势；三、更多的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如此一合计，一个类似华尔街日报或者FT金融时报网这样的以网站为主要平台，辅以杂志、视频、会议等相关延伸媒介的新媒介品牌即将出现？！
于是，我开始瞎琢磨：我们一定要有个新的品牌才可以去创新吗？或者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品牌，再将过去那些旧的玩意拿来复制一次也算是一种创新吗？对比到这里，我隐约感到不安。
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的时候，总是千好万好、千依百顺。一旦日子过岔了、不顺了，就要开始挑毛病、互相揭短了。这次事件无非就是打工仔与老板的一次冲突，本身并不具备创建一个新媒体（至少是比以前更好）的根本条件—可以让这个新媒体很有创意，能引导市场发展甚至引发一次媒体变革—毕竟，这样的团队成员可算是国内媒体人的标杆，我们得看得到中国媒体的希望不是？当然，我更加乐见一个好的新媒体的诞生！
当我们还在为一个“名字”正名的时候，我们仅仅处在一个初级阶段，所谓的“时代”谈起来还早了点。“博客”的发展以及所谓的变迁还只是在这几年之内，我的意思并非说时间的长短，而是说这点时间并不足以将这个名词跟大众阐述清楚。如果说“博客”是一种网络日志的话，那么它不应该有终结的那一天，除非我们能找到新的替代者，即便如此，我也认为仅仅是换了一个名称，改了一种形式，有了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而已。
《财富》杂志近日发表一篇文章“博客时代的终结”。我所理解的文章主旨是说“信息沟通的方式日新月异，博客这种形式正在或者已经被淘汰，所以博客时代即将终结”。我并不否认Andy Serwer的观察。是的，信息沟通的方式确实是日新月异，但值得注意的是“方式”这个词，某种技术的应用，可以产生多种方式，比如激光可以用在医学上也可以用在军事上，应用在何处其意义也不尽等同。网络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博客”这种形式，也产生了诸如“Tweet”、“Facebook”等等新玩意，包括以后还会产生什么其他新的玩意。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过是技术应用的变种而已，名称的不同而已，本质上还是基于网络技术及其便利性。当然，你会反驳并列出前后的多处不同点，遗憾的是，这些不同点只是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需求而已，难道您能因为蛋糕上有不同的水果，就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品吗？
可惜的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博客时代，即便这年头人人写博，人人看博客，但是博客本身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少目前还没有。所谓的时代或许需要将范围缩小到某些领域，针对某些族群而言。正如大家一直期待的那样，博客可以取代媒体，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将是一段距离比较长的旅行。
老祖宗把偷情简称为通奸，也就是通奸者在不合适的时间以不合适的关系发生不合适的行为。通奸堪比偷盗，所以，为了状纸上的斯文，通奸又被称为偷情。很明显，偷情的核心就是以偷“情”为名行偷“性”之实。有没有那种真的只偷“情”，不偷“性”的关系呢？某媒体称约有8成以上的已婚男女正处于这种“亚偷情”状态。
首先很难界定这份杂志媒体究竟选择了多少位已婚男女参与此次调查，我模仿该杂志的思路估摸着来套下：先当这本杂志实际有发行100万份，然后这100万位读者恰巧都是已婚人士同时又都参与了这次调查并如实回答了那些问题。于是有80万人被调查出处于这样的“亚偷情”状态。这里有个终极数字80万，但在咱中国13亿人面前，算个什么比例？万分之六而已。好的，就算咱13亿人只有20%是已婚人士，那也不过是千分之三的比例。也就是说，按照这份杂志的调查，中国也只有0.3%的人处于这种“亚偷情”状态，而不是什么荒谬的80%？
另外，这份杂志也没有准确的说明亚偷情该怎么偷？因为不管是亚偷情还是偷情，都离不开一个偷字。如果没有偷的话，那亚或者不亚也都毫无意义。换句话说，这本杂志就是想说，有这么些人想偷情但是又迫于各种压力没有去实施。要知道，我们想做但是又迫于压力没做的事情太多了。你随便找个名头都能忽悠个全国80%、90%的人出来哭诉下各自想做但又一直没能去做的各种事。比如，想更简单的拥有财富，有人靠抢银行，你不能，靠等，靠想。你能说他“亚抢劫”吗？按照这份杂志的逻辑，什么天方夜谭的名字都可以想得出来，什么有趣的调查都可以编的出来，只要前面加个“亚”，不愧是亚媒体啊！
难怪媒体没有公信力了，每天如果都把时间花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面，还能传播出什么有价值的新闻与资讯呢？再说了，这样做一定就能够赚钱吗？怕也不是这么轻松吧。说到底，不过就是拼了命填版面而已，以为制造个什么话题就可以充当媒体了。这样的媒体，不过是让纸浆多循环处理了一次而已。不过，要真是只想做“亚媒体”就没啥话说了，披着媒体的外表，一份正人君子的样子，却做着上不了台面的勾当，真是亚到了家。
瑞丽跟日本的《LEON》做了部分版权合作，出版了一本叫做《男人风尚》的新刊。在上海的东方书报亭，新刊还附赠一个14寸的笔记本包。
《男人风尚》强调了这本杂志立意的独特性，在如今男刊迭起的阶段，《男人风尚》的诞生理由还是值得期待的，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在为这本杂志付出了两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市场需要给他们证明自己的机会。
一切都为了提升男人的形象。在这个本不该还是“以貌取人”的“以貌取人时代”，我们的穿着品味实在是让人皱眉。对流行、时尚的鉴赏力，对个人形象的理解力，对个人与社群相溶的亲和力，在大多数男士身上仍有欠缺。似乎，我们还仅仅停留在对品牌的盲目信任上，而非是真正的理解和适宜的应用。
形象创造影响力。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影响力，希望被别人关注。如果有一本杂志可以教我如何吸引更多的人的关注及正面谈论，那就好了。
来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的消息：
中国22位学者和律师周一在网上发表了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公开信，并呼吁对这家给公众“洗脑”的官方媒体予以抵制。
这封名为《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的公开信最先出现在位于美国的一个网站上，随后很快在中国的博客圈中传播开来。22位署名者中包括北京学者凌沧州和维权律师滕彪，其中不少人曾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公开信列出了中央电视台的“七大恶行”，如对不久前的毒奶粉丑闻等重大事件采取掩饰做法，对群体事件不予报导或淡化处理。信中列举的主要恶行有：
中央电视台在专题节目中为去年引发全球食品恐慌的毒奶粉事件始作俑者石家庄三鹿集团(Shijiazhuang Sanlu Group Co.)鼓噪宣传，称其有1100道检测关。信中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对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事件、突发性事件和群体事件故意不予报导。信中称，央视的新闻节目在国内报导上经常报喜不报忧；在国际报导上经常报忧不报喜，与其称之“新闻联播”不如正名“宣传联播”更为恰当。
信中称，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其新闻节目中让所谓的军事专家为萨达姆吹嘘鼓噪，号称要打“人民战争”。公开信猛烈抨击央视在黄金时段大量播出“辫子戏”，美化了专制文化和中国古代的暴君。信中说，中央电视台宣传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讲坛节目信口雌黄，歪曲历史真相，美化一些暴君。公开信称，中央电视台从不为伤害人民感情的错误宣传和假新闻道歉。署名者在信中希望民众采取“四不策略”：“不看、不上、不听、不说”。
中央电视台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但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采访时为中央电视台做出了辩护。他说，中央电视台去年对四川大地震、西藏骚乱和毒奶粉事件的进展都做了及时充分的报导。中央电视台今后将尊重新闻规律，用真相说话，恪守报导事实真相的原则。他还对抵制行动的影响不以为然：他说，中国电视观众超过了12亿人，即便有22人抵制，我个人认为也不会对中央电视台的形象产生任何影响或损害。
与此同时，路透社本周报导，中国中央政府将拨款至多320亿元（约合70亿美元）帮助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等官方新闻机构在新闻宣传中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
来自央视论坛的消息， 全国50家电视机构负责人21日在北京签署协议，成立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CSNG）。这样，由中央电视台牵头组织的国内最大电视新闻资源收集和播发平台将正式投入运行。
谁能告诉我『富豪榜』的真正作用？如果我说『富豪榜』其实就是一个广告工具，你相信么？在这个注意力日渐稀缺的时代，我们还在浪费着我们的注意力。
媒体炮制出富豪榜，从新闻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梳理，而从广告行销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阴谋”。从广告主甘愿钻进这个圈套成为赞助人的时候开始，广告主就成了一个没穿衣服的国王，让这个国王一直深信不疑的裁缝，就是这张榜单。
似乎每个人都有过偶像，或者树立过一些学习效仿的榜样。富豪，就是其中的一个类别。有钱人，必有他的成功之处，必有他的可学之处，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人物传记得以畅销，实在是正常不过。而浮躁的传媒业者，因为焦虑和迷茫，不得不将一些原本有营养的素材“快餐化”，急切的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想要的是更早的更多的获得其中的经济利益。
对于广告主而言，可以罗列出『富豪榜』的媒体看上去就很“高端”，它们可以帮助自己的产品找到合适的欣赏者与最终买家。而自己也乐意为此支出不菲的费用。结果呢，『富豪榜』很快的就超出媒体本身。成了一个只有尾巴，却看不到其他的怪物。可怜的广告主，看到这些，还不肯怀疑这些媒体从来也没有对这些富豪（尤其是富豪们的消费）具有“影响力”和“引导力”。
同时，我们这些大众也没有问过自己，富豪榜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真是大家流传的“通缉榜”或者“杀猪榜”？要真只是这样的冷笑话，我们会笑么？
来自联合报的消息，因为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批评泰国国王蒲眉蓬，导致很多泰国人不满，所以泰国有关部门决定在泰国禁售《经济学人》。虽然泰国自由反审查联盟的负责人欣克认为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禁令”，但是，如果一个媒体真的因为说什么而伤害到一个国家人民的感情时，媒体本身是否应该做自我检讨？
任何的指责多少都带有轻蔑的意味，当类似《经济学人》这样以公正者或者法官自居的大媒体，在向对象指手画脚的时候，很容易让一些『实话、真话』变得无力，甚至让听众产生逆反的心理。
缺乏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来向不同的受众传达正确的信息，正是这些媒体无法根除的通病。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很多媒体越来越教条化，越来越官僚的根本原因。我常常在想，媒体在监督这个社会，可是谁在监督媒体呢？
有了陈的前车之鉴，吕秀莲开始了不一样的洗钱方式。据新加坡联合报报道，吕秀莲宣称将募资3亿元，创办一张有媒体伦理的报纸。而且另称1亿元已有把握，还有2亿元还需要努力筹措。由此，吕秀莲给了自己一个非常大的『自由』财务空间，至少为3亿元新台币。
对比陈水扁现在浮出水面的几十亿巨款，身为陈的副手，这样的一个空间应该只是第一个阶段。换句话说，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吕秀莲或者民进党以后无论是收钱还是洗钱都可以有一个非常正当的平台，且还能借助该平台的媒体性质，使得民进党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党报和宣传机器。我想，这份报纸或许会命名为《台湾时报》等类似意味的名称。
除此之外，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吕秀莲还会从陈水扁那边吸取到更多的政治智慧，并在为继承及分拆民进党的政治资本做最后的努力。
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只是一个符号，或大或小，或明或暗而已。当我们知道我们都会出现在历史的某一个角落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痛的，或者把这种痛叫做嫉妒更为恰当。历史总是这么公正又残忍、冷漠，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无能与落魄。是的，当有人可以成为点缀这历史长河的明星的时候，我们总会问那些平凡人，我们喜欢看这些星么？答案似乎会指向它的背后，我们真正关切的还是它所代表的一些意义。
在一个活动上，我见到《罗博报告》的执行出版人瘦马先生的时候，我是这么向他做自我介绍的：“以前我也做杂志，而且想做一本很理想的杂志，可是在我看到时尚集团和现代集团出版的系列出版物之后，我决定趁早改行会更实际一点，所以，我现在从事媒体广告行业”。从本意上来讲，我并非谦虚。我不想淹没在这个领域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又小又暗的符号。可是，如今，我在我从事的行业里，似乎也还是在挣扎状态。
而这本《周末画报》的特刊（《史记》），仿佛是一切符号的缩影，很是巧合的对应了我现在的状态。就像你本来不知道媒体究竟会给你带去多大的震撼与转变一样，在影响发生之前，一切都难以预料。在我没有将这本杂志与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两个元素未能在实验室巧遇发生奇迹一样那般混沌。如今，我觉得我找到了打开那混沌的钥匙，那就是将自己放在一个角落里，重新打量自己，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我想编者是否也有这样的心态？不仅仅是为了检阅这些年来的辛酸，更是为了以后数年的潜行。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对自己有用，才算是智慧和悟性吧。
美国老牌杂志《Reader’s Digest 》（中文名《读者文摘》）终于耐不住寂寞登陆中国，下周二（2008年1月8日），这本杂志的中文版《普知》即将在上海全市的东方书报亭上架。借助德高的户外书报亭侧身广告渠道，《普知》有了与读者的第一次接触。在这之前，利用这个位置进行刊物宣传的媒体还有时尚系列平媒产品、现代系列平媒产品等国内一线媒体品牌。
毫无疑问，国人对《Reader’s Digest 》的认识一定比不上源自甘肃的《读者》杂志。在号称国内单期发行量最大的本土杂志《读者》面前，《Reader’s Digest 》的中文版《普知》将靠什么打动你我花12元去长期阅读呢？在这本《普知》上，我们真的能见识到所谓的『一针见血而精简的文章主义』吗？这是我疑问，也是我的期待！
听上去，『普知』一定是一个熟悉中国的人（不一定是中国人）给出的美好期许吧。普遍的知识？可以普及的知识？普天下都需要知道的东西？不过，说实话，这个名字对于一本在中国成长的杂志来说，意义不会比《Reader’s Digest 》（及《Reader’s Digest 》中文版）更大。在我们身边的这个烦躁的时代，谁会对一个新事物花太多的时间去感知？只是大家对于『遥远』的渴望，才让《Reader’s Digest 》有了这个机会。
我再想想《读者》，在我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有幸接触并喜爱上这本杂志，心里不禁向她致敬！
很早就听到《投资有道》这本杂志及其关联杂志的运作团队的最终目的是上市，不料早在今年3月他们就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真替这些据说是来自美国道琼斯集团的团队感到高兴。
不过别人上市，我高兴什么呢？
昨天和一个朋友在一家不能无线上网的星巴克聊天，提及他所在的那家广告公司，也是以上市为目标。他对公司清晰可见的上市日程和内环线的一套居室充满着期待。在这样的一家公司上班，想不卖命都难。
可是，我们能给合伙人什么期待呢？
我们也要做到上市？还是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大饼，只可以画不能够吃到？这可是台湾人的做法，在我们这里应该要坚决制止！可是那些闲人能士还需要什么呢？高薪？高福利？这个又是几家初创企业可以做到的呢？
然而，如果我们说现在做这件事情的目标不包括上市，那可就真的小瞧我们的志向和雄心了！江南春当年看到一个覆盖3000万白领的市场就成就了一个分众，无中生有了一个渠道，也推进了中国广告业的发展，让自己的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分众的市值上。
各行各业仿佛都是为少数人而存在的，当市场上有了一个模板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复制了，最后有了一个成熟的市场，直至腐败、衰落或者出现新的模板。
而今的模板就是以上市为目的的媒体发展模式，一个将概念（想象力）去落实（执行力）的过程（当然，任何一次创业都可以这么总结）。换句明白话来说，就是看菜谱炒菜。
然而星级厨子不是人人都想做的，也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所以菜谱漫天飞，星级厨子还是那么几个。所以，你说中国也许有近万家杂志媒体，几千家电视媒体，几百家报纸媒体，数万家网络媒体，能站在那里说我肚子不饿，我家里可以种田产粮的还是那么几个。
人人爱听的那句鼓励人的话：『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其实并不是要求每个士兵都要成为元帅，这也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种想成为元帅的心态对于士兵的成长很重要。所以，中国的媒体公司如果可以理解『不想上市的媒体不是好媒体』这句话中对做事态度的要求远比『看菜谱炒菜』的趋利心理来的更为实际的时候，中国的媒体算是真正的在成长了。
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状态维持下去只会让自己坐以待毙，让自己喜爱的事业成为一个假事业，让这个行业的无数前辈先烈沦为冤魂枉鬼。
请相信如我一般自认为肩负基本社会道义的媒体从业人员最终还是可以面对初衷。
我承认，我们的媒体最需要打假。这个结论并非仅仅表现在一个“包子”、一张“某州日报”上。作为媒体的核心表现，“新闻”这个字眼一旦与“假”字纠缠不清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公众对媒体的其他外延如发行量、收视率、渠道、覆盖面、读者、广告等字眼的极端失望了。
媒体的影响力因为其吸引注意力，保持舆论中心地位的基本特征不会改变，尽管正负参半。但其公信力及信任度的下降早已是不争之实。媒体热衷于保持自身的注意力，而不在乎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无忌社会道义的责任。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恶习居然成为了很多媒体的市场立足之本。
假、大、空出现后，自诩公正的第三方也尾随而至，一切仿佛是为了完善一个生态链一般的发展，却没有人意识或疑惑这个链条如果依靠自律，也是可以稳定的运转。起码，在局部如此。
于是这样一个貌似繁荣的市场不得不因为规模的扩大，产生了合理的泡沫，又因为合理的泡沫的存在，多余了些不合理的泡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稍加时日，混在一起，谁是谁非，乱成一团。
为了迎合某种私利，媒体就难以站在道义的最高点，即便立在一个土丘上，干嚎两句社会道义放肩上，也无法掩饰两条肮脏的泥腿。
自律不成，不如自贱！
到了最后，干脆不再掩饰，反而一变到底，做不成贞女，干脆做个娼妓！那样，才算立足这江湖！赢得这利益！
唉，媒体，就和黑社会老大一样，名气都是兄弟们给的，你要是弄虚作假，早晚会给你打回原形！
上周日看了第一财经的《头脑风暴》。话题是“中国商帮”。
节目以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徽商和晋商作为研究范本，并邀请了一些所谓的新徽商、新晋商作为嘉宾。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做商帮研究的所谓专家、学者、业内人士。当然，现场少不了一些迷茫的、不知所措的、七七八八的观众。
呵呵，又是轻浮的几十分钟。
我为什么要着重提历史上，以及所谓这些词呢？因为我想告诉我的朋友：这些都是需要确认的，大家不要被误导了。
我们不妨先了解下，商帮是个什么概念？
在商业发展历史上，因为宗族、地域、资源整合等原因结伴行商的经商团体，走出了自己的地域，将某些独特的物品从甲地带到乙地或丙地，再将某些需要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家乡。这些东西可以是茶叶、是盐，也可以是创意、是执行能力。而一旦这些团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垄断了某个行业、或者形成了某种商业运作模式、或者延伸并塑造了某些商业之外的价值观，这才形成了帮。毫无疑问，这个帮的划分是以地域为主要特征的。因而有徽商、晋商之称。
同时，由于历史印象的积累，以及我们这些后人对于文化的简单膜拜，中国似乎有了“商帮文化”这个概念。
在世界上，我们最熟悉的商帮（如果有的话），莫如：犹太商人。在无数历史典籍及文学作品中，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最会赚钱的商帮（而非民族），其经商的观点与手段在世人的心智中占有极强的印象：最会赚钱。
可是，在我们对徽商、晋商的总结上呢？找不到最具说服力的特征来总结其价值。如果仅仅是局限在地域上，那么这种研究的角度就不该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在资源分配、资源调整、促进社会物质进步等方面的成就和意义了。中国的商帮文化，其实根本没有存在过！至少在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因为《乔家大院》的热播，就一厢情愿的相信山西人就是怎样怎样的信守诚、义；我们也不能因为胡雪岩，就一定要说左延安、尹同耀如何如何，中国的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他们也是红顶商人么？
说到新徽商、新晋商的概念，更是让人尴尬。
看看吧，出于媒体的炒作与报道需要，涌现出了美商、日商、韩商、台商、港商、浙商、苏商、京商、新沪商、新徽商、新晋商等名词。所指无非是一些具有共同属地的商人，并人为的把他们强加在一个群体之列。
以台商为例，官方资料显示，在现在的中国，有100多个大、中、小型城市居住着120多万台籍人士，其中大约有10万台籍人士是大陆6万多家台资企业的企业主，或者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企业高管。而我国官方及民间合作的机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的企业会员及个人会员，却只有2万余名。也就是说，认同这种划分标准的商人，不足这个群体的1/5（或者说1/60）。而台商还是目前华人世界中公认的最具代表的商帮群体之一。
这说明什么问题？
简单点来说，就是商帮文化的幼稚。如果硬要说有商帮文化的，那这种文化也仅仅处于萌芽期。如果仅仅依靠过去的记忆来引导现在的商帮进化，无疑是一个无趣的过程。
从以上的角度去看，关于“中国商帮”的头脑风暴无疑显得极其轻浮。大概他们很乐意相信“三岁定终生”的看法。现在做这个选题，与在幼儿园强奸一名幼童有什么区别？不仅不会帮助到她的成长，反而会给她一个错误的标签和导向。不是么？
那么这些所谓的精英为什么要做这个选题呢？
我想无外乎以下两个原因：
1. 期待其在注意力及话语权的建设上有些成就；
2. 期待在看似弱智（越是自诩精英的媒体就越认为自己的观众是弱智，其实不是故意这么认为，但是他们制作出来的品质就是在把观众当做弱智）的群体中强奸其印象；
那么这些所谓的精英会总结这个栏目的成功点在什么地方呢？咳，谁知道，真希望他们可以读到这篇文章，也许可以得到点启发吧！
最后想给传媒精英们提个建议：可否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因为传媒人掌握的资源是大众的信任（这种信任有的时候确实有点浪费），而传媒人自以为是的创意或者噱头其实还是要以服务大众为基本原则的。也许传媒人确实给不出更好的建议，别担心，没有人会指责你！起码你不要误导别人相信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那样的话，你的职业素质在哪里呢？
还是拿本期主题做例子吧。如果先来讨论现今社会的商业背景？之后再讨论是否需要商帮这样的概念？再请那些所谓的商帮代表来谈谈他们对商帮的理解？有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还请一些商帮研究者表述他们对商帮文化发展的展望以及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的具体意义？
这样的一个选题，也许就能告诉大家商帮文化的现状，起码是一个有思路的争鸣吧。
当然，我知道你会说，这是头脑风暴。是的，不管怎样，也要做些正确的事情吧，如果是无趣的或者最后不了了之的东西，那不是在浪费时间么？想想看，那么多精英的脑袋，在一起轰轰隆隆了几十分钟的热闹之后，顿觉无味，那样是不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传媒的变相亵渎呢？
嗯，是不是这样？好好想想！
你知道一个传媒人如果没有激情，那社会将会怎样？
不过，你不要害怕。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种没有激情的传媒人，这个社会并没有产生什么变化！换句话说，我们的传媒人在促进、改变社会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还没有起步，所以，他们的存在对于社会来说，意义还很遥远。当然，我强调的这种意义一定是正面的。我们也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传媒在误导民众这方面倒真是不遗余力。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林海正在主持一档歌艺秀：（大概是）每周五的晚上，来一个电视卡拉OK秀，一大群喜欢唱K的歌友在电视上一秀歌艺，倒也很有意思。在这之后，出现了超级女生；等超女火了，就有了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等一大堆活动。整个民众被娱乐给挑逗出最强的激情，而传媒就是润滑剂。看似繁荣的娱乐业就这样在看似理智的传媒业的助推下狼狈为奸、膨胀起来！当然，这么个说法和具体操作的人大有关系，不过谁让我们人是万物的主体呢！离开了人，我上哪里说理去！
我认为娱乐业就是浮躁的行当，他们吃的就是这碗饭，谁得到的关注多、谁得到的注意力多就是本事，不在我的气愤之内，也就不屑说它。我还是说说我爱的传媒业吧。
金庸笔下有很多求上进的人，很能吃苦，练武功练到走火入魔！不过这些人大多想走捷径，于是就练些邪门歪道。所以后来个个没有好下场，也得不到一丝的同情。因为韦小宝告诉我们如果练名门正派的武功起码要花个30年的时间才得行。好嘛，这家伙！哪个愿意栽树给后人乘凉呢？类比到我们的媒体上也一样，大家都希望得到高知名度，于是就找捷径，于是就迫不及待的走歪路，练邪功。于是复制、篡改就成了这些高人的秘籍。试问我们中国的传媒人有几个重视观众的真实需求？有几个真正想去了解过大众的喜好？传媒人集体闭门，躲在互联网背后，凭借着些许的资讯优势，剽窃一些低级无趣的东西换个中文名就当作是原创了！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还是拿练武做比方。练武的初衷是为了强身健体，后来有保护自己之用，在后来就成了争名夺利的本事。那是因为它本身确实也是一种技能。而传媒的初衷呢？信息交流、教育大众而已。实际情况是横流的垃圾信息在愚弄着善良的大众。所以说表面上的这些激情其实都是虚情！只是民众看不清楚罢了！
我想传媒虚情的原因在于少了一些乐于奉献的传媒人，乐于为后人种树的传媒人！不知道现在的教育能否培养的出来这样的人？
父亲教过我一个道理：别人如何看待一件事情并不重要，关键是自己是否可以正确的对待！做传媒尤其如此！你说呢？
和艾斯卡、布隆伯格、雷石东等人的故事一样，美国人总是喜欢从悲剧开始切入故事的主题。美国畅销书作家肯·奥莱塔也很在意他心目中的伟人。他在《泰德·特纳传》（《MediaMan》）开篇就报道了美国传媒大亨泰德·特纳人生中最灰暗的那一天—–被合并后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无情的解雇—之后就是通篇的阳光、得意、快乐，不过也稍微点缀点风雨。这样的故事总是在暗示人们不要忘记传统的美国式理想人生。
让泰德·特纳区别于其他同时代或前时代媒体巨头最重要的印象就是：特纳更具远见卓识。他创办了值得尊敬的CNN，他改变了世界的传播格局，他改善了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他也践行了他的国际观，并无意中证明了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念……他是唯一一位堪称伟大的媒体人。
也许是他那浑身充满的不安全感促成了他的种种成功。而这种不安全感继承于迫于事业、家庭及婚姻压力而自杀的父亲，甚至还应该追溯到不幸沦为佃农的祖父亲。在他们的血液里，或许可以给泰德·特纳一个答案。
诸如真诚、可爱、直率、固执、冲动、急躁、忧郁、虚荣、吝啬、自卑等特征集聚一身的时候，泰德·特纳显得更加真实了。
泰德·特纳带着对父亲的内疚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并始终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而奋斗终生。为了证明父亲的期望，他收购回父亲变卖的产业；为了证明对社会的期望，他创办了CNN，并在天生的、精明的商业头脑盘算之下，他还收购了亚特兰大的体育运动队、米高梅电影资料馆，以期为全世界的观众提供优质的新闻内容；他甚至还是一位高水平的世界级帆船运动高手。
他也始终对自己未能把时代华纳收购而去避免一些难以预料的事件耿耿于怀。不过，当他重新开始另一种人生思考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于社会的意义更为重要。
他向往得到诺贝尔奖。在他亲眼目睹了前苏联的核武器现场之后，他开始成了抵制7000颗核弹头的传教士，他在乎的根本不是诺贝尔奖杯，而是这个奖杯背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他支持联合国，并同安南成为了好友。即便在他的个人资产严重损失的（因为那个愚蠢的合并案—-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合并案—泰德·特纳的个人资产由70亿美元缩水到20亿美元）日子里，他还是坚守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的承诺；他还关心环境污染问题和妇女问题；他无意中成了一名世界公民。
除了全美数万亩私人农场尚令泰德·特纳流连忘返之外，全世界更有更多的朋友随时候迎他的光临。比如普京的汽车、卡斯特罗的雪茄和猎场、布什的白宫等。
这本翻译过来的书有17万字，译笔流畅，一气呵成。让我可以在5个小时之内细心、完整的读完。我要感谢作者，感谢译者。当然，还要感谢泰德·特纳，谢谢您精彩的指点。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的年轻人，我也许不会遇到泰德·特纳这样的老板。但是，他的人生、他的言行、他的思考、他的沉默对于我的启发，一点也不逊于他对乔丹（泰德·特纳曾经提拔的一位年轻主管）的栽培。
我也相信他为自己的辩解和证词：“每个成功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是的，我经常有不安全感，而且非常浓厚。也许，我可以做自己的泰德·特纳。谁又知道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