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这个穷N代，穷到麻木之后，会天真而又不耻的认为穷不是我的错，穷反而是一个蛮主流的标签，贴在身上，在这个普遍仇富的社会里，显得“合群”而“有趣”。
但若仔细回想过去，如果当初我有那些钱，我还是现在的我吗？比如，我有能力考入中戏编剧班而不是看到5000元的学费而却步呢？或者，我花2000元的价钱学个B照而成为一名大货司机呢？再或者存出10000元的小资本开一家碟片屋等等……
答案似乎也是可以预期的，像我所说的这些事其实没一样绝对需要花钱，如果我真的喜欢写字而且能写出很多故事，有没有中戏的一张文凭，我也该写出《士兵突击》才对。或者，我笃信大货司机一年收入过万，怎么着东拼西凑也能把前期投资给借出来。又或者，如果我真想去开一家碟片屋的话，1000元起步也不是没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贫穷，我们忽略了自身实际的能力，太过感叹物质基础而没在个人行为上采取半分积极的举动。这其实是让人讨厌和鄙视的。只是我们平常不太习惯关注自己的不合适。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贫穷并不是可耻，可耻的是丢了志气。悲哀如我，惨淡如昨。
可能是怕再出事，重庆荣昌的警察在查出当地一家幼儿园的校车超载之后，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建议教委取消这家幼儿园的办园资质。由于新闻里并没有交代取缔之后，这些孩子的入园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好事者会疑惑：一刀切是不是办事者应有的思路？
我想起90年左右，为了迎接一大员考察我们村，领导半年前就下命令，家家都得把厕所改成沼气池，新装一套使用沼气点灯烧火的设备……劳民伤财的大举动，仅仅是为了一个统一的形象。
而99年那会儿，我们两班约70几个同学被某国营工厂下岗分流，一句道歉也没收到过。你能体会到你生命中有六年的时间奉献给了这个冷漠的地方，你不会痛哭一场吗？可是谁又有时间和闲情理会该与不该呢？
当然，我们会说，在国内办事就是需要一刀切。要不，托关系、走后门的准能有机会脱身。所以一刀切起码能维持表面上的一个公平。好吧，就算一刀切是一个标准，但它过于暴力，过于野蛮，过于绝对。
回到重庆荣昌，校车超载，那就换部校车解决问题。若买不起，那就租了。就算学校租不起，租费转嫁到学生身上也没问题。只要有道理，家长就没反对的可能。
实际上，把问题聚焦到一个点上，总会容易解决。而那些怕麻烦，拒绝后遗症的明智做法，总显得过激而愚蠢。我们不可能因为那个人是小偷，就一定要剁了他的手才肯罢休。
如果一定要求大家对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做法，那就叫独裁。但如果要求诸位对各种行为有一种彼此认可的判断标准或道德底线，那应该就能叫做共识了。
韩寒写了《谈革命》之后，可能他只是想告诉大家，先建立共识，再谈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会更好点。尽管听起来一些词汇可以让人热血膨胀，但说到底，冲动就是魔鬼，往往会害死一大批好人。
至于什么是好人？韩寒说两车交会要学会主动关掉远光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可以算作好人之一。在此，也向从没那样做过的家伙们致以深深的鄙意！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儿，拖了大家的后腿啊，你可知道？
问题是，对于什么可以算做共识，大家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能怎么说呢？归咎到柏杨说的中国式的丑陋？还是更多人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但很容易引发争论的是，谁来提出这样的一些共识？那些有原罪的成功人士吗？靠！
总之，被韩寒一分析，我顿时觉得两脚冰凉，人没了指望，生活就要变样。
我想起伪人李敖说的一个关于蓝色毛毯的故事，说某好人被某坏人抢走一床蓝色毛毯后，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逃进深山，后来有人帮他打走了坏人抢回毛毯并送还与他，此人接过毛毯不禁落泪。李大师解释说原因有二，其一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其二是没有参与到夺回自己东西的战斗过程中的负罪感。
负罪感是不是好事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在研究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的失而复得往往与自己是否付出过努力关系不大，在这里，依赖会更多点，或主动，或被动。依赖之后，其实掩藏着一种不计代价的交换。而这种不计代价就是一种缺乏共识的体现。
或者干脆点可以直接下个定论，很多人认为那些可以被共识的东西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可有可无的。比方说人人知道自己的性命比等一个红灯更重要，但为什么偏偏会去闯红灯呢？因为他很难将自己的不幸与自己的行为联络在一起，出了事故，责任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共识难以建立的基础。
除非我们能对自身有个尊重，否则共识始终是件虚幻的事，找不到注脚的天书，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呗。
我向来不喜欢虚假的东西，而“交易”又被我看成是作假的标准之一。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久很久之前的某一天，在我初中快要毕业的当口，为了想留住一点真东西，我天真的想用一本新的毕业纪念册来做个悼念，或者我怕我会忘记曾经属于这里。
虽然听起来悲愤，但事情很简单，不过是我的亲戚为了我的前途，让我的父母花钱将我的户口从一个小渔村买进了一座城市而已。但为了买这个户口，却让多方不爽：其一，我的家庭为此承担了一笔负债，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偿清；其二，这位亲戚的帮忙得罪了另两位亲戚，惹起了嫉妒与恨；其三，于我本人，每每经过那个城市，总有许多感伤，心理阴影是留定了。
从道理上来说，我应该感恩，无论我有没从这件事上得到快乐，至少亲人的初衷可以理解并值得肯定。好在也有一些人与我有类似经历，恰好是我们的“热忱”参与成就了一些虚无的数字。
那时候，全国还有80%的人是农民。而今天，能称之为农民的人已经不足50%。更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在转变中的人还被冠以一个尴尬的称谓：伪城镇居民。
虽然尴尬，但却现实。一纸户口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还是99年的那个下岗工人。在那个城里，除了派出所里的户籍档案之外，我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我，给那个城市的贡献也可能只是“中等规模城市”人口统计里的一个“1”而已。
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我正在感受。你呢？
如果微博提供商们真能按照政府新规来执行的话，国内微博的用户数量将会锐减。就新浪微博来说，2.3亿用户缩减到5000万之内都有可能。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新浪、腾讯或搜狐有能力搞定这些数字上的麻烦。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统计数据都不足信。这些少数的、居垄断地位的数据发布者向来强势，且遵循野蛮、自大的霸王逻辑，将受众囚禁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之中。互联网数据的“可统计”变成了“可操作”，令传统媒体自叹不如。
不过，对于广告主而言，微博实名是一件好事。在或者，能把新浪、腾讯甚至搜狐微博横向打通，每个用户像拥有身份证号那样，能且只用一个帐号就能登陆所有微博则是“好上加好”。精准才是广告主的基本诉求。
另外，微博实名对于大多数微博用户而言，其实也不算太麻烦。问题是，我们得习惯如何从大学宿舍熄灯后的胡言乱语到站在操场上聆听校长书记做令人昏昏欲睡的报告。说什么一向都是问题，但怎么说就是艺术了。我们得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微博们，有能力解决好后面的那件事。
这样一来，微博实名唯一利益受损的一方就是微博提供者了。没有庞大数量的支持，赢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换我是运营商，我可能会考虑将自己的麻烦转嫁给他人，至于商业伦理，谁在乎？
当然，我并不确定那些真正在反对微博实名的人看到了哪些担忧。或者，那些担忧并不来自所谓的自由和隐私，更多的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缺失？无论如何，我们始终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需要面对而不是逃避。
有一款增加网站流量的作弊软件，我想列出来，不是为了与诸位分享，而是想跟博主们探讨下究竟要不要使用它。
我先承认，我前后下载过两次。第一次算是试用。等我在后台看到访客量大增而意识到它的“强大”时，我立即删除了它。我并不喜欢弄虚作假，在我没清楚它的运行机理之前，我想我不会跟它有更多的关系。
而第二次下载，则来自一个广告。我也许只是想了解的更多一点，或者，我也是因为在这个博客上长期付出而得不到任何回报心有不甘，想走点捷径似乎也情有可原。于是这一次，我没有上次做的那么干脆。看到它一次又一次可以增加数百个独立访客时，我一边有负罪感，另一边却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感觉就像小时候跟大人撒的一个谎那样，看着大人们能被自己骗过好像很有成就。
我想，这可能并不是我一个人会遇到的问题。既然这样的软件会做广告，那表示它有自己的市场。既然有其他人正在这么做，那表示竞赛一开始并没有以公平做原则。当然，如果你也跟我一样认为网络应该是公平的话。而现实既然本不公平，那坚守公平的家伙是不是显得愚蠢而无知？
我是说，在生活里，像这样的事其实还有很多件。性质也都差不多，无非是利用一些不合理的手段达成一些目的而已。不难断定这类行为的好坏，但很难界定被这种行为左右的人的品性。也能用好与坏简单划分吗？我不知道。
于是写这篇文字前，我确定以后将不在使用它。
人一旦懒起来，就像山洪爆发那样没完没了，不晓得何时能是个尽头。
我在博客后台注意了下，发现从8月底开始，我就没怎么认真打理过这个地方了。以前给自己定的那些好规矩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败掉。这让我感觉非常糟糕。可能我失去的远不止这点“好”习惯。
客观上我相信天道酬勤，但我也似乎一直在与好逸恶劳结伴同行。勤奋的只是活跃的脑细胞，而手却一直窝在口袋里。会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或者有了答案之后我会多少好过点。
但我不想找借口。所以，我得记录下，做一个警告。那些对自己说过的话都能不负责任，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呢？
朱注在学校借回一本故事书，读之前问我要了一张书签。他读了两页之后，就把书签插上，然后去客厅转上一圈，回来继续读。又读了两页之后，再把书签插上，出去又转了一转……如此反复两三趟，一本书也看了一半。
我注意到，朱注每回看到那本插着书签的书，都是一脸很享受的表情。而他从书里取出书签的姿势，让我想起王宝强在《Hello!树先生》里的经典动作：左手从左侧伸出，在天空中划出一道僵硬的弧线，最后停在半空中……我初来上海的时候也是如此，遇到要交流的场合，双手不知道要放到哪里，大多数时候，以右手放到脑后做摸头状结束这种不安，似乎所有的紧张都要靠这个动作来舒缓。
我觉得朱注多半是有点紧张。当然本质上与我不同。其实，重点我是想说说我。
与树先生一样，来自农民的卑微心理，还有一种我深深反省最后确认坑害了我们家人很多年的面子问题，混合在一起，全靠一种如今看来奇怪的、莫名的、不可控制的肢体语言来做一个辅助的道具，就像一个被截肢的残疾人离不开轮椅那样。在很多时候，当我要面对陌生与恐惧的时候，总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划出一个自认为比较安全的距离或空间，以掩饰自己的懦弱与无奈。
我说这跟贫穷有关。而贫穷的根由又是什么？可能正在于不愿意承认“贫穷”的面子上。穷人们总喜欢说：人穷志不穷。话没有对错，但人的理解总是在出错。志不穷的人往往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喜欢折本倒算，喜欢把该得到的没有得到错看成吃亏是福。为了争一口穷人气，进入了一个负负循环的怪圈。
就算是如今，我可能已不习惯再做这样的动作，但我依然还有那种不安和紧张。只是换了个方式，比如沉默或者微笑，用一个看似优雅的不给人疑惑也不教人同情的表情替代了而已。那些东西在骨子里，甚至要遗传给下一代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会误读我的孩子。
但有一点，是会有朋友与我产生共鸣的，那种农民独有的卑微的肢体动作，除了获得同情之外，更是保持所谓尊严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也不是坏事，起码是个希望。
如果还没有理解我说什么，就看看这部电影吧，它也许能说清楚。
和L聊天，聊人的成就，我想到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来掩盖一些人的失败，包括我自己，但也不仅仅是说我。抱歉，我又一次用一个很好的事物来遮掩一个不太好的状况。是的，为何我总在抱怨社会龌龊的同时，还不忘记暗示下自己的清纯呢？
郎咸平在某本书里用了一个词组：“悲剧英雄主义”。这话是谈中国人的情结，以失败论英雄为耻。这个意思可以解释下我的这种心态。尽管我也认为成败得失真的很重要。
不过一说到情结，我先想发笑。无论好的或者不好的，大多数人的或者一小撮人的，说的人都要戴上一顶“全体国人”的大帽子，动辄去代表大家去接受。错乱的是，无论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会不自觉的认为：我自己除外。我发笑的根由在于我也觉得自己应该被忽略在各种情结之外。
所以听起来，国人的情结一直都很戏剧化。比如说仇富情结，与己有用的富人不必仇恨，因为咱用的上，对方也给咱用。而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且又用不上的富人，恨不得对方一夜破产。
“悲剧英雄主义”也很类似，戏剧化是必须的。国人崇拜岳飞，纪念屈原，供奉关二哥，全因一种未尽的悲剧情愫。将心比心，你让我多一点同情心，要比让我多点包容心容易的多，前者没有但可以装出来，而后者嘛，一旦没有，怎么装也装不像。
但在我看来，这个社会就是充斥着各类七八九十流的蹩脚演员，挤破脑袋去演自己不合适的角色。于是，情结这玩意儿就有了市场：一个加在别人身上，同时也可以隔离自己的好工具。
而“书生”也是一种情结，悲剧色彩很浓的、自以为很英雄的、酸酸的、刻薄的、眼高手低的、所谓有理想的……等等等等特征，凡是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混不到一口好饭来吃的蹩脚演员都可用来搪塞。
好吧，我承认，老子想要做英雄，渴望一边能轰轰烈烈，另一边也可以荣华富贵。就这么简单，不用遮掩。
有一则新闻，说西双版纳某地有三五个流浪汉一起聚餐，其中有一位因对方没有喝完自己敬的酒而失手将对方打死。面子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哪怕同为天涯沦落人，怎么放也放不下！
这新闻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苦者对一僧人控诉，说自己的欲望无法放下而感觉苦恼。僧人请苦者握一杯子并给他加热水，热水加满之后，僧人还在继续，苦者因为被烫疼，将杯子丢在地上。僧人说：不是放不下，而是你没有痛。
面子这回事，实实在在的全是痛，但我们却真的放不下。说喝酒杀人，也是觉得自己面子不够，哪会多去替对方想想？更不会去问自己：一个流浪汉还要什么面子呢？
当然，也有很多人将面子与尊严绑定在一起。其实这两样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国人的特质在于以讹传讹。误导惯了，将错就错成了生活的全部。
围观者也有理由将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去控诉谁谁谁，社会救助怎么做的？公共安全怎么保障的？但控诉之后呢？
我每每对这类事情都有深刻的悲悯，总是因为还能想象出他们当初也是从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开始了这段人生旅程的，在他们出生时，他们的父母也有多么美好的期待，而今天……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每一种期待都有好的收获。好的期待，坏的结果。全因过程中的际遇。
人生的一点一滴，都是那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