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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部分国家级贫困县‘不愿脱贫’”，理由是没了“贫困县”的帽子，就少了许多实惠。于县于民都没好处。所以，诸位大人决计不贪图虚名，只做个能抓到真金白银的“实干家”。想一想却也费了一番苦心，该宣传下。

很多人将这种做法—示弱—算作一种谋略，与乞丐博取路人的同情基本属于一个套路。哭穷或者叫穷本身并不可耻，只要有人愿意给予，就算是挺尸装死也无所谓。更重要的是，出处乃是国之府库，不要白不要，对吧？

实际上，汉朝人刘向曾讨论过府库与贫困的关系，曰：“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语出《新序·杂事二》）”。意思就是今天说的国进民退。按平民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有钱，老百姓没钱。按实干家们的勾当来说，就是把政府的钱借老百姓的名义拿来为自己铺垫政绩……如此而已，不必大惊小怪。

患有残疾的乞讨者，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才不得不去乞讨，他们不会因为残疾而到处“炫耀”。我见过那些行为卑微的人，小心翼翼的路过你的身边，在得到施舍的同时，也能保留一份尊严。相反，那些手脚正常的乞讨者，是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的。

同样，贫困不该成为治世者的道具，实干家们应该意识到它的无耻。

不如重新订下规则，实干家们的一届任期结束，若不能达标脱贫，那这个领导班子就一刀切，永不聘用。如此三五年之后，中国就再也看不到一个贫困县了。于县于民都有好处。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找回了羞耻心。那才是真的好！你说呢？

话说浙江金华某公交车队组织司机学习如何辨识豪车，与动辄数百万级的交通肇事赔偿相比，各位司机大哥有时间做做这方面的培训倒也必要。但正常人会问了，若真的出了事，还能分的清是不是豪车吗？“能有选择”，往往只是平民们的一厢情愿。

“惹不起，躲得起”的逻辑是想当然的，于现实中根本没法实践。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有本事“躲得起”，又管它什么车呢，平安不是第一要紧的吗？或者只是反映出另一些问题，比如说“恃强凌弱”。不提了，这话题悲哀了点。

说回来叹口气，人们是躲惯了。看见同学被老师脱裤惩罚，不言不语，躲上十来次，惹到一个不能惹的，才算“事发”而结束。看到路人跌倒不敢去扶，甚至绕过，回家后坦然在微博上一边倒的唾骂世风日下。得了众人信任，拿了个七八上十亿的资金成就了个人美名却不堪托付最后一躲了之，与某英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但却可能是相同的待遇……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各类事都在证明，“躲”没什么不好。

就好像饭前不洗手这回事，大家也知道不好，不过也不会去改正，反正习惯了就不觉得别扭了。社会也是，多一个坏习惯或者好习惯，它照样慢步走，怎么能指望它去自我纠正呢？

惹与躲是相对的，躲的人越多，惹的事也就越多，反正怎么惹你你都是躲，不惹白不惹。当然，要是每一个惹事的家伙都遇到药家鑫这样的该有多好？不怕耍狠的，就怕不要命的。

而正常人，也该敢为了一些事去不顾性命的。

为了和谐，我尽量用平民而不是贫民来代表自己。从物质上而言，除了柴米油盐这些必需品之外，我对其他的玩意儿只有一种态度：价格即距离。比方说房价，我喜欢那种令人绝望的数字，比给你留有所谓的希望要痛快的多，你知道你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的事，自然就不是你该去努力的。

话说我这念头较为极端。但平民们都知道，生活不易，何苦难为。大家彼此间安慰的套路也都集中在对快乐或者不快乐的区别及重新定位上。某人去世了，我们说快乐就是健康。某人失业了，我们就说有工作就是好事。某人离异了，我们就说婚姻其实就是彼此包容。快乐易得，因为这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事。就算是麻痹，也该做到若干年前某人笔下的某人那样出色。

所以，听惯了各类天价货，就像听传说里的各路天神一样，舒缓下紧张的肌肉和心情而已。偶尔也会假装理智的做些点评：什么狗屁的奢侈品？能够复制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挎LV、带劳力士的家伙们是不屑于停留在与这种嫉妒辩论的角落里的。看上去，我们总喜欢讨论与自己无关的事。站在别处的人也一样，乔治克鲁尼就很关心苏丹。谁去问为什么了？

我只关心自己。我关心大米多少钱一斤，我关心水电煤有没有涨价。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关掉我的网络，停掉我的电，但我不能没有吃的喝的，这是都是基本的。从保护这些的角度出发，我倒是真心希望某些东西越贵越好，那些嗜血的家伙们吃惯了大鱼，怕是对我们这种小虾米就没多大兴趣了。但问题也有可能出现，如果他们一定要吃你，你又该怎么办？

算了，不去想了，在他们没有张口之前，不妨为他们摇旗呐喊下：“天价有理”……说得多了，不怕你飘不起来。靠，我真正想说的是：“你他妈的，不扰民就是真理！”可我怎么就是不能说出来呢？

不管怎么说，韩寒还只是一个孩子。记得《心灵捕手》里面的台词吗？可惜的是，这地方的大人们骂起孩子来，是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有道理。CAO！早点都干嘛去了？

近日，韩寒通过某报宣称要将自己的手稿出版成书，并以10元钱的价格亏本卖出30万册。这是证明作品有无代笔的一个办法，建议方舟子也来指点下，还有更好的招数吗？你都把人家孩子逼到什么地步了！

但问题是，他决定选在4月1号发售这本书，用意居然是为了纪念张国荣。好吧，我说我不喜欢这条理由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张国荣也是我的偶像。我相信很多荣迷并不喜欢有人—-无论他是谁—-拿自己的偶像去说事；其二，既然是证伪，那就得专心一点。如果你想一枪干掉一只鸟，那还是得把枪口好好瞄准那只鸟才对。一石二鸟的事，多少都要看点缘分的。既想这样，又想那样，搞不好最后又是一个昏招。

我愿意相信韩寒是无心的，所以，我会说他还是个孩子，在与方舟子这样的成人面前，一开始就出错了牌。韩寒完全可以学学马特戴蒙被吉米调侃之后的举动，跟对手的前女友拍支MV恶搞下对手，顺便还拿个最佳原创音乐奖玩玩，名利双收又不失风度。韩寒也可以考虑写本《打假，假打》之类的书，既然是个写手，还怕搞不定另一个写手？

从这事上看，主动跟被动的关系是很奇妙的，当你成被告的时候，看似被动，实则主动。反过来，当你成了原告，看上去掌握了主动权，但其实呢，你自己知道的，该有多幸苦才能干的事。无所谓了，连唐骏都还在江湖上漂着，韩寒还用担心未来吗？

新浪微博上有人讨论“赚多少钱才有安全感”，这个话题结合当下我国的富人们都在办移民的大背景，会有点无趣，讨论起来也挺伤自己的，除非我们还是努力撑着，不愿意叫穷。

安全感是一个虚构的词，跟房子、粮食不同，不能具体的指向某件器物，与快乐、悲伤也不一样，没法表达出某种有模有样的情绪。既然与物质、精神两不相干，我称它做打酱油的词也不过份。其他诸如尊严、价值、道德莫不如此，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不过，虚构的东西也是有理由存在的。当你无法从现实里得出一个具体结论来做行动指南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词来安慰自己。比方说，当你为没有房子而感到悲伤，一句没有安全感，就可以总结出你的真实心情。

“瞧，我还能找到一些词来描述自己的状态，不算太差，我还活着”。乐观的你会因此而高兴，为了这种高兴，我们有理由编织更多的理由，不是吗？

可是生活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悲伤，无论有多乐观都无法抑止。而之所以悲伤，就是碍于面子，不肯叫穷。不肯承认自己没力气得到什么，而是学别人拼命苦撑，那，可是个永远也吹不大的气球啊！

面子就是安全感。我们检讨自己，会说欲望无止尽，不好，安全感才会与我们越走越远。我们不用再算计着一天要吃几两米的饭，不用去管该种几亩地可以混个四菜一汤，也不要计较劈上几担柴火能烧够一个月……

如果生活能回归简单，安全感又怎会缺少呢？可惜，我们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人，回不去出生的地方，回不了生活的初衷，在所谓的以前途的名义而支撑着的欲望下，我们努力前进，却只能在原地打转，更无法后退。

所以，叫穷是一件好事，贫穷不会让人疲惫，粗茶淡饭也可以让人安静，而我们也不必一直浮躁着。是的，活着就好，“活着”并不能虚构，可以呼吸，可以吃饭，可以散步，还可以走在大街上看人打架……这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一点都不虚构，生活不就是如此吗？

《华尔街日报》刊文报道中国富人们出于各种考量，包括子女教育、食品安全、空气质量、财务安全等等，已经或正在或将要移民国外。此举被戏称为富人们的B计划，主旨只有一条：赶紧赚钱，撤离中国。

作为同胞，却不敢嘲笑这种以生活品质做诉求的逃离，它看上去显得既正当又华丽。更不该否认的是，这些百万美金身价的人无论来自哪里，过去如何，但现在已然不同。我们这些还在为衣食住行操心劳命的芸芸众生，也不该与他们在同一个国度里共存。移民或“被移民”更像是一种必然。

但中国人的保守天性，使得对移民的态度显得犹豫，夹杂着羡慕嫉妒与恨。羡慕的是移民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应该会更好的那种）。嫉妒的是为什么我不可以？而仇恨却很难留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这种奇怪的感觉，犹犹豫豫的表达不出，或者，这种恨里也有祝福的意味？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富人的话，我相信你会有更多的祝福送给他。是不是？

于是，送别的人多了，空气中都少了一点味道。剩下的穷人们该不该为自己做一点打算，不如也有个B（bad）计划如何？稍微想象一下，当你留在一个资源枯竭，财富趋向于零，智慧被窃取，精英都在别处的国度，望着周围与你同样颜色的同胞，你还能剩下点什么追求呢？

无非是如何存活而已。穷人们该退守到当初生长的地方，至少还有块土地供我们生息，至少看不到更多的送别，至少不再有更多的犹豫……为一斗米而生存的族群，原始而又单纯。

昨晚做了一个梦，比较血腥。梦到一帮子专家、记者被带到了《决战猩球》（Planet of the Apes）里的场景，猿人们对这帮地球人轮流做各类实验，诸如活体取胆啥的，现场是哀嚎一片，而边上还有一些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鬼东西在围观叫好……

虽然是个恶梦，但梦醒之后，却觉得人更精神，有小时候吃完奶的那种亢奋。可能是这些天看多了“活熊取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就看不到动物保护组织通过媒体出来抗议呢？或者我该问，为什么媒体就不能报道报道这些抗议声呢？

至于归真堂邀请专家、记者去现场参观活熊取胆的全过程，更让人觉得可耻。诸位能记得鲁迅在《药》里提到的那个“人血馒头”吗？拿馒头等在一边蘸人血的家伙很无耻，难道围观看杀人的人就不可耻了吗？

这年头不必指责专家，群众早已看清了它的本质，就是混口饭吃的赖皮狗，踢一脚滚很远，喝一声就能立马滚回来的那种，没什么良知道德可供叹息。但媒体记者就不该也是这个标准了！用一个记者的名头，去充当一个“媒奸”的角色，可耻至极！

妈的！真希望有现世报！又是一群混蛋！

情人节之前，广电总局又出台新规：各地电视频道在每晚7点到10点之间不得播放境外影视剧。规定还说明，每天播放的境外影视剧不得超过影视剧播出总量的1/4。此举唯一受益的群体可能是国内演艺界。可见，广电总局在提振民族创意产业，解决演艺界失业率这块还是办了一些实事。

但一想到会有更多的脑残出现在荧屏上，就不得不让人痛恨当年。

或者，广电总局该去翻翻老帐，清算下当年都是谁引进了诸如《加里森敢死队》、《聪明的一休》、《花仙子》这类不是东西的洋人片。如果没有第一次，如今的“限制”就无需发生，而那些左右不分的家伙们也就没理由拿洋人的作派来装饰门庭，在我们这些只追《乡爱》的土老逼们面前炫耀了。

所以，你该理解，我说的“恨”与情人节的主题非常契合，像张学友歌里唱的那样，有爱就有恨，而错爱也能错恨着。至少打我出生以来的这三十几年，唯一不会改变的是，我们一直这样被“计划”着过生活：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物，走什么样的路，看什么样的电视，听什么样的歌，甚至有个什么样的孩子……谁又能例外？

至于下一步？该不该取消情人节、圣诞节呢？我期待。如果可以一人一票的话，我会选择让广电总局得到这个权利。

简单按造句的标准来看，这个标题有点怪怪的，肯定不能清晰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读者需要带一点包容来看，认真点的家伙，甚至会立马跳过，不屑读完。

我的意思是想表达，“精神”这个词是很诡异的，一个人形容另一个人身体状态不错，会用“精神很好”来表达，说的人真诚，听的人舒服。而一个人形容另一个人思想品德高尚，也会用“##精神”来表达，如大无畏精神等，也能将一个人捧的舒舒服服。当然，如果要捧一群人，也可以用“精神”来点缀，比如企业家精神、城市精神等等，一群人都受益的时候，精神往往看上去更真实一点，没有谁敢得罪名义上的一群人不是？

但精神的诡异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通用性，更在于它的出处。出处很重要，那个提出各种精神的人很重要。定性的人越高级，精神越褒义。反之，像我这样的一个屁民要是想抱某人的臭脚，说说各种精神，比如说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很有奉献精神，这话听上去就有点酸酸的。即便我想急于站队，也得跟在后面排个七八里地才算有价值不是？

好在我这样的人只能属于被精神的一个族群。你可以忘记前三年读书，后三年做工，到了第七年，你得响应国家号召勇敢的下岗，这叫自立精神。你可以忘记年年缴抗旱防涝的份子钱，但内河一破，房子被淹，你得老老实实的自谋去处，这叫奉献精神。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计较每月几百元的社保开支，无论你是有业待业失业，等到老时才发现还得靠孩子养活，那叫啥子精神？

总之，我们一直都很精神，甚至有点亢奋过度！写字码字看字识字断字造字的怎么读起来这般头疼到神经呢？

最近因为花钱很多，收入骤降，变得对数字敏感，平常不在意的，如今也会拿来琢磨下，算是体会到了郎咸平教授那般清醒式的“痛苦”，而且，我是真的心痛，不像那家伙装的蛋疼。

早前网上流传一个数据，说国内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人口只有2400万，这个数据据说来自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之口。

而另一组由某商业机构炮制出来的数据则云：中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已达到101.7万人。

另外，有好事者在国新办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看到，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占全国公务员总数的9.6% 。并以此推算：中国公务员总人数约为3919万。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也曾在CCAV《新闻1+1》中透露，中国年三公消费高达19000亿。

把这些数字放到一起，就会得出两条让我痛苦的事实：

其一、中国约有13.4亿人月均收入不足3500元，年收入不过4万人民币，这里有我；

其二、中国公务员人均年三公花费近4.8万元，这里没我；

简单说，有我没我就是痛苦的根由（如果有机构以这个做幸福指数统计，那该得几分？）。原本你不去算账，还会觉得自己活的挺好挺幸福，但如今看来，我是笑多了江对面的战友，浑然不觉自己也是愚蠢的可笑。我想我下一回再听到那些比我更穷苦的人的消息，是否会多点同理心呢？

说道德，感觉是一件很玄的事情，因为从小的教育，父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讲道德。但至于什么是道德，似乎又没有交代清楚，一切都看家里长辈的一言一行尽心模仿。

每每有乞丐路过，外婆总会盛上一碗热饭或者一碗米，遇到家里有水果、糕点的时候，外婆也会搭上一点，外婆说行善积德就是有道德。

父母亲与人共事，总持一条规矩：不能让共事的人吃亏。比如一起出去收购鱼种，除了各自要买的数量之外，路上的吃喝开销，宁可多付不会少付。又或者路上遇到同乡叔叔阿姨，一同坐车出门回村，为对方买个车票，也是必须要做的事。父母亲的不让人吃亏，就是自己的有道德。

我们是这样看着做着长大的，所以在各处时遇到行乞的人，不免会多用点心，一元两元多少尽点道德，但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呆久了，遇到奸诈之徒多了点，对于道德二字就忘了许多。更多的时候，同情心大于同理心。我是说，同情心已经不叫有道德了。

至于与人共事，也还是想讲道德的，但这道德讲的比较苛刻。于人严厉，于己宽松。希望对方要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吃亏。嘴巴上虽还说吃亏是福，心里念的却是为什么我不能沾点光呢？这一进一出，道德自然又要打折。

所以，我总觉得说道德是一件很玄很虚的事，于人于己的要求不同，道德就没了基础，说也就无趣了。

当然，再坏的家伙都不会否认自己对道德有一种极高的标准，诸如进步、光明、向善之类，只是用以修饰的华丽词汇而已，当不得行动指南。若真的进步，就不用在意不仅不，相信人人皆好人。若真的光明，又何必自吹自擂，酒香怕你巷子深吗？若真的向善，就不会去作恶，小小的恶做的越多，对道德的伤害也就越大。

更加悲哀的是，今时今日，“道德”不是伤不起，而是无处可觅，哪位曾见过道德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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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得说下，我并不打算就此事向各方要个什么所谓的公道。今天记录下来，也仅仅是对能看到这篇文字的朋友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尽管媒体也经常曝光各家医院的丑闻，但一想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可能的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不得不继续保持沉默。

而新闻里再传肿瘤医院发生将患者姓名恶意涂改的消息，作为另一名正在该院就诊的病人家属，我几乎将认定这些所谓的大医院，实在是有意把事办错。

从今年10月以来，我和我的家人辗转在上海、安庆两地的四家三甲医院之间，包括上海华山医院、安庆市立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和上海肿瘤医院。遭遇到各种如索要红包、医生乱改患者记录、护士态度恶劣等状况。感叹来医院看病，不止是病人要承受生理上的各种痛苦，病人家属也要跟着受受医院的气。

让人疑惑的是，无论是在哪里，这几家医院都会犯同样的一个错，故意将病人的年龄和姓名写错。一个1954年出生的人，居然会被写成48岁或者56岁，一个名字里明明是“风”，硬要被写成“凤”才肯罢休。更令人费解的是，同一家医院，在缴费单、病人病历以及病人病理报告上的姓名、年龄居然都可以不同。

作为病人家属，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医院是在故意制造这样的一个误会，好在事后推卸（至少是掩饰）应负的责任……要知道，这些医院可都是拿着身份证去登记挂号的。

当然，我没有心情从医院的角度去理解这种事，我只能说“店大欺客”还有市场。如果你经历过必须在外面排个二、三十天的队才能入院，而你又亲眼所见空缺的床位一直在被内部人员用来应付各种各样的关系，你就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自己是个屁民了。

拜托，能认识一两个医生到底还是好事，这个从小我就知道。难得糊涂的人，总是有选择的。

可能是怕再出事，重庆荣昌的警察在查出当地一家幼儿园的校车超载之后，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建议教委取消这家幼儿园的办园资质。由于新闻里并没有交代取缔之后，这些孩子的入园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好事者会疑惑：一刀切是不是办事者应有的思路？

我想起90年左右，为了迎接一大员考察我们村，领导半年前就下命令，家家都得把厕所改成沼气池，新装一套使用沼气点灯烧火的设备……劳民伤财的大举动，仅仅是为了一个统一的形象。

而99年那会儿，我们两班约70几个同学被某国营工厂下岗分流，一句道歉也没收到过。你能体会到你生命中有六年的时间奉献给了这个冷漠的地方，你不会痛哭一场吗？可是谁又有时间和闲情理会该与不该呢？

当然，我们会说，在国内办事就是需要一刀切。要不，托关系、走后门的准能有机会脱身。所以一刀切起码能维持表面上的一个公平。好吧，就算一刀切是一个标准，但它过于暴力，过于野蛮，过于绝对。

回到重庆荣昌，校车超载，那就换部校车解决问题。若买不起，那就租了。就算学校租不起，租费转嫁到学生身上也没问题。只要有道理，家长就没反对的可能。

实际上，把问题聚焦到一个点上，总会容易解决。而那些怕麻烦，拒绝后遗症的明智做法，总显得过激而愚蠢。我们不可能因为那个人是小偷，就一定要剁了他的手才肯罢休。

如果一定要求大家对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做法，那就叫独裁。但如果要求诸位对各种行为有一种彼此认可的判断标准或道德底线，那应该就能叫做共识了。

韩寒写了《谈革命》之后，可能他只是想告诉大家，先建立共识，再谈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会更好点。尽管听起来一些词汇可以让人热血膨胀，但说到底，冲动就是魔鬼，往往会害死一大批好人。

至于什么是好人？韩寒说两车交会要学会主动关掉远光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可以算作好人之一。在此，也向从没那样做过的家伙们致以深深的鄙意！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儿，拖了大家的后腿啊，你可知道？

问题是，对于什么可以算做共识，大家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能怎么说呢？归咎到柏杨说的中国式的丑陋？还是更多人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但很容易引发争论的是，谁来提出这样的一些共识？那些有原罪的成功人士吗？靠！

总之，被韩寒一分析，我顿时觉得两脚冰凉，人没了指望，生活就要变样。

我想起伪人李敖说的一个关于蓝色毛毯的故事，说某好人被某坏人抢走一床蓝色毛毯后，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逃进深山，后来有人帮他打走了坏人抢回毛毯并送还与他，此人接过毛毯不禁落泪。李大师解释说原因有二，其一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其二是没有参与到夺回自己东西的战斗过程中的负罪感。

负罪感是不是好事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在研究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的失而复得往往与自己是否付出过努力关系不大，在这里，依赖会更多点，或主动，或被动。依赖之后，其实掩藏着一种不计代价的交换。而这种不计代价就是一种缺乏共识的体现。

或者干脆点可以直接下个定论，很多人认为那些可以被共识的东西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可有可无的。比方说人人知道自己的性命比等一个红灯更重要，但为什么偏偏会去闯红灯呢？因为他很难将自己的不幸与自己的行为联络在一起，出了事故，责任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共识难以建立的基础。

除非我们能对自身有个尊重，否则共识始终是件虚幻的事，找不到注脚的天书，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呗。

我向来不喜欢虚假的东西，而“交易”又被我看成是作假的标准之一。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久很久之前的某一天，在我初中快要毕业的当口，为了想留住一点真东西，我天真的想用一本新的毕业纪念册来做个悼念，或者我怕我会忘记曾经属于这里。

虽然听起来悲愤，但事情很简单，不过是我的亲戚为了我的前途，让我的父母花钱将我的户口从一个小渔村买进了一座城市而已。但为了买这个户口，却让多方不爽：其一，我的家庭为此承担了一笔负债，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偿清；其二，这位亲戚的帮忙得罪了另两位亲戚，惹起了嫉妒与恨；其三，于我本人，每每经过那个城市，总有许多感伤，心理阴影是留定了。

从道理上来说，我应该感恩，无论我有没从这件事上得到快乐，至少亲人的初衷可以理解并值得肯定。好在也有一些人与我有类似经历，恰好是我们的“热忱”参与成就了一些虚无的数字。

那时候，全国还有80%的人是农民。而今天，能称之为农民的人已经不足50%。更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在转变中的人还被冠以一个尴尬的称谓：伪城镇居民。

虽然尴尬，但却现实。一纸户口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还是99年的那个下岗工人。在那个城里，除了派出所里的户籍档案之外，我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我，给那个城市的贡献也可能只是“中等规模城市”人口统计里的一个“1”而已。

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我正在感受。你呢？

如果微博提供商们真能按照政府新规来执行的话，国内微博的用户数量将会锐减。就新浪微博来说，2.3亿用户缩减到5000万之内都有可能。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新浪、腾讯或搜狐有能力搞定这些数字上的麻烦。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统计数据都不足信。这些少数的、居垄断地位的数据发布者向来强势，且遵循野蛮、自大的霸王逻辑，将受众囚禁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之中。互联网数据的“可统计”变成了“可操作”，令传统媒体自叹不如。

不过，对于广告主而言，微博实名是一件好事。在或者，能把新浪、腾讯甚至搜狐微博横向打通，每个用户像拥有身份证号那样，能且只用一个帐号就能登陆所有微博则是“好上加好”。精准才是广告主的基本诉求。

另外，微博实名对于大多数微博用户而言，其实也不算太麻烦。问题是，我们得习惯如何从大学宿舍熄灯后的胡言乱语到站在操场上聆听校长书记做令人昏昏欲睡的报告。说什么一向都是问题，但怎么说就是艺术了。我们得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微博们，有能力解决好后面的那件事。

这样一来，微博实名唯一利益受损的一方就是微博提供者了。没有庞大数量的支持，赢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换我是运营商，我可能会考虑将自己的麻烦转嫁给他人，至于商业伦理，谁在乎？

当然，我并不确定那些真正在反对微博实名的人看到了哪些担忧。或者，那些担忧并不来自所谓的自由和隐私，更多的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缺失？无论如何，我们始终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需要面对而不是逃避。

有一则新闻，说西双版纳某地有三五个流浪汉一起聚餐，其中有一位因对方没有喝完自己敬的酒而失手将对方打死。面子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哪怕同为天涯沦落人，怎么放也放不下！

这新闻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苦者对一僧人控诉，说自己的欲望无法放下而感觉苦恼。僧人请苦者握一杯子并给他加热水，热水加满之后，僧人还在继续，苦者因为被烫疼，将杯子丢在地上。僧人说：不是放不下，而是你没有痛。

面子这回事，实实在在的全是痛，但我们却真的放不下。说喝酒杀人，也是觉得自己面子不够，哪会多去替对方想想？更不会去问自己：一个流浪汉还要什么面子呢？

当然，也有很多人将面子与尊严绑定在一起。其实这两样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国人的特质在于以讹传讹。误导惯了，将错就错成了生活的全部。

围观者也有理由将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去控诉谁谁谁，社会救助怎么做的？公共安全怎么保障的？但控诉之后呢？

我每每对这类事情都有深刻的悲悯，总是因为还能想象出他们当初也是从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开始了这段人生旅程的，在他们出生时，他们的父母也有多么美好的期待，而今天……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每一种期待都有好的收获。好的期待，坏的结果。全因过程中的际遇。

人生的一点一滴，都是那么的重要。

诸位有没有见到某媒体新推出的《中国力量百人榜》？

大多数时候，我会将这类榜单当成一个工具，掌握话语权的所谓媒体向掌握广告预算（也包括来承接这些预算的一群采访资源）的所谓社会精英献媚示好的一种方式。

我以为那些真的相信有“中国力量”这回事的人一定对谁更有力量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可惜的是，至少在今天，我们不会还天真的认为咱们工人有力量了。对于丧失这种天真，我觉得悲哀。

南方有八千制鞋工人罢工，为了要回自己应得的薪水。而这类榜单上又有谁可以帮助下这八千人呢？南方的事可能不算太坏，起码我们还能知道，而政府也提供了一个出口来供当事人宣泄情绪，这比被压抑着要好很多。

反过来看，如果社会不尊重底层的生产者，而来崇尚乔布斯这样的人，倒也是好事。

问题是，我们要能认识到“乔布斯式”的价值，而不至于像某前世界冠军狂言要打造一支乔布斯足球队，更不会荒唐到发生某地用5000万金培养1400名乔布斯的笑话。

现实的状况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认为有钱有权就可以得到一切。正是这种态度，抹杀了民众的上进心，这让中国“造”失去了意义。

近日，安徽潜山县费600万巨资新建“皖公像”引来争议：600万怎么来的？皖公是谁？立块碑就是文化吗？有多少更需要这笔钱的地方……民众们议论纷纷，但指向明确，皖公是谁并不重要，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才是大家心头永远的痛。

跟河南宋庆龄雕塑不同的是，潜山县在皖公山（即天柱山）下建皖公像，其出发点不算牵强，也有据可考。只是将“600万”巨资与“陌生”的皖公联系在一起，多少显得隐晦而让人难堪。以后游客从这尊“600万”面前走过的时候，不知道谈论的是皖文化的多还是官文化的多？

但官意与民情相错，怕也不是一回两回，也不止发生在一地两地，如今大家都以平常心看待，我们也惯于从所谓的坏结果里找些能承受的部分，当作幸运事来分享。这也可算是民情纯朴的一面。

所以有乐观的人说，从营销上看，潜山赢了。无论看官们是否乐意，潜山还是与皖公完成了对接，皖公也顺利的再次出山，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一个标签而被人谈论。试想下，今后安徽人礼佛去九华山，看美景去黄山，寻根问祖去天柱山，倒也是一个值得去努力的方向。

再考虑到整件事的传播及其最终影响，天柱山景区或该为潜山县政府支付这600万的花费，并痛快的将它编入年度广告预算，成就一桩经典的公关案例。

如此结局，皆大欢喜。如果他们能控制得当的话。

一则发生在上海的新闻，说“20名上海女中学生援交，最小的仅14岁”。因为写的像个蹩脚的故事，我这里权且当假新闻来看。

“援交”一词来自日本，跟AV一样，在日本社会里，是个在我们这些高尚人民看起来非常病态的一个“常态”。不过，东洋飘来的东西，上海学到多快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人们的看法总是那么“不讲理”。

某学大师李银河就此事感概：“拜金伤透了人‘性’。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没有卖淫的社会，性应当是完全自愿的、免费的、平等的，是为了快乐而不是为了换钱的。只有这样，社会的风气才不是低俗的，而是高雅的。”

我对李大师的疑问有二，第一，她所谓的理想社会存在过吗？第二，援交与卖淫就一定是对等关系吗？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将这件事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我听着都吃不消，想不到这20几个学生这会儿的作用能有这么大，居然毁了我们五千年的文化…..拜托了，大家不去反省自己的不作为，却在孩子们最痛苦的时候还要踩上几脚，这就是中国人吗？

按我的看法，援交的本质就是交换，也包括性，但肯定不独于性。可这社会上又有多少事又不是在交换呢？那些娱乐圈里的潜规则，那些商场上的公关术，那些官场、学术场里的权术，那些新闻纸上的骗术……哪一样又比援交更加高尚？

我们总是不愿意指认成人的骗局，却往往纠结于孩子们的迷途。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是成人，必须对自己视而不见，必须是装作正派才能做好所谓的教育吗？有一个现实，你得面对，孩子们犯再大的错，都有时间去改正。而我们呢？连承认都这么困难，结局自然是一个灾难。

我想说，所有带偏见的感叹都是一个屁！也包括这里的全部所说，它至少没能去解决好这些孩子们接下来的问题该如何处理，说或者不说，又有什么用处！

有媒体报道：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启动，计划用五年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4至6岁的中华小孝子，并倡议天下父母要从小培养孩子有孝心，为孩子做孝道榜样。

依我来看，只要解决好两件事，全社会的男女老少都能成孝子，不必全指望这百万个孩子。再说了，孩子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是哪两件事呢？其一曰教育，其二曰医保。

孩子们从小到大不愁无书可读，家长无经济负担，自然把更多心思用在读书上，剩余心思也用在感恩上。无论如何，大家起码读出个大学，只要教授不功利，不逼着孩子们有“市场上什么东西最贵就做什么”的念头，那孩子们就错不到哪儿去。

另外，老人们自给自足的核心在于医疗。若医疗保险不用自己操心，其子女会有多少省心，又有多少经济负担可以卸下，又有多少心思可以用来感社会的恩情。

一个教育、一个医保，一个对下负责，一个对上关爱，全社会都进入了这种循环之后，何愁建不出一个孝子时代？

我对那种多少年做出多少件事的规划本不反感，但说到你能教育什么样的人且以数来计，就剩下怀疑了。这年头什么最不靠谱？人性！不是吗？

体育新闻里有段中国篮球队与别国比赛时的历次冲突集锦，播到女篮在场上也发生过群殴事件时，我居然眼角湿润了，有大哭一场的冲动。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我能确定的是以后再也不看国家队的比赛了。

我想起故事片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励志词组：“东亚病夫”。大凡这个词组的出现总伴随着因国人团结而获得尊严的结局。小时候喜欢以弱胜强，不理解无中生有，就拿它当励志来用，会多出很多对同胞的幻想与期待。而今来看就是讽刺，就像一个太监独对装有命根子的小瓶子去幻想下辈子要如何做个威武男人那样可耻且无趣。

一个不懂得自省自强自尊的人试图通过某种手段将一个人的私愤化作一群人的众怒去宣泄的时候，我只能说，要么是他有病，要么是这个群体有病。不该预期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乌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又会怎样？你如果知道，当然会跟我一样想哭，不是吗？

同样，一个民族将某些罪责归罪于某种物品，比如鸦片、色、酒、赌或者其他的什么借口，都会让我倍觉荒唐。我们何时无知无畏到这样的地步？又何时可以停止这种找借口不找病因的进化逻辑呢？

是的，我也会劝自己要淡定点、理智点，我也并不想证明，我就是一个病夫，这里是一个病夫之国。但如果我们真的没病，为何又会生活的这么变态、畸形？

我们说不要去搀扶一位摔跤的老头，因为他可能会拉着你说是你撞翻了他！我们也可以路过看过但未曾救过一个被车子多次碾压的幼儿，因为我们有理由害怕抱起那个孩子之后还能做什么！我们尽管去指责那个撞翻老人的人，我们也可以去迁怒于那位碾死孩子的司机，但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代替受害者表示愤怒？或在事件发生之后，又代表受害者忘记施暴者？

我们习惯于代表别人去思考问题、去做事，但何时代表过自己去做点什么？去听听自己内心里的呼唤吧，看看那个还算清醒的自己，想要做点什么？认为什么是对的，觉得什么是有价值的，可以吗？

作为万万个逃避者之一，我多希望这里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世界，描写民国的，或者清朝的，甚至是别国的，比如利比亚什么的。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者说，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都可以容忍。对不对？其实，即便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也能忍受，不是吗？

好吧，很明显你会跟我一样，看着周边有13万万同胞，但却只能抱有“好好活下去”这个信念，这种突然觉醒出“自己就是多余的一个物种”的现实来。我只能说，真的病了，我或者我们。

如果换我是那些被媒体誉为乔布斯接班人的家伙，我一定会谦卑的出来发个声明：“乔布斯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我做不了乔布斯第二，我只想做我自己”。但譬如马云、扎克伯格等等并不在意这些恭维话，况且就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循环炒作是媒体的平常事，让人懒得应对也有可能。于大众而言，一则厌倦了山寨概念，二则也并不如媒体那样习惯并轻信于夸大乔布斯或者其他人物作为的故事。一句话，没有永远的英雄。

但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众媒体纷纷拿乔布斯来说事？乔布斯语录、乔布斯之后的苹果、谁是乔布斯的接班人……种种话题主宰着近期各公共媒体及个人博客。免不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名人或企业想借势营利，但在“伟大”或者至少是“伟岸”的乔布斯的身影下，显然讨不得好，想想那些“一潘”式灰头土脸的演出，让自爱的人笑出声来。眼尖的人倒也可以从中看出人品高下，这算是额外的见识。

但应该有的见识里，应该少不了一点：认真做事的人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尊敬。按说这点理解与国人所处的环境有所出入。孟子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什么时候谈起“把自己做好”这样的个人主义？难道各位都在国庆长假里祭拜了下胡适先生吗？不过，也难怪这个病态的社会已经扭曲到另一种层次：要求别人把自己做好，而对自己却无丝毫要求。于是对成功的人除了羡慕还得加上嫉妒和恨，少了一些学习和分享。这也决定了媒体在真诚悼念的外表下，难掩其动机上的苍白与无力。

到底要学乔布斯什么东西？绝对不是听听乔布斯如何做的，如何说的那样容易，更不是几句看似幽默实则无趣乏味的调侃那样搞笑。因为一切都会回到一个基本点，如果你也懂得认真做事并能践行的话，或者怀念乔布斯就更有感觉了。

无论如何，我们肯定不需要一个或者一群山寨版的乔布斯。

仔细想来，在我成长的过程里，还真没有一条教我如何救人的教育，甚至连自救都没有，可能大人们一向迷信新闻联播，以为这个世界太平的很，不需要传授这门手艺。

我说救人或者自救是一门手艺，可能有人不屑。或者等你看到一个生命在你眼前被残害甚至被消失而你又不知所措，同时还得让大家认为你不是道德缺失的话，我们只能怪罪于学艺不精，不敢造次。

《纽约时报》报道，在一起交通事故之后，一群路人合力救出了伤者（视频如上）。而《南京晨报》报道，南京有一名小伙子因失恋，将3名行人刺伤并劫持一名人质（贴图如下）。讽刺的是，行凶者身后的食客们，人多势众，完全可以将他擒拿住，但他们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自顾吃喝围观。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可以给犹他州公路上救人的路人鼓掌，但却没有资格去指责南京的这桌食客。换作是你在场，结果却未必两样。好在没人会怪你因为不会做而没有去做。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知道正确答案，而这种心照不宣的事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比如在各类展会上排队去占个小便宜领个免费的小礼品，在提供免费咖啡的地方占位置搞私人聚会等等。正义感不可能独立存在于其他品质之外。

当然，我们也会从新闻里看到一些好人好事，甚至好人比坏人还多。我只是有一个疑问，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接受掌声的好人，而不是一个无需接受指责的围观者？

无论如何，从今天开始，我得学学如何救人这门手艺了。

我们对坏人的谴责和对好人的歌颂同样有限，既不能恭恭敬敬的学那些好人的好，也不敢一如既往的憎恨那些坏人的坏。于是到了今天，我们的身上好与坏并不对立，黑与白混沌不分，还美其名有包容心，够开放。其实你能忍受将坏事当作好事看，全是因它跟你暂时没有利害冲突而已。

话说福建莆田有蔡式后人建议给其祖蔡京（宋朝奸相）修葺陵墓，引来社会热议。本家晚辈尽孝心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放到公益层面，假借旅游招商名义而动用公弩满足私利，则一定不能鼓励。

作为权倾一时的贪官，蔡京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坏人之一。其后人为贪官立碑正名，到底是想给社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教育？难道说，“遗臭万年”这个报应是虚的？或者也信奉电视剧《八月桂花香》里所言：无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都是成功的人生！？

有人更担心，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崩溃。但以屁民的乐观，可以劝有这样想法的同胞们安心，这个社会还没有什么价值观。即便有，那也是强人逻辑，谁更厉害谁就有资格去传播价值观，去搞自己的一套，并有能力让尔等传颂赞扬。很明显，在一个连常识都难以达成共识的社会，奢谈价值观的人太孤独、太不合群。

比如，我们想给后人传递一个“真诚”的价值观，就会告诫孩子“骗人是不对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会教育孩子“不要相信别人”。因为我们很难相信别家孩子在理解“骗人是不对的”这个道理之后，会真的做到不去骗人。在教导信任的同时却不敢去信任。可怜“你不要骗人，更不要被人骗”的防守式教育又如何可以改良民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好人吃亏，坏人得利。

当然，我们也一再被事实教育这个社会并非“非黑即白”，“相对论”或者“两面性”的理论支持着我们的所谓理性。但是看多了坏人坏事，也看惯了骗子们并非惨淡的命运，我们似乎快要屈服于一个现实，那就是遗臭万年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真有本事那么做的话。

瞧，我们将它还仅仅是看作了一种有能力的结果。我们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还只是在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而不是说为什么要做。这大概就是距离。

能被方舟子盯上的，至少不会是一个诚实的人。

很不幸，颇具人气的乐嘉“老师”最近会很头疼。除了赖以成名的“性格色彩”一说及该学说创始人身份遭到网友炮轰和质疑之外，其某段学习经历也被指与唐骏相似。

尽管这年头到处充斥着花钱买学历、买经历、买职位、甚至买各类奖项的大小新闻。但名人们总觉得自己不会被揪出来。大考临近，再保持沉默就有点晚了，连跟随在他们身后的一干粉丝们也会非常不乐意：哦，原来你也是个骗子。

粉丝的感情是很脆弱的，你可以让她花钱买你的书或你的唱片，你可以让她追你到天涯海角，你甚至可以让她为你不婚……但是，你千万不要骗她。要知道，越是相信你的人越需要你的真诚。

当然，不是每个骗子的下场都很悲催。即便如唐骏之流，今日还不一样在职场上得意的很。说到底，如果你有足够的能量去抵消那个错，那么你就有理由认为那不算错。

可我，真的希望乐嘉老师不要不认这个错。起码你还有机会做一个好老师。

两小孩打架，引来无数网友围观，议论纷纷，让人装模作样的感叹尼玛的家教很操蛋。但加点耐心，去读完媒体的后续报道，或可多了一种理解：为何当事人觉得此事妥当呢？

过去，我们总习惯将一切的暴力斥为坏习惯，并予以阻止，结果这样的孩子被教育出来之后，只懂得忍！忍！忍！于是有“在电梯间被人痛打而不还手”的事情（详情）出来，也就不必同情加声援了。不懂得救自己的人还有什么指望吗？

家长们必须要反思下，是不是正当防卫也属于暴力呢？如果不是，你起码得教会孩子有正当防卫的意识和能力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家长的做法就值得借鉴了。

当然，对于善良的人来说，以暴制暴肯定是最后的选择，下兵之计虽然容易得出结果，但如何去承受输赢，也需要家长的教育与指引。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一个强大的民族应该少点懦弱的性格。所以，这不该是一个人的事。

老话说，物以稀为贵。奢侈品的界定在于不可复制性。从这个标准上来看，繁荣的商业社会里充斥着流水线产品，难有奢侈可言。可笑的是，每年却有数以万亿的金钱在哄抬着这个产业。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ipad，它本不算奢侈品，但爱马仕推出的ipad套套，价格却超过ipad本身，让人忆起“买椟还珠”的陈年往事，于是“爱马仕”就成了奢侈品。再比如说，某女士花了280万元购买了四十几件家具后发现，所谓的100%意大利进口的“达芬奇家居”不过是以低廉的价格在东莞定制的国产货，于是“承诺”就成了奢侈品。

奢侈品可能满足了某种精神需求。而这种满足又成就了它在中国的繁荣，同时，也给世人一种“价高即奢”的错觉。我们必须承认，在奢侈品及强悍的广告面前，人们是没有智商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真正的奢侈品来自不可复制。譬如我们人类自身，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恩赐。但是，请试着自问，你的价值在哪里？

辟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先要否定“别人说的”，接着肯定“自己说的”，结果却是“事实”其实不一定。

国人不是喜欢不一定，但不是你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什么真的都会不一定。好在我们早已习惯各类辟谣，就像自我调侃食品含毒与身体健康的伴生关系那样，自嘲百毒不侵其实只能是听之任之。

尽管辟谣是一种自我辩解，但民众更倾向于体现出自己的意愿来。

有美国媒体曝姚明将退役，而姚之队立即站出来辟谣说没有此事。另外的一些媒体却急于为姚明在NBA做个总结。可见民众更倾向于姚明退役，即便不是姚明本人意愿。再举个例子，媒体曝光“女子宝马车内吸毒被抓后称‘我爸是村长’”，一时间，网民、媒体大加鞭挞，甚至称此事做“我爸是李刚”的延续版。可见民众对吸毒女、宝马车、村长爸爸这样的题材有更多幻想。

媒体的断章取义造就了客观的新闻和需要被辩解的新闻，这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满足（或引导）民众倾向。在已麻痹的听觉、视觉和触觉里，辟谣反而有点类似于在昏睡状态下被狠掐了一把，能让人惊醒！

靠！或者民众喜欢倾向“仇视”，也是媒体故意惹的祸？这个谣谁来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