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的奴

这个春天还很冷……
妻: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住上更贵点的房子。
夫:下个月就可以了。
妻:真的吗?
夫:是的,房东来电话说,下月起开始涨租金。

这边高房价还没实质解决,那边涨房租的消息又被传来,所谓的中产到底是被解决了温饱,还是温饱者被谁忽悠中产了?一路走着,大部分人被逼到“高”处,高负担、高压力、高风险……高处不胜寒,要是掉下来,死的就会是一大片,但掉下来也是迟早的事,你我都在等着。

我总以为一切反常状况捱不过太久时间,于是对某些需求变得淡淡的,比如说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更贵的房子,要是这样的心态能够一直保持终了,不受外界干扰,我敢说我会比别人少点压力多点快乐,就算死了也无多牵挂。

但人又不总是只生活在自己的快乐之中。明白我那种道理的人很多,但做起事来,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这算是我们的软肋,一旦被开发商捏住,你就得俯首称臣,甘愿为奴。但这奴被叫的或许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犹如贴上了某个标签,有另一个精神层次的享受,物质带来的虚荣,你我都有大大小小的经历,可以理解。

剩下来没机会做奴的,只好做奴的奴。如我,无论愿意与否。

或者如某人所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在围观者看来可做简单处理的事情,却让当事人那么为难。于是也“多亏”有这些难言之隐,让围观者“好受”一点,国人倾向于这样去理解或接受,往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夹杂在里面,让事情多了一个借口,变得有说服力,国人脸上的皱纹都是被那些寓意非凡的“哦”声带出,刻在脸上,供自己在镜中凭吊。

奴的奴总在捱着,住的不好,吃的又不安全,人生在世,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去追求。索性放开翻身做奴,这路又该往哪里走?

老师说话需谨慎

我不得不说,我也是“学校教育”的牺牲品,虽然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勉强算是一个“职中”,但我总以为这跟我的智力或者我的家庭经济条件无关,只是拿智力或者经济做借口,看上去更合适一点,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认知。他们一般都会笑着说:“你是屁股不正怪马子歪”。

朱注的老师也经常说一些让我不太认可的话,当然,你会问我,那你还不选择转学?问题是我没能力做到。另外这种情况在我听下来,也不是个案,其他学校也有种种怪事发生。再说“逃避”也不值得提倡,这需要做一个妥协,我该与朱注一起来解决它才对。

昨天是周一,语文老师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每个同学买一本小号的《新华字典》,在这之前,我们为朱注预备过一本很大的《现代汉语字典》,很显然,《新华字典》确实需要,但要求是今天(也就是周二)必须带到学校,否则连“如果谁没带来,我就不教他了”这样的话都能放得出来。恰好我们只能在今天才能准备(至于为什么不能连夜准备?我们也想知道,如果不能及时做到,老师究竟会怎么做!),这让朱注很担心不能向老师交差。

我有想跟朱注来分析,老师该怎么做这件事才算恰当,比如说老师应该在周五来布置这个任务,而不需要等到周一。但考虑到语文老师是不是周一才来上课的呢?想一想这位语文老师在第一学期几乎缺席了一整学期,这样的态度使得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会发生,我是不需要多为老师找借口了,她自己会。

但我又不能将责任全推给老师,害怕朱注因此得了另一个教育:“凡事只要是自己没错的地方,是必须不能吃一点亏”。要知道,大多数时候去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过错,也是一种宽容的表现。这点,也不能不让朱注知道。

但凡我想得多了点,事情就变得复杂。因为这些东西,你无法确认一个八岁的孩子全都听得懂,这些大人间的肮脏,让我不能对朱注多说,只好在脑中想,大多数也只能记在文字里,希望朱注在某一天看到这些文字,会突然明白其中的一些事理就足够了。

我总相信人有顿悟的能力,也想象它的力量。

首善不宜做

《京华时报》报道,日前有记者在两会上采访首富宗庆后,问他是否愿意将“首富”名号换成“首善”,宗庆后反驳称“当下中国更大的慈善是做大、做强企业,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而“有的‘首善’是贷了款去做慈善,这是炒作”。

看来宗庆后对“首善”名号很反感,甚至有讽刺某人(会不会是指过分亮相的陈光标)之嫌,但我不解宗庆后从哪里知道某人是用贷款做的慈善?如果连宗庆后都可以知道,媒体怎么又抓不出这条新闻呢?不过炒作是个基本事实,如果你将炒作等同于非正常曝光的话。

相比之下,陈光标应该很喜欢“首善”的头衔,在街头大把派钱的感觉也一定很舒服。尽管围观的人不分台湾人、新加坡人或是华尔街的商业巨子,甚至是即将面对的日本灾民,从媒体上透露出来的信息似乎只有一个:陈光标不仅要做慈善,而且更要秀慈善。

但陈光标的慈善秀是不是玩大了?就像他表演杂耍般的骑自行车,在观众看来,都会替他捏上一把汗。可是无论如何,总有人从他的“秀”里获益,这点是好的,何必去否认。

(摄影:阿袁)

如何应对“核灾难”

此时的日本民众还处在大地震的震惊之中,就算还能保持清醒(至少伤了多少人、毁了多少财产,都有一个量化的概念可以去安慰),但“核灾难”是什么,会让貌似“清醒”的日本政府和“一无所知”的民众陷入更大的慌乱吗?

《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于3月12日发生爆炸。日本政府一方面表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以控制好相关核辐射,但另一方面也呼吁民众“搜集碘以应对核辐射意外之需”。

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去“不清楚”核灾难是什么,小小的日本有着56座核反应堆,在规划这些设施的时候,应该早已想到一些极端状况的发生,比如在大地震的毁坏下该如何应对核辐射等等。就算政府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会承认,有一大批专家此时此刻正坐在那里进行着各种复杂的辩论。

可民众有理由跟我一样不清楚“核灾难”会是什么,因为这也是我们不曾关心的,总觉得政府可以替我们想好这一切。很希望日本政府像对待地震那样对国民进行过核灾难的防护演练,虽然媒体并没有说明这一点。

居安思危,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在其官网上介绍了核电站发生紧急情况时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做了摘译,私人媒体转贴如下,希望家住或将来要住在核反应堆附近的朋友们牢记:

下文中的指导原则告诉你在核电站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做。注意随时携带一个用电池的收音机收听具体指令。关闭并锁好门窗。

如果要求你撤离:

注意保持窗户和通风口关闭;使用再循环空气。

如果建议你留在室内:

关闭空调、换气扇、锅炉和其他进风口。

如果可能,进入地下室或其他地下区域。

如非绝对必要,不要使用电话。

如果你估计自己已经暴露于核辐射中:

更换衣服和鞋子。

将暴露过的衣物放在塑料袋中。

密封塑料袋,放到偏僻处。

彻底洗一次澡。

将食品放在密闭容器内或冰箱里。事先没有封闭的食物应当先清洗再放入容器。

日本发生8.9级强震

来自共同社的消息,日本3月11日下午2时46分发生史上最猛烈的8.9级强震,估计超过1千人死亡,警方统计的失踪人数已达110,350人。媒体还形容“海啸的场景象是电影《2012》的真实版”。

尽管我很不喜欢日本和日本人,但我还是觉得用“2012”来形容日本地震不太合适,我不希望用“世界末日”式的调侃来对待这个国家,无论如何,生命本身应该是平等的,我们在大自然面前同样卑微和渺小。

我愿意相信世界是有尽头的,也愿意相信那一天为什么不能就是这一天(我不在乎是哪一天,也无力在乎)。但如果一切都是真的,也就是到了“最后”,我们才会发现之前的所有惶恐和痛苦都是可笑及幼稚的。抱歉,我只能用“可笑”这样无力的词去形容那一天的境地,人到了无话可说的时候,往往是最悲伤。

是的,人们想尽力挽救自己,从生存的角度去看,这种“痛苦”是积极的,它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相处方式的改变,也会带来自身思维的变化,在共同的压力之下,我们很容易把握住并且也只能坚守那些最基本的原则,譬如包容,譬如真爱。

而无论是包容还是真爱,都是基于一种同理心。

今天在日本或者云南发生的地震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我们唯一可以从这个教训中获得的智慧就是该多一分同理心,共同维护好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别到了传说中的5月21日,我们在那难捱的153天中再去完成所谓的什么救赎,一切虽然不晚,但都变味了。

(照片来自纽约时报

达赖退休

西藏的天

一则海外消息表示,达赖喇嘛昨天(3月10日)宣布计划退休,以卸掉身上的政治角色,他强调「我希望放下权力,并非要推卸责任。此举长远来说会造福西藏民众」。同时,他也表示需要一个由「自由选举产生」的领袖来代替他的位置。

简单点来说,达赖退休了。但他可能是打算用另一种方式改变现状。

无论我们(包括你)从何种渠道阅读到多少资讯,也无论我们将这类资讯与“政治”、“利益权衡”、“交换”、“政治家之间的阴谋阳谋”、“宗教政治”、“信仰”、“种族”等等关键词句联系在一起做何种角度的思考或联想,达赖本人在西藏宗教甚至藏民群体中的地位应该是不能忽视和否认的,可惜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我是无法真切体会宗教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会有多深。

而另一种方式说简单点就是要与政治角色脱离关系,这种只会有副作用的奢华玩具就是一针毒剂,让宗教变成了另一种统治哲学,倘若达赖有足够的智慧,他应该已经意识到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了,留给他的时间事实上也并不多。在加上空间的限制,达赖的退休生活未必好过。

但我会祝福所有真心为屁民生活着想的人,无论他是恶是善。

农民朱之文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总喜欢拿这句来鼓励自己,有种“冥冥中”的意味,这种被体会出来的意味可以化作现实的动力,让人变得有耐心,能淡定。但它(这句话)被用来鼓励别人的时候,除了喝彩之外,社会是否还需要检讨下,为什么要让金子沉寂很久才能发光呢?

“社会”总是会有许多说辞,将金子成为金子之前的坎坷当成是特意安排的桥段,像唐三藏西天取经必经的八十一难那样。我替那些真正有能耐、但承受不了世俗的折磨的家伙们叫冤,他们都冤死在成功的路上。就像马云所讲的,“今天会很残酷,明天会很残酷,后天会很美好,但大部分人会死在明天晚上”。

也许正是大多数人都有了这样的体会,所谓对命运的无奈和对社会的臣服。但所幸的是,我们还懂得为别人喝彩,这也许是我们少数没有泯灭的天性之一,这也算是善良的一种,而且这种善良里面蕴含了一种希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好吧,一起来围观下这位42岁的农民兄弟是怎么发光的吧!记住,要喝彩,不要感动!

错误的共识

甲帮助了乙,甲认为乙应该感恩,但乙觉得甲的做法是一种补偿。中国人的思维怪诞但也形成了一种共识,人人只捡于自己有利的来看来听来对待。这也是中国人的关系基础。

我不能举实际的例子,因为有人会说,这需要就事论事。我也不牵强,我可能是说大部分的时候,人人总是如此。即便意识到需要感恩,但也还是能找出是对方补偿自己的理由。遇到极端的,也会反着来做,总之,该怎样的不能怎样,这就是别扭的人际关系。

我也试过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上去思考体会所谓的不同境遇,但结果往往还是趋于对自己有利,总觉得在我这里是一个标准,在别处又是另一个标准,似乎每一次的审视都在转换着对与错的,但在放下的那一瞬间,还是趋向自己。这算是一种自私。

我一直想说很多共识都是错误的,但怎么可以让新的共识去取代那个错误的共识呢?甚至说,怎么样才能让人相信那些错误是错误的呢?

好吧,我说的只是我自己,甚至只是我所联想,与周遭的人无关,与实际发生过的事情也无关。但我实在想弄清楚这感恩与补偿之间的差别在哪里?难道仅仅是你与我的不同吗?

面子和车子

这个标题的全文应该是“中国人的面子和李书福的车子”,本来我不想去暗示这种对应关系,但看过下面这个视频的朋友,应该可以理解我的这点认知:李书福为什么会造出这样的车子是为了满足中国人的面子需要。先要面子而不是其他,至少李书福自己就是这么看的。

从行销上来看,李书福有他一定的道理,追求外在,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是有一部分市场的,但这部分需求与对汽车的其他需求是不能也不该被割裂的,而李书福似乎有意先要做个割裂,这是让我担心的理由。如果将汽车这种商品纯粹的放在面子上去考虑,包括其设计、配置、生产及制造工艺等都以面子为唯一的要求,那吉利的发展前途是阴暗的,甚至沃尔沃也有可能被前途尽毁。

我一直就不喜欢吉利,对于“山寨”我有自己的体会,我曾在这个行业有过好几年的一线作业经历,我大体知道一辆新车是怎么被组装完成,又是怎么去卖给用户,这样的经历让我让我“懊恼”,花费同样多的人力物力,但因为脑力的缺失沦为垫脚石,永世翻不得身。

与之类似的还有奇瑞,我充满期待,可能是因为它更接近我的某种情感,比如说是对我那好几年光阴的一种慰籍,但更多的可能是它也来自安徽?但比亚迪呢,王传福似乎说的太多了,我也不喜欢……所以,不喜欢吉利是真的,其他的没什么理由。

不过,我得认识到李书福就是个人才,他能体察到中国人的面子决定了中国人的消费观,这点认知该为做内销市场的家伙们学习,尤其是做三、四线市场的销售员们,得好好体会下你的产品与中国人的面子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市场机会。

“面子”是中国人的基本气质,这个认知早在一百多年之前就有定论。中国人即便手里只有一块遮羞布,也要想办法说说这块遮羞布是如何如何的有意义,以及它为什么只要这么大,只要这么个样子等等,总之打死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短处,中国人总觉得面子没了,一切就都没了。可是,只有那空洞的面子,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学与得

C君警告过我,在职场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得跟对老板。而P君也有类似的结论,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有什么样的成功。他们俩将人以群分做了一个具体的解释:要有好老板,要有好的同事,要有好的朋友。也就是说,你和谁站在一起很重要。然后呢?他们没有继续回答。

但我觉得,你站在谁的身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注意是“学”而不是“得”,“学”是互动且谦和的,“得”是封闭而卑劣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学”与“得”这么纠结,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划分这“学”与“得”或与其他的不同。但我隐约觉得这个“得”就是我那两位朋友所说的“好”的好处,要不然,我实在找不到如何判断老板、同事或者朋友怎样才算“好”?

可能,我只是对于不合理的“得”持有一种深深的敌意,但那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羡慕和嫉妒,为了掩饰自己,我说我不会去恨,但你知道,我那平凡人都有的浮躁已经成了我人性中的一大祸害,已经坏到不能掩饰,只能到了靠一记快刀解决一切的时刻了。但我的快刀又在哪里?

如何对待“学”,我又开始抱怨自己的懒惰与愚笨,我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与自己做斗争,才可以赢得一点微不足道的小进步,这不是谦虚的说法,这更多的算是一种自我激励,事实上,我能赢得的,是很多人早已明白或拥有的,我确实是愚笨的很,这种酸酸的感觉,我已适应过来。

我总觉得我有苦行僧的命运,这算不上一种悲观,我也没有什么压力,相反我觉得自己轻松乐观的很,这与行文的沉重或者矛盾不同,我所表达的只是这一刻脑子里杂乱的想法,我要记录下来,真实的面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