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气办”即“真气运行办公室”，出自甘肃省卫生厅，既然有人被打通任督二脉，接着推广开，让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受益也不是什么坏事。就算你去质疑打通任督二脉是一件荒唐事，但领导说有，且用仕途担保，群众们还敢不信吗？问题是，官的仕途在群众的眼里能值几个钱？
这种不对等的赌局是无人有兴趣参与的。正常人也会意识到任何荒唐的事在这类官员身上永远都有新花样。今天是打通任督二脉，明天说不定就能炼成凌波微步，再后天搞不好就是一套移花接木，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真心服务人民的公仆团队，太计较就是非主流了，要遭罪的。
我也知道，要求这真气办转型成真心办是真正难为了这帮人。务虚的层面你可以应付，只要摸准了领导的意思你就能知道领导想要的答案，迎合就好。可是真心办呢？会有一大堆小事琐事要应对，各种劳力的医保、各种疾病的防治、各种医患纠纷的调节、各种医疗资源的分配，哪一件办好了不比练气功强？哪一件办好了不让人民叫好？
为什么不去做的原因在于无人愿意承担责任，说“真心”只是一种形容，要勇敢才行。不做一个窝囊的、吃白食的人看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好吧，这样的社会要如何才能上进呢？
郑钧写过一首《商品社会》，歌里说：商品社会，欲望的社会，没有怜悯的社会。这算是一种写实？真佩服他的勇气。数十年后，没人会觉得这是错的。比如说宜宾机场将被改名做“宜宾五粮液机场”，品牌策划者们还是认为注意力经济很有用，并继续无视社会效应。
不过，我们的生活早已被商品包围，谁在乎多出谁来？早晚你呼吸的空气都可以被人出售。无论你是否知道是谁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广大人民能确认的就是：一切一场梦，一切都成空。问题是哪得一直等下去，等待似乎成了生命的逻辑。
这几天，我在溜马路，为某个品牌的活动做前期调研，走在曾经十分熟悉的各条街上，与一些陌生的人做着交流，看到一些原本忽略的事，在加上目前的心境，对所谓“成功”越发理解的偏执，似乎进了不敢反抗的圈子里（当然，我还是不愿意就这样下去，要不我记录这些也就没了意义）。不过，既然是错误的，一定会有纠正的时刻，我得绕开什么然后去坚持什么。思路大致如此，虽然我还不确定细节。
早上朱注拿出一段作文来问我，“不能吃白饭，才算是对得起他们”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不做不劳动的人。他似乎有点懂。我只好更形象点，说不做公务员。他哦了一声，走开了……我仔细想想，这样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也有一些不需要劳动的人，比如上了年纪的人，比如身体不好不能劳动的人，都将他们归类在公务员，是不仁道的。晚上回来，我会跟朱注解释清楚。
好吧，我想解释下这几段文字之间的关系，首先，我认为商品社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商品兜售人需要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而那些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恰好是一些原本就属于公众的物品，包括公共空间、文化什么的。其次，在谁能决定它们可以被出售的事情上，大多数以服务公众为己任的人是不作为的，他们不是一个很好的看门人。最终，商品社会就是伤害公众利益的一个社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件聪明的事，不过，要是你看不到你的脚在哪里，就不能算有多愚蠢。
今天居然下雨了，看来是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好吧，我乐意接受。我对各种初体验向来不善拒绝，只是做惯了体验派最怕只有尝试而无坚持了。我坚持的不多，这点要命。
昨晚朱注跟我聊天，说同学C的爸爸每次都叫他zuzu，发音怪怪的，他不喜欢。我问为什么会提到你呢？朱注想了一下回答说，他爸爸这么叫我，跟我的学习成绩无关。因为我们（和C）是好朋友嘛……好吧，看来朱注在心底里已经认定我将他当个差生看待了。下次我在对他表达某种情绪时，不能过激。
要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该有多好。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但若一个失败的人谈性格恐怕就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了，无论是什么性格，我想都能有人从中受益。譬如那些固执的人，能从固执中坚持着一份自我，就算辛苦也是值得的。另一些随和的人，尝尽各种不顺都从容面对，最终也是喜剧结尾。倒是我这种犹豫不决，前后矛盾，模模糊糊的人，受尽了各种自己认为的罪，只能得到别人认为的悲，谁TM知道哪里有药可救？
也有人说胜利者是可以改写规则的。这话适合于所有的人，也因为如此，我总以为那些侥幸成功的胜利者必定都会改写下游戏规则以保持某种领先优势，问题是，随着这种优势的无限扭曲，给到后人发挥的余地也越发狭小，这可能才是某种人犹豫不决的环境因素吧。
我们经常说改变社会的是某些人在某段时间做了某些事情。人是核心，而事情则可大可小。并不一定都得是成吉思汗率千军万马征南伐北才算建了功业，往往是蔡伦那样改进了造纸术更为珍贵。当然，现代人浮躁的很，降低数个标准级，做些换位思考的事也是值得鼓励的。换句话说，不追求改变社会，只追求能和谐共处。
媒体有报道深圳的公务员走上街头为市民擦鞋，强调一点一滴的行动会是改变社会的动力。这个看似成立的道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想要改变社会或市民的哪些成见？或是成为哪些事情的动力？还是能直接明确的承认街头商贩的合法性呢？或是提升最低收入阶层的薪资标准？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可供努力，一切可做改变的动机最终都将会不了了之。
而北京却更有意思，有新规指出，北京公厕苍蝇不得超过2只。这规定怎么听都觉得过了头。要怎么管理苍蝇的数量，怕是连科学家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吧？莫非北京打算给这些苍蝇们颁发居住证？对于这种拍脑袋作出的量化管理，我倒是建议其制定者们学学深圳的公务员，亲自走上岗位做个一年两年，相信能作出合理点的管理办法。
是的，做好一两件小事的确可以改变社会，或者说能增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有好处的，毕竟，大家活着都不容易，这是一个辛苦的社会。公务员也有烦恼，政策制定者也有瓶颈，且不说广大受苦受累的劳作者了。所以，有改善烦恼的动机本身是好事，但能否做好则更为重要，谁都不想自己做无用功，对不对？
总理说不懂穷人就不懂政治，这话是对精英阶层说的，也从侧面提醒我，做个穷人没什么不好，起码不是非主流。不好玩的是，我这个穷人也不懂穷人，虽然我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会这么穷。
若按照理智而健康的思维去分析，我完全又不该有这个问题，要看我怎么去比较，或者老是关注富豪榜或者所谓的中产阶层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在心态校正上，我总是有意无意的让自己偏执了把，这种差距是人为造成的，谁让你知道那些不该知道的人了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官老爷们拒绝申报财产是相当正当的。
记得之前有一位夫人说过，要想生活幸福就不要去做无味的比较之类的话，这道理人人都听的懂，但要说做起来，还真难。所以我这么不幸，其实也是有客观理由的，也是属于社会的大多数，讨论起来也算是群体问题。无论怎么说，只要个体能与那些有能耐没能耐的判断脱离开，就是个体的一次解放。妈的，我实在不想在受穷的同时，还要被人骂作没本事。
所以，我挺喜欢总理的说话，每次听都是。我想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我特别讨厌“相对论”，不是爱因斯坦的那个，是国人自以为是的真理，哪里有好人，哪里也有坏人云云。这种泛泛的东西不可能被证明是对或错，就像我们忘了本该去坚持一些偏见，大多数时候，在国人眼里，坚持原则被认为是固执的。
朝鲜人绑架了中国人，然后来勒索政府，然后民众们不晓得结果如何，也不知道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即便那些正在讨论此事的人，也难去感同受害人亲朋的那种痛苦。若真的能去体会，估计也只是一种无奈。
我还是喜欢非黑即白的日子。记得某部电影里有句台词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容易辨别是非，但越年长就越发做不到这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我们的成熟就是一种妥协？听上去也太TM悲催了。
这个事让我觉得，“同胞”这个词在中国人身上不太适用。我们没有足够的眼界去包容那些多到我们看不过来的其他人，尽管都生在同一片土地上，讲同一种语言，但却偏偏有各自的生活，对事物有各自的辨别，对人生也有各自的态度。若说在性格上也有近似的部分，可能更趋于明哲保身吧。活下去是唯一的追求，但为什么活或者说怎么活却没人考虑过。
若按我过那种直接点的日子，应该是不会遭罪的，谁喜欢我爱我，我喜欢她爱她十倍，谁诋毁我攻击我，我让它永不超生。这也许会被人误解成极端分子的言行，但人生不该爱憎分明吗？让信任我的人知道我的态度，将会获得更多的信任。而一个背叛你的“朋友”比敌人更令人厌恶。
所以，去TM的什么友邦，见鬼去吧！
从今天开始到6月16号，安庆实施“中高考禁噪”，在限定时间内尽可能给所有参加中高考的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休息环境，在民意上似乎能得到广泛支持。但这种“保护”是否也印证了应试教育的正确性，高分真的能给孩子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人生吗？
这问题本身会有诸多争议，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差生家长的诡辩，而“有意义”本身就是件很难被界定的事，有人习惯性妥协，也有人习惯性抗争，一般来说，懂得妥协的人获利最多，像这些需要被保护的分数一样，似乎全社会已经认定它是个人价值的一种量化。
我们成人有否检讨过我们剥夺了孩子的哪些体会和快乐？接送他们上下学，让他们对街道恐惧，其实是我们不信任这些街道。帮助他们安排周末时间，让假期乏味，其实是我们习惯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想有所改变。再帮助他们如何应试，获得文凭以及所谓的尊重，事实上是我们害怕被抛弃。再以后呢？继续帮着安排工作，给他们一个不用思考如何生活的工具，是我们害怕去面对他们本该乐意面对的一切。
我们这些成人耽误于“假如这一切有人帮我们都安排好该有多好”的假想之中，这种懒惰是今天我们浮躁的缘由。对的，今天我们可以“禁噪”，而谁又去关心过那些整日里生活在噪音里的工人的生活呢？他们是活生生的，是难以改变但又最需要被改变的……好吧，不提他们，假装他们不曾被父母也像我们一样爱过安排过。
我总会悲观的认为，无论我们可以替孩子安排到哪一步，我们终究有离开他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要怎么办？母狮子不会在临死前才去教会孩子们如何捕食，更何况我们这些高明的人类。可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高明的家伙总是在做着一些蠢事。不是吗？
云南巧家的赵登用可能是一个愤怒的青年，但谁又不是？
愤青这个词已被滥用，民粹主义甚至也与他纠缠不清，可怜的是社会观察者们很少关注到最底层的个体，比如我们这种以某种情绪而被强归于“愤青”类别的平民们，仅仅是由内心发出一些或高或低或对或错的牢骚而已，与什么主义什么意识有毛关系呢？
说个轻松点的。最近一鉴宝类的节目拿“干爹”开涮。一嫩模带着干爹送的“昂贵”牌翡翠求鉴定，结果被砖家验证为赝品。小品中最为出彩的部分是此女口中多次提到的“干爹”，怕要触动不少干爹的神经：一则会想若有这样娇嫩的干女儿，也不枉做回干爹。二则也恨的牙痒，有几个干爹肯送出真正昂贵的东西？这事被挑明了，大家以后还有的混吗？干爹表示很愤怒。
微博上还看到一个故事，说某人出门打的与一外表平凡的老人拼车，聊后得知对方是一亿万身家的富豪，于是某人感动的很。这狗血笑话怎么说也不够励志，若真平凡早挤公车去了。若真有钱，拼车为了哪般？亿万身家的人哪里有兴趣在拼车路上与人聊隐私？我的意思是说，人总有一些时候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因为有人喜欢听需要听而已。
不仅如此，我们还喜欢有选择的引用那些说过的话。尽管这个选择是脱离语境，不真实的。但又有什么关系。
看中超，我最同情阿内尔卡，以其世界级的实力来中国赚钱讨生活，可见是看多了CCTV。我同情他不了解状况，不知道在中国赚钱有多难。如果真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那，一定是有问题的。或者阿内尔卡没听过这句话。
周五的上海新德比之后，有媒体给出标题“申花0：0战平10人申鑫”。如果换成“无帅申花逼平10人申鑫”这样的措辞则更恰当。申花无帅这一说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从朱老板接手之后，都是谁在主导申花呢？
以前，也就是在末代甲A那一年，我很希望吴金贵和成耀东能成为中国的弗格森和温格，但这种想象是没有基础的。一则中国人看不清自己的水平实力究竟在什么位置，不懂得国情如此；二来那些自以为花了钱就是大爷的投资人也容不下什么爵爷教授的。大家都在说怎么搞足球，但没一个真正懂足球、爱足球的。至少没明白一点：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才是王道。
所以，我做了一两年的伪中超球迷之后，还是安心的在电视上看看英超更加实惠，反正都离我那么远，在身边的，却是个假的，不看也罢。另一个虽然真，但在大洋彼岸。就算你把整个切尔西都打包拿来，你也与蓝色无关。我想提醒那些喜欢过申花的人，蓝色意味着什么。
不如说英超，不如说阿森纳。我喜欢温格，感觉他命真好。要是哪个中国人买下阿森纳，岂能容温格八年无冠？我们向来不拿专业当回事，但都以为只要是位置就代表着权势。问题是，人家先有那三两三，你有吗？
比如阿森纳在昨晚最后一轮涉险过关，顺利拿到前三。这应该是赛季初就定下的目标。问题是，类似阿森纳这种低开高走的情况一旦在中超发生，谁肯容你熬上三轮、六轮甚至九轮的？早就让你卷铺盖走人了。
这就是中国人的冷血，体现在各个方面。如果说足球真的仅仅是商业，那为什么无数人为之疯狂？这一点，值得所有正在搞足球的中国人好好思考下。不从天性来的，哪里能启动人性？
在爱情中受伤的往往是更相信爱情的那个。只有这种人更重视感觉，也更忠诚于感觉，对灰姑娘与王子式的剧情过于迷信而罔顾现实。这倒也没什么不妥，只要别受伤后就大唱什么伤心情歌。现实生活里总受伤的人也一定是个前伤号，伤愈复出的家伙总能承受新的伤痛，无论是否愿意，怪就怪在佛祖说过，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说湖南郴州一农民工讨薪不得反成被告，辛苦做事没赚到一分钱也就罢了，居然张嘴要钱也能犯法。这事就是说到秦始皇跟前，怕也是没道理的。但如今这世道渐渐有了黑暗小说的模样，有钱能使鬼推磨。说不定这法官也正头晕眼花着呢。
不过，既然上了法院，自有王法公道，群众们不必多虑。唯一能去想想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好吧，你说你是一个长工，那选择给谁做工，总是有你的自由吧？好吧，你说你身不由己，那做长做短也是你的自由吧？不至于做满一个月拿不到钱，还稀里糊涂的继续做下去。你的问题，就是太相信生活很美好。如果真如你想象，做工的人中何苦有你？
说真的，生活不容易，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我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我。“我善待你，你虐待我”才是生活的真相。当然，要说善待也是有的，但那只能对你的亲朋，至于外面的陌生人，能做到不虐待就已经很仁义了。
这故事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总受伤的人势必还会一直受伤下去，而那虐人的人，应该开始走黑路了。这算是诅咒。我知道那受伤的人与我一样想。其实，我也一样容易受伤，表现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