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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

1953年春，重庆市西南税管局宿舍大院。5岁的陈宗周仰着头，看墙壁上的告示，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好多汉字，端详许久，认不全，他猜是人名，然后突发奇想，爸爸妈妈的名字是不是也在上面？很快，他从家里找到户口本，折身返回，比照户口本和告示，一笔一画，最终得以印证，这让他很兴奋。多年后，那张告示榜，成了陈宗周童年最深的记忆。

宗周在上海出生，没几个月大，就跟着父母一路奔波，由上海，经湘潭，过洞庭湖，最终落脚重庆。

陈父一生颇为坎坷，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民国政府做税务官，1930年代末，任四川省富顺县税务局局长，1946年解放战争开打前回东北，任三个省的税务局局长。1948年，跟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1949年没去台湾，之所以留下，一是认为国民党太腐败，身在税务系统更容易看清这一点。二是宗周的弟弟宗光即将出生，一家人不愿奔波劳苦。建国不久，陈父任职西南税务管理局，主编西南税法，还担任西南税务培训班的班主任，为新中国培训税务干部。

陈母是四川人，与陈父在东北结婚。解放后努力干革命，曾被评为全市劳模，还作为调干生，在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念国民经济与统计，那是一套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治理方式。改革开放前，重庆日化系统的工厂建厂工作，陈母几乎都有参与。

父母工作忙，无暇顾全四个子女的学习和生活，长子宗周不得不学会照顾自己。大人没时间管，宗周无忧无虑，跳房子、滚铁环，都玩过。最开心的还是读书。父亲带他去税务局的图书室，他几乎翻遍所有的画本，识字后，常常一个人从住处米亭子跑到解放碑的新华书店，那儿有新出版的单行本苏联小说，他最喜欢讽刺小说。1950年代，正是中国和苏联老大哥的“蜜月期”，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加上权力的“助推”，全国各地形成一股苏联文学热，很好地弥补了当时社会阅读视野狭窄的现实。

宗周7岁读重庆大同路小学，没两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母亲从区委下到工厂做工人。宗周最直接的感受，是不停的换学校换住处，短短几年，换了4所小学和4处住所。有段时间，母子几个住曾家岩，恰好在周公馆对面，房子很好很高档，但很快就被某领导找借口调换，逼到别处，父亲还在农村改造，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父亲被划为右派，只因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考试用人。第二句，不要事事学苏联。第三句，光明伟大的事，不要自己说，要让别人说。1979年平反时，这些说法又被承认是对的，不构成右派言论。可惜，20多年的光阴一去不返。

家庭出身的压力，小宗周也感受得到。同龄娃儿骂他“右派右派，像个妖怪。”他不喜欢骂人，也不知道怎么骂，总不能说“右派右派，不像妖怪”吧？为了维护父母，他跟人打架。只有打，才能回击。日后回忆，他认为赢多输少，毕竟，自己挥舞着正义的拳头。但再正义的拳头也抹不去那道阴影，“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戴在头上有多沉重，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母亲担心儿子上不了初中，跟他讲高尔基的故事，鼓励他自学，还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幸运的是，从重庆实验小学（后改名重庆市人和街小学）毕业后，宗周还是进了重庆四十一中，这所学校后来恢复旧名巴蜀中学，以名人辈出闻名。2013年，巴蜀中学值80周年校庆，推出“杰出校友”名单，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物理学家刘寄星以及陈宗周等数十人名列其上。

不幸的是，陈宗周在班里有点孤立，跟几个走读生勉强聊几句，与那些住读生，则像两个世界，无话可谈。其中，既有出身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更是社会与学校氛围使然。在那特殊的“三年困难时期”，连学校足球场都做了菜园，种牛皮菜，作粮食充饥。可是，还有位同学，居然告诉别人，他家吃荷兰炼乳。现实，比讽刺小说更为讽刺。

同学眼里的陈宗周，是另一副样子。“开学第一天，他在桌上画了一道三八线，稍一过界，他举拳就打。”多年之后的一次同学会上，任育浦还记得这个男同桌很难接触，不敢跟他说话，不过，“他做几何题，辅助线画的非常好。”任父当时是个比较大的干部，在陈眼里，任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没法交往。

他也想有所改变。入团申请书，提过很多次，但是，写简历要与家人划清界限，令他痛苦，感觉备受侮辱。宗周不滑头，不瞒报，有一说一，最后当然没有结果。彼时，陈宗周自觉唯一出路，是努力学习，读高中，上大学。

可惜，生活从不依照小人物设想的道路前进。

1964年夏，陈宗周从班主任手上接过一张“不录取通知书”，一时无法接受，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念叨——“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老师听完，默默无言。说不录取出乎意外，也不合理，只是宗周不愿承认，念念不忘自己是初中部数学竞赛第一名，作文比赛第三名，甚至连长跑都是第四名。

当时的社会，总号召青少年勇攀科学高峰。这种召唤，从小刻在宗周骨子里，抹不去。今天再回忆，他仍黯然，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梦想依然是当科学家。

班主任名叫周天应，后来成了重庆很有名的化学老师，他也多次提醒陈宗周，如果考不上高中怎么办？16岁的陈宗周怎会想到这个问题早有别的答案。

哭了两天，不能解决问题。初三毕业生陈宗周去新华书店买了高中课本，还拉来生死兄弟何健生一起自学。第二年，二人再考，成绩都挺好，但只有何被重庆电力学校录取。何父不像陈父，没被明确的划为黑五类，领导认为何这种家庭可以读书。陈宗周继续自学。说是自学，也不算，一是课本找不全。二是许多知识点理解不了，一个人死抠硬记，学不到精髓，顶多搞清楚高中要学什么。三是还得考虑如何养活自己，补贴家用。

上学的路断了，另一条路不由自主地在脚下展开。

二、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1965年，“工业学大庆”运动依然蓬勃，四川展开石油大会战，相关部门韩信点兵，要求身体健康，有力气，肯吃苦，不问出身。陈宗周们大声高歌“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进了“四川石油钻前二团”。所谓钻前，就是钻井之前，包括修路，平井场，运土石方，这份工作与民工无异，与石油工人无关，要知道，当年全靠人力，没什么工程机械可用。这群年轻人苦中作乐，创造出一个名词：“✕✕工”，既不是合同工，也不是正式工，一个没有身份的“身份”。

半年后，一批表现良好的年轻人，被选入四川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陈也进了205地震勘探队，还是不明身份的“✕✕工”，还是繁重的体力活，但是，哪怕感受到现代科技的一丝气息，也让他们大喜过望，唱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这样的《勘探队员之歌》。

1966年5月，连在校学生都放下了书本，无助的陈宗周默默调整自学方向，从高中课本中抽离，开始自学《电工学》和《电子技术》，甚至请母亲买来一本苏联版的《地震勘探》。稍有余暇，也是在阅读中度过，遇到什么读什么，阅读更多，内容更杂。

慢慢地，在这段岁月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报刊广播中的宣传已失去兴趣，对官方批判的事物，反而格外关注。批判孔孟之道，让他们了解儒家学说。批判“投降派”宋江，让他们读起了《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名著。反击右倾翻案风，让他们对邓小平的“反动言论”佩服不已，甚至对这位实事求是、善于用朴素语言表述真理的领导人，满心崇敬。这些年轻人，在黑暗中叛逆、摸索、前进。

离地质调查处很近的南充石油汽修厂，有几名年轻的汽车机修工，与陈宗周关系好，听陈抱怨无书可读，顿时萌生“洗劫”学院图书馆的大胆想法。想到就做，他们真的闯进藏书室，拿走一批封禁的翻译图书。周先福是领头人，他招呼大家把禁书全数交给陈宗周，还说了一句让后者终身难忘的话：“你以后当了工程师，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书里，有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它教人发散思考，考虑事情不能只有一个方案，要在多种方案中选择一个。《蓬皮杜传》里的戴高乐令陈印象深刻，一个要求选票超过2/3才肯连任的总统，是何等的骄傲和自信……

那段岁月，因为阅读的乐趣，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不再强烈。令人欣慰的是，物质上已有不错的回报，40多元的工资，大大超出周边许多人。

1971年，陈宗周离开地质调查处，回到重庆，在金属冲压厂做电工，靠着自学的电工知识，评到三级工，工作轻松，工资将近50元，而同时期从农村进厂的同龄人，只能拿18元的学徒工资。知识对收入的贡献，显而易见。

此后，陈宗周陆续在重庆第二轻工业学校、重庆轻工局的食品日化技工学校工作，做电工，做电工代课老师，做图书室管理员，读书，写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多年之后，他更加相信母亲说的这句话。

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发生深远变化。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国策。顿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

也是在这段时间，陈宗周通过四川省电视大学电子专业自学考试，拿到了“电子专业”大专文凭，甚至还结婚生子，人生，焕然一新。

三、偶然做了编辑

1982年5月的一个下午，陈宗周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展览，偶然间看到一张手写招聘广告：重庆市科协的《科学爱好者》杂志招聘编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34岁的陈宗周走进藏身科委5楼的编辑部，见到了60出头的曾昭闿–《科学爱好者》杂志的负责人。后来，陈说，曾老师是他这辈子最要感谢的人。而曾老师也在晚年的自述文章中，把发现陈宗周看成工作经历中令人欣慰的重要事情。

此前，陈写过多篇科普文章，有篇谈英国科学家巴贝奇的原始机械计算机，文章在《重庆日报》发表，还意外地拿到16元钱稿费。更意外的是，那个下午，那篇文章改写了陈的一生，使其从70多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两个月后，陈宗周报到第一天，还没坐稳，分管领导赵义熙给陈安排了18个版的任务，超过整个编辑部三分之一的工作量。陈赵两人此时还算“陌生”，起码陈不了解赵。赵老师却通过女儿掌握到陈的情况，赵女苏宁与陈同校同级不同班，这位出身“另一个世界”的女同学，对陈的评价颇为客观：很聪明，成绩很好，因为出身不好，没机会念高中。

曾昭闿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学系，是编辑部唯一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学生。赵义熙念的是育才学校。二人都是老党员，吃过不少苦，经历过大风大浪，对年轻人包容。二人都很照顾陈。曾告诫陈：“编辑出版工作一定要细心认真，稿件一定不要出差错。稿件上一处错误，刊物印刷出来，就会变成几万甚至几十万处错误。”

编辑这份工作，有一定“弹性”，一篇文字的质量，通常由投入时间多寡来决定。这对人的自律性，也是一种残酷的考验和磨砺。在曾的示范下，不出错，是折磨陈宗周编辑生涯的基本要求。

陈也争气，不停地编，不停地写，参与刊物制作的所有流程，组稿、编稿、采访、写稿、校对、排版、打样、印刷、发行、组织活动、搞经营……经验逐渐丰富。1984年，杂志改名《课堂内外》，陈宗周升任编辑室主任，而曾、赵两位前辈即将退休，二老找陈商量。陈自我评估，做内容，他在行，搞管理，他不行。所以，他欢迎新领导。陈对搞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能指导下属做正确的事。对此，二老有点失望。赵甚至提醒陈宗周：“如果有一天，你们关系处不好，你怎么办？”陈想也没想，说，“那我走呗”。

自信和谦虚，一体两面，谦虚是外在表现，自信是内在表现，一旦反过来，就变成傲慢了。以前，赵忍不住会批评陈的这种“傲慢”式的自信，他说，“陈宗周同志，你还是谦虚点吧”。但陈没想那么多，他以为，所有人都做得到就事论事，而且，所有事都可以就事论事。

四、为了生存办《电脑报》

1987年夏，陈宗周突然接到通知，从《课堂内外》杂志调任重庆市计算机普及中心做负责人。这个结局既意外又合理。他第一时间想起陈登凡，电话打过去，那边却哈哈大笑，登凡说，“来来来，我们的蜜月开始了”。

陈登凡是重庆市科协普及部部长，比宗周小4岁，多年来，宗周一直称登凡是他“年轻的老领导”。在一次全国性的青少年科技发明与科学论文竞赛上，登凡是重庆的带队干部，宗周是记者，二人结识，彼此印象深刻。登凡是工农兵学员，学化学，中学基础好，知识扎实。宗周服他，有两点原因，首先，登凡尊重他，他能感受得到。其次，登凡为人厚道，值得欣赏。

登凡是聪明人，考虑到做宗周的领导有一定难度，他找宗周商量，订立出相当明晰的相处之道：第一，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吵都很正常，但所有争吵不过夜，当天就得解决；第二，解决的方法，最好就是喝一顿啤酒。十多年来，两人喝过几次啤酒。有回住在省科协招待所，相持不下，要喝啤酒，一时又找不到下酒菜，只好用泡菜下酒。现在也喝，逢年过节，宗周总会邀请登凡和几个好友到家里喝几杯。

在邓小平“普及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下，陈登凡亲手组建重庆市计算机普及活动中心，做重庆市青少年计算机竞赛，也选拔人员参加全省全国的竞赛，顺便做点计算机设备供应的工作。登凡明白，不能只靠国家拨款搞发展。他想过做贸易，进口计算机到国内销售，但没找到换外汇的渠道，最后不了了之。

宗周到岗后，为活动中心明确了三大工作任务，第一，青少年的计算机普及。第二，全重庆市市民的计算机普及。第三，计算机普及的规律研究。对此，登凡认可，同时强调要有稳定业务和稳定收入。二人合计，办刊办报，能一举多得，满足所有要求。二人设定的目标也很实际，自负盈亏即可。

1988年初，在重庆市科委软科学处支持下，陈宗周争取到一笔调研经费，联合重庆大学，做了5000份问卷，了解家庭电脑在重庆的现状与前景，并成功预测：到90年代末期，重庆家庭的电脑普及率会达到20%。这项研究获得“重庆市科技成果奖”。再做夏令营，有5000人参加。然后配套夏令营，又做营员家长培训班，让家长们直接体验Apple II 八位机的魅力。三件事反馈超乎预期，增强了陈宗周办电脑普及刊物的信心。

1990年下半年，在重庆市科协负责人王华炳和重庆科协党组书记王子源的支持下，《电脑报》成功申报，先以内部刊物形式试刊。等到来年6月，《电脑报》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陈宗周为法人代表，任常务副总编（后任社长），主持日常工作，陈登凡兼任副社长。二陈的“蜜月”，有了胜利果实。

创刊初始，除聂荣臻元帅为《电脑报》亲书的刊头之外，还缺钱缺人。陈宗周找钱找人。缺钱，做培训，办书店。陈为活动中心争取到一块新招牌，“重庆市计算机软件人员培训中心”，培训发证，一年最多能赚20万，一直到1993年上半年，培训业务都是《电脑报》的主要营收来源。缺人，自己动笔写。陈宗周用武楼、于普、家笠、健生等做笔名，“感觉这样可以把自己的队伍壮大一点。”前前后后，他在《电脑报》上写了几十万字。

1992年1月3日，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电脑报》创刊，拿到3万份订单，一年订阅费7.8元，邮局拿走小40%，到手剩14万元，收支不平衡。第二年，订单翻倍，还卖出去十几万套合订本，收支实现平衡。

此后，《电脑报》进入快速发展期，到2003年，这份由开培训班赚到的2万元起步的内部刊物，已成为旗下拥有独资和合资20多种科普报刊、年营业收入4.6亿元、利润6000万元的电脑报集团，单期发行量达70万之巨的《电脑报》，覆盖全国2300多个县市。那一年，《电脑报》社还成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35家试点单位之一，是全国媒体同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对象。

2010年11月21日，方兴东与陈宗周座谈3个小时后，记了一篇2万多字的《影响中国互联网100人-陈宗周访谈》，详细叙述了《电脑报》快速发展的里里外外。陈宗周解释，《电脑报》的快速成功，“是因为顺应了计算机普及的大潮，然后又引领了计算机普及的大潮。”方兴东认为，“《电脑报》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通俗实用，《电脑报》还有一些人文精神在里面，这是它跟其他媒介区别的根本所在。”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每个参与甚至围观《电脑报》发展的人，都有一份不同的答卷。

五、《环球科学》等了34年

2009年4月2日，香港，87岁的杨振宁亲自开车送61岁的陈宗周到沙田车站。当日，二人与江才健（中国台湾学者，《杨振宁传》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共同追忆《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的前尘往事。

1972年7月1日，周总理请杨振宁吃饭，席间，总理问如何提高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杨先生大着胆子提了两条建议：第一，现在中国对基础科学不太重视。第二，在中国要加强科普工作。他还特别提到，像《科学美国人》这样优秀的科普刊物，值得引进和翻译。

1845年创刊的《科学美国人》，堪称全球科普杂志的领袖与标杆。其作者包括爱因斯坦、玻尔等一百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多数是在成为其作者之后，才摘得诺贝尔桂冠。其读者，更是从爱迪生到比尔•盖茨，无数人从中受益。

实际上，杨振宁的建议，周总理明白，只是有些话，他不方便讲，由杨先生开口，事情变得好办。总理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主席点头，总理再推动。两星期后，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的文章，此事有了开始。最终，到邓小平复出，批示负责科技的方毅副总理亲自督理，《科学美国人》的中文版《科学》于1979年创刊，落户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情报所），成为我国最早引进版权的外国期刊。一本科普刊物进入中国，由杨振宁推动，前后三位总理支持，足见其意义重大。

不过，《科学》在情报所的发展不如预期，至2001年，发行量仅4000来份。当年7月，科技部决定将杂志由重庆迁到北京，改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信所）主办。2005年10月，在当期《科学》扉页上，一则公告宣布了美方提出终止合作的消息。

2004年秋天，时任《科学美国人》全球副总裁的迪安·桑德森来到重庆，第一次见陈宗周，二人探讨《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的未来。桑德森的问题是，已在中国落地多年的老牌杂志，如何让最新的前沿科技知识，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得到更有效的传播？陈宗周的问题则是，如何让全球最优秀的科学资源，在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显然，是同一个问题。此时，创办《环球科学》杂志，已是水到渠成。

从科协大厦到情报所，直线距离100多米。陈宗周从窗口往外望，《科学》杂志曾经在情报所的办公室，清晰可见。情报所一度拥有《微型计算机》、《新潮电子》和《计算机应用文摘》等三份响当当的科技媒体。其中，《微型计算机》、《新潮电子》都是情报所与《电脑报》社深度合作的产物。

陈宗周为何敢做《环球科学》？在《百期少年》一文中，陈提出三个理由，“其一，《科学美国人》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发行多年，原主办单位和编辑团队付出了心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其二，中国科技发展已进入自主创新阶段，科技的自主创新需要引进和借鉴，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国内介绍国外最新科技成果，是长期的重要工作。其三，中国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也要借助较好的平台传播出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科技和东方文明，我们需要借船出海。”

《环球科学》于2006年1月创刊，陈宗周担任社长至今。到2011年，杂志发行量突破10万份，成为中国科普纸媒第一品牌。从1972年到2006年，等了34年，《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终于走对了路。

六、都是为了年轻人

2019年4月4日晚，《科学爱好者》杂志前总编曾昭闿老师逝世，享年97岁。第二天，噩耗传来，正在小区散步的陈宗周，呆在原地，泪水涌出眼眶。平静下来，他写了一篇题为《叫我小陈的那位老者走了》的文章，详细回忆他与曾老师相识相交相惜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全是怀念和感恩。

文章写道，“曾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于年轻人的态度。发现年轻人，善待年轻人，积极培养和提携年轻人，关键时候坚决支持年轻人，我从老师那儿学会很多。”

回顾陈宗周作为年轻人的经历，从背负家庭出身的压力，不允许入团升学，到有人指引，凭着自学，走过那段漫长的艰苦岁月，既有被歧视和压迫的不堪，也有被信任、鼓励和成长的感动。对一个以“厚道”来判断朋友品质的乐观主义者来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已成天性。

在2003年之前的《电脑报》，曾出现“24岁现象”。黎和生成为《电脑报》编辑部主任是24岁，廖丹、刘寅斌、李大学、林军、胡喆，也是在24岁左右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与其说陈宗周愿意给年轻人机会，不如说陈宗周体谅年轻人的艰难，这一点，人生没有经历起起落落，可能无法理解与认同。

1999年6月6日，黎和生离开《电脑报》社。当时，这位1991年底加入电脑报团队的元老级员工弃“报”从“网”的故事，由刘韧写成《报人黎和生的Internet抉择》一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影响甚广。但创业不易，黎和生的新事业《现代计算机》杂志连受挫折，发行打不开局面。此间，陈宗周9次约谈，劝黎回归，直到2002年，黎和生才肯答应。二十年后的一个晚上，已成著名投资人的黎和生喝醉酒，打电话给陈宗周，说，“真的，陈老师，我就像您儿子一样，您就像父亲一样关心我。”

1996年夏天，哈工大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林军，在哈尔滨打电话给远在重庆的陈宗周，自称是《电脑报》的读者，希望毕业后加入编辑团队。陈宗周没有片刻犹豫，在电话里表示欢迎。1997年初，还在念大四的这位年轻人，成为编辑部的一员。到年底，《电脑报》新开网络版，林军遂成为这块新园地的负责人，后又出任天极网创始总编辑。几年之后，林军离开《电脑报》，创办科技媒体“雷锋网”，著成《沸腾十五年》一书。

2001年春天，即将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喆，在校园里闲逛，看到成果展中有上届校友在《电脑报》的身影，被打动。这位年轻人也成为“24岁现象”中的一员。胡喆离开《电脑报》后，参与了UCWEB和百度早期的工作。2021年，他与林军合著《沸腾新十年》。

曾昭闿体谅陈宗周的艰难，放手让他磨砺。陈宗周体谅黎和生、林军、胡喆等人的艰难，才有了《电脑报》的成长和“24岁现象”。谁都年轻过，谁都艰难过，年轻人最大的艰难，不是相信自己，而是如何获得成长。必须得承认，每一份艰难，都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甚至命运。

七、尾声

2003年7月9日，55岁的陈宗周卸任《电脑报》社社长和天极网董事长等职。

头一年的10月13日，陈宗周写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当企业家》的文章，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影响，他提到，“我只敢鼓吹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去当企业家，中国也需要更多的企业家。而我自己，还是待在书房里不去当企业家为好。”

他告诉一位年轻人，“不想当企业家，也一直是我的真实想法。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护照上有职业这一栏，我填的是编辑，而不是经理、管理人员等。”

他还说，“现在，我是以一个退休的科技工作者的状态，在工作，在生活。”（完）

手记

稿子写完，请陈老师指点，两天后，除校订事实外，我注意到，他删了几处。他解释，不想这篇文字给任何人造成一丝不便。这样一来，我觉得连文章标题也不够明晰，不能让读者一眼看懂他的故事为何与众不同。

我明白他的考量。的确，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呢？但我担心对他不够公平。他笑着说，“看看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公平了”。他忘了采访过程中自己几度哽咽。

时光流逝，你很难分得清，哪些事真的放下了。所谓“公平”，在时间面前，与许多其他信念一样，不再坚韧。

我写陈老师，理由有三：

其一，2000年之前接触互联网的中国人，有谁没读过《电脑报》？这份内部小报，如何做到全国赫赫有名，其中的艰难，值得了解。

其二，艰苦岁月不仅仅是他的，也是你的，也是我的，有否觉察而已。个人改变不了环境，但起码可以先改变自己。如何走出，靠的又是什么？

其三，《电脑报》、《环球科学》或同时期的其他报刊，无论是引进全球最新知识，还是输出中国式的答卷，其连接与转换的媒体价值，熠熠生辉，其对中国科普事业的贡献，不可磨灭。而今，我们又为什么要做媒体？我们这一代媒体人又当有什么样的抱负或使命感呢？

的确，“使命感”也是一种信念，但在垃圾资讯大爆炸的今天，它是一个奇怪的论调，不合时宜，令人尴尬，让人不知所措。

但有一点我能确认：如果不幸想起什么信念，就该提它一下，也许有作用呢！

朱芳文，2021年6月3日写于北京。

采访、撰稿：朱芳文
图片：陈宗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