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些上海人称我们外地人是“外地蝗虫”，因为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侵占”了他们“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利益。对此，我个人表示很遗憾，因为我们，本地蝗虫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实在是显得我们不够道德。
比方说，我家小孩在上海读书，不是因为我连续缴够多少年的社保，而是靠着拉低本地孩子的人均教育水准而得的一个机会。我能理解这种“侵占”，原本可以吃30元的商务套餐，如今只能吃10元钱的路边摊，任谁也不好接受，对吧？……那谁能告诉我，过去的30元都吃了些什么呢？又有谁能告诉我，我们这帮外地蝗虫缴的社保在为谁服务呢？
我曾试图理解，那种因为出生地而有的优越感是什么样的一种快感，即便是说一句“阿拉上海人”都能令自己陶醉半天，那种感觉应该很棒很美妙，我猜。我也期待自己说“我是东至人”的时候可以更骄傲一点，但心底里却在告诉自己别那么肤浅，毕竟东至不是上海，对不对？或者还是清楚的明白：谁他妈在乎你是哪里人，你有价值才叫重要！
人该被分类吗？也许希特勒没有这样的疑惑。血缘？种族？地域？无论按哪一种方式区分，一定都会有个高下优劣，结果必然是对立与偏见。今天，你可以区分外地人与本地人，明天，你就要区分精英与垃圾，后天，后天你恐怕就没机会参与区分了。
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很有限，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这十多年来，我生活的状态也不算好，但并不渴求得到什么意外的东西。这也是大多数外地人的心态吧。我知道这只是为了生活，像是一种交换，用青春，换一碗可以吃的饭，用努力，换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有什么错呢？难道本地人不需要这样做就可以享受生活么？
荒唐的是，大家都在辛苦谋生，但却不习惯彼此信任，甚至彼此攻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我想从某些局部来回答你，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2000年，我走在上海的任何一个没有路灯的马路，从不担心有人尾随，抢劫和偷窃。2012年车停闹市区，车窗被砸碎，财务被洗劫，警和民的反应不是节制犯罪，而是互相安慰说，没办法的，车里不要放东西，下次自己小心。
2000年，在上海，人走人道，车行车道，是约定俗成，我骑车在路上，非机车道分明，机动车不会开在非机动车道，反之亦然。2012年，上海已经没有车道，只有马路。
2000年，在上海地铁里随地吐痰是不可思议的行为，2012年，在上海地铁里随地便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2000年，上海户籍人口1673.77万人，外来流动人口387.11万人。
2011年，上海户籍人口1412.10万人，外来流动人口935.36万人。
上海土著，一对夫妻大多生一个，6个人的收入养一个人，
外来流动人口，一对夫妻至少生2个，超生无成本，1个人的收入养9个，
造成的是40%的外来流动人口，占用了上海52%的义务教育资源和63%的就业岗位。
1997-2000年，外来人口犯罪基本稳定在600人内，占全市占犯罪总人数的74.79%。
2001-2006年，外来人口犯罪突破2000人，占全市占犯罪总人数的76.25%
这是绝大多数上海人可以给到的答案。
首先感谢你愿意来这里回复我的文字。
恰好，我正是在2000年初来到上海，可惜，当时工作在郊外的沪太路，没能看到你描述的人走人道、车走车道的规范社会场景。
作为外来人口，我结婚近9年，惭愧的是，到现在也不敢生第二个孩子，生活成本太高，无力负担。
你说的其他情况，因为我没有切身体会，怕也不能与你讨论。
从心里说，我愿意也希望你能重新生活到你所描述或期待的那个时代、那段生活。
但残酷的是，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
今天，上海有理由不喜欢外地人，外地人也有理由为自己的利益争取什么，难道说这里有错与对么？
我相信，你也希望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自由吧？
回到现实，从你的措辞里，我试着猜测，你是不是也有几个关系还不错的外地人朋友呢？如果恰好那个人就是占海特的父亲，你是不是会多点同理心去站在他的角度思考一番呢？
我们都知道，那没有答案，中国还不会出现普通人改变大制度的先例，何需担心？
但对外地人来说，只要上海朋友愿意多理解一点，似乎就足够了，并不需要物质上的什么。
回到你说的数据上，我愿意这里理解：原来价值100万的公司被做成了100个亿，员工增多了，但平均收入也提升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希望最后的100亿只分给最早创业的那批人，你说呢？
好吧，生活还是有美好的，祝你一切如意！